由孔子编著、张广明和张广亮释评的这本《中国伦理第一书：孝经》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的释评。本书以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并参照他本对个别字词作了轻微改动。本书的重点放在解读上，用通俗化的语言对原文所包含的深邃思想做了“古为今用”的解读。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在唐代就被尊为经，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历史上对传播人伦纲常、维护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对今天的人们，也不失为规范自我思想行为的准则。

本书《中国伦理第一书：孝经》是《孝经》的释评本，由张广明和张广亮释评。

《中国伦理第一书：孝经》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孝经序／1

孝经原文／1

孝经释评／9

 开宗明义章第一／10

 天子章第二／23

 诸侯章第三／29

 卿大夫章第四／35

 士章第五／41

 庶人章第六／47

 三才章第七／52

 孝治章第八／59

 圣治章第九／69

 纪孝行章第十／82

 五刑章第十一／88

 广要道章第十二／95

 广至德章第十三／103

 广扬名章第十四／113

 谏诤章第十五／118

 感应章第十六／126

 事君章第十七／136

 丧亲章第十八／144

附录：二十四孝文／155

【原典】中於事君，终於立身。

【邢疏】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备，扬名荣亲，是终於立身也。

释评：要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

中国的孝观念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地由对父母的孝扩大到对君王的孝(忠)，这一过程就起始于《孝经》的“中於事君”这一思想。而细究起来，每一思想的产生、形成、成熟到形诸文字都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孝到忠的发展和完成过程也不会例外。因此，在从孝到忠的实际生发、传承和形诸文字的过程中，肯定是先有这一思想，然后才能形成《孝经》上的文字的。事实上，在古代的宗法制社会里，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事与国事是不分的，也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在那时由孝扩展到忠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在后来的传承过程中，忠君被视作大孝这一思想被渐渐地扩大化了，到了后来，更成了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虽然这一思想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对于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的正面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自从忠君是大孝的思想形成之后，因忠君而死的忠贞之士的事迹就屡屡见于史书了，如刘宋晚期的袁粲父子。

在刘宋的晚期，大臣萧道成逐渐控制了朝政，他图谋代宋的野心也日益明显起来。大臣袁粲和王蕴、沈筱之、刘秉等密谋商议，决定除掉他。袁粲还打算将这一计划告诉与萧道成关系甚笃的褚渊，大家都以为不可，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但袁粲说：“褚渊虽然和萧道成关系很好，但绝对不会容忍萧道成谋反的！”于是他就将行动的计划告诉了褚渊。

然而。褚渊最终却泄露了秘密。这导致了刘秉、王蕴、袁粲他们在建康起兵的失败。情急之下，刘秉翻城逃走了。袁粲则留下来坚决守卫石头城。袁粲对儿子袁最说：“我知道独木是支持不了大厦的，但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作为人臣是不能不尽忠的。”

萧道成手下的人很快就翻越城墙攻了进来，儿子袁最勇敢地用身体挡在父亲的前面，结果，父子二人皆被杀害。

百姓为他父子二人举哀，编成歌谣唱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赞扬袁粲死得有骨气，并鄙视褚渊的无耻行为。

其实，仔细想来。煌煌一部中国历史，讲述的就是忠奸之间的斗争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更是以忠奸作为标准，将历史上的人物划为两大阵营；这也是当年曹操虽然取得了客观上的胜利并做了很多好事，但至今仍不能为众多的中国老百姓所认同的主要原因。

而儒家要求的所谓“终於立身”，即是指“忠孝皆备，扬名荣亲”。也就是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来磨砺和修炼自己，以达到真正立足于社会的目的。

【原典】《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邢疏】大雅至厥德。夫子叙述立身行道扬名之义既毕，乃引《大雅·文王》之诗以结之。言凡为人子孙者，常念尔之先祖，常述修其功德也。

释评：《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过：“你能忘记你祖宗的德行吗？如果你要追念祖宗的德行，那你就得先修持你自己的德行，以继续他的德行！”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敬重祖先的民族，《论语·学而》中就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样的论述。《诗经·大雅·文王》中也有“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这样的句子。这个句子里的“无”与“聿”都是语气助词，没有实在意义，而“厥”是代词，相当于“其”，这里指代文王。

子孙承父志、承祖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孝道所提倡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所谓“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可谓孝也。”南宋诗人陆游曾在《示儿诗》中说：“王师平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在诗句中陆游希望他的后人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志。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当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父祖的每个遗志后人们都去完成；但是，有的父母确实有未完成的事业需要儿女们去接着完成，这是儿女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般来说，这样的父志往往都是比较大的事情，需要儿女们接着去做的。当然也可能只是局部的事情，或者只是与个人的家庭相关的事情。然而，只要是有益于社会的，就都应该去实现。如果是狭隘的、自私的，或者是非法的“父祖之志”，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事实上，如果真的能继承前人的遗志，守住前人的成果也真的是莫大的功德。例如西汉的相国曹参与汉惠帝就是这样的有功德之人。

