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关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嗣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沃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自然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我往往须当一两票当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地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我想我或者早巳成个“阔老”了。
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我遇到极大的困难；当了当再赎出来，正合“裕民富国”之道，我也就不悦不怨。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地把胜负交与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我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者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象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
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
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
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做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疸。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我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夜间，我做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巳死去，可是清清楚楚地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
“先生”是位太医院的，给我下得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头发已全体与我脱离关系，头光得像个磁球。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
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做；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
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太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五十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自然然地放下了。挣的钱少，做的事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
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上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劳；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二十三，罗成关”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P29-31
这简直画出了一幅中国社会写真图，而且是立体的，全息的写真图。由表及里，让人笑完了透心儿凉。
——苏叔阳
将口语“诗”化，从生活的平凡处提炼出诗，更是一种诗的才能。
——赵园
《茶馆》像一条很广阔的河流，非常之流畅、朴实，也非常之深。
——于是之
中国历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老舍的一生颇多与众不同之处，他本人又是一位刻意追求个人独创性的作家；于是，他那特殊的经历以及由此铸就的独特的性格为人，在作品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富有个性特征的创作风格，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业绩。
在阅读老舍的作品、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顾、追踪他那艰难的人生跋涉与曲折的艺术追求……
1899年2月3日，老舍诞生于北京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庭。父亲是名隶属正红旗满洲的守卫皇城的护军。在老舍还不满两岁时，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父亲在保卫京畿的巷战中阵亡，一家老小靠着目不识丁、性格倔强的母亲充当杂役和给人缝洗衣服的微薄收入为生。
来自社会底层这个基本事实，使老舍的创作道路和文学业绩具有许多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特点，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根本所在，因此也理应成为我们认识、分析、评价这位作家的出发点。
老舍是在一位慈善家的热心资助下，才获得上学受教育的机会的。这个由别人提供的机会，就老舍而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当他1912年小学毕业时，周围的亲友一致认为他应该去学手艺挣钱，好减轻家庭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理应这样做，却还是毅然做出了继续升学的决定。这完全是他个人主动做出的选择。这个愿望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然和他个人性格上的坚强和明智分不开；而潜藏在个人愿望后面的——尽管他本人当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是被压在社会底层者渴望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卑微处境的朦胧要求，是他们对于旧世界及其安排的不合理秩序的自发抗争，以及旧有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以后，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寻找生路的努力。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迅速成为北京小学教育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对于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在短短几年里达到这般地步，应该说是年少得志，令人不胜钦羡的了。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学界”，它的一些基层教育机构，大多为遗老遗少、“圣人之徒”所把持，乌烟瘴气，污浊不堪。于是，老舍毅然辞掉劝学员职务，宁愿安贫受窘过清苦的生活。这是老舍生活中一次更值得重视的重大转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比这些要充实有益、崇高远大的人生。
这种转折，同样表现在他的艺术爱好的变化上。在师范学习期间，老舍喜欢古典文学，“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老舍选集>自序》)，还得到过师长的赞赏。1923年初，老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一篇虽然幼稚，却完全不落窠臼、立意新颖的作品。
1924年，老舍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在那里整整住了5年。新的生活经历，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深化了他对于人生的理解。他还亲身感受到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华侨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两者都使他更紧张地思考着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前途，进一步激发起他对于文学的兴趣，而且直接唤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1925年，老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他在三四年时间里，一连写成三部长篇小说。孤独一个人旅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使他经常沉浸在往昔生活的追忆之中。他产生了借笔寄托这种思念的想法。所以，一些在记忆中重新复活过来的人和事，涌进了他的笔端，成为作品的主要素材。
《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赵子日》写的是20年代北京大学生的生活。《二马》的故事发生在伦敦，但作为主人公的马氏父子仍然是北京味十足的地道中国人。小说的题旨“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我怎样写<二马>》)，对于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中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因循苟且的民族心理作了尽情的揶揄，同时又为海外侨胞所受到的民族歧视深感不平。构成老舍全部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像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愫，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底层群众的道德标准和市民社会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彩的北京景象和市民形象，幽默风趣的笔调，在轻松的嬉笑中蕴含着沉痛的命意，朴素的写实手法，活泼的文笔，清脆的北京口语……在这些作品中都已经清晰可见了。三部小说相继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即得到读者的注意和赞赏。
1929年夏天，老舍结束了英国的教学工作，绕道法、德、意回国。为了筹措旅费，也为了看看南洋，中途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在这个时期，老舍写就了童话体小说——《小坡的生日》。作品写到了中国、马来、印度等东方民族的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寄寓着“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理想(《我怎么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不是老舍的重要作品，但相隔半个世纪，新加坡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当地的人士仍在赞叹它“深藏在儿童故事中的各种对新加坡社会的真知灼见和准确的预言”，认为这是一部