曹参本是沛县的一名小吏，当年跟随刘邦起义，攻城夺地，“身被七十余创”，是一位勇猛的战将。曹参和萧何本来关系很好的，可等到萧何当上了相国，因为两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产生了隔阂。可是萧何临死的时候，却偏偏向皇帝推荐曹参接替了相国；而曹参在山东老家一听说萧何死了，马上就叫人准备行李动身，说自己要去当相国了。

显而易见，这两个人的自知、知人之明，都是非同一般的。曹参一当上相国，便找了一些老实厚道的人当下属，把原来那些精明干练之徒全都赶走。随后就什么也不干，只是“日夜饮醇酒”，不分昼夜地喝起酒来。

其他大臣看曹参整日饮酒，太不务正业，就想劝劝他，可是刚一开口，他就强拉人家一起去喝酒，把他们灌得个不亦乐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汉惠帝看到曹参这副样子，也很不理解。然而碍于他是高帝时的功臣，又不好直接责备。

于是惠帝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他回去问父亲：“高帝刚去世不久，现在的皇帝还年轻，您当了丞相，整天喝酒不问政事，是不是嫌弃皇帝少不更事，不值得自己辅佐呢？”惠帝吩咐完曹参儿子后，又叮嘱他，不许说是他让问的。

儿子回去问曹参，可话还未问完，曹参就把儿子打了二百鞭子，发怒说：“国家大事没你说话的份儿！”

惠帝没有办法，赶忙去曹参家里，承认说是自己让问的。曹参这才免冠谢过，问惠帝道：“陛下您自己觉得自己比起高帝来如何呢？”

惠帝说：“这我哪儿敢比呢？”

曹参接着又问：“那么您看我比萧何相国怎么样？”

惠帝说：“似乎您比不上他。”

曹参这才接过来说道：“陛下之言是也。且先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到这时才明白了曹参的良苦用心。

曹参为相三年，老百姓歌颂道：“萧何为相，顺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P19-22

在中国有没有这样一部书？在这本书中规定了作为一个人，如何做才能正大光明地立于天地之间；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有！这部书就是《孝经》。正是这部书影响了中华文化两千多年！

《孝经》是儒家最根本的经典——“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了“五经”之说，即《诗》《书》《礼》《易》《春秋》。汉末又增加了《论语》和《孝经》，并称为“七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用于开科取士。到了唐文宗李昂时，在九经之外又加入了汉代已列入“经”的《论语》和《孝经》，并增补《尔雅》构成了“十二经”。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这样就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儒家十三经”。

《孝经》的作者早期传说为孔子，但是到了南宋时期，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的附会，此后多有人对此考证，并逐渐取得共识，正如清代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的，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

在“儒家十三经”中，关于《孝经》的版本争议是比较少的。但如同儒家其他的经书一样，《孝经》一书也有今、古文两个版本，这在《汉书·艺文志》中皆有著录。

今文本《孝经》十八章，传说是秦朝“焚书坑儒”时由河间人颜芝所藏。汉惠帝以后，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给了河间献王刘德。根据《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今本《孝经》由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各有名家。古文本《孝经》共有二十二章，孔安国曾经为之作《传》。

由于今、古文《孝经》文字接近，差异不大，所以在汉代一并流行。据《隋书·经籍志》中的记载：“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刘向整理的《孝经》，定为十八章，基本以今文为依据，不过也参校了古文的部分内容。

东汉时经学大师郑玄为《孝经》作注，所注的就是经过刘向整理的通行本。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版本的《孝经》及郑《注》、孔《传》都在社会上得以流行。

到了唐代，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孝经》作序并注解，这引发了群臣对《孝经》的极大关注。所谓皇帝注经，未必是亲自动笔，但足以说明对《孝经》的足够的重视。唐玄宗的注释以今文为主，并“颁于天下及国子学”，于是，孔《传》与郑《注》便在社会上逐渐消亡了。

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1年)，朝廷命国子监祭酒邢罱为唐玄宗的御注作疏。此注、疏都被收入到了《十三经注疏》中，从此，成为儒家经学的正统。而这个本子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

本书以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并参照他本对个别字词作了轻微改动。在具体应用时，像国内许多古籍出版单位在出版释评时所采用的手法一样，直接选取邢禺原文的疏，而舍弃了底本中的大量集注。本书的重点放在解读上，用通俗化的语言对原文所包含的深邃思想做了“古为今用”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多有借鉴、使用前人及当代大家们研究成果之处，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远在宋朝就有人感慨地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人做人做事有责任、有担当，都与孔子宣扬的儒家文化有直接关系，而更与这部《孝经》有莫大的关联。孝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优良文化传统。历史上，无论社会是如何地变幻，也无论中国人民历经了多少的磨难和彷徨，孝道始终是人们所坚守的。所以，今天我们重读《孝经》，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意义。

张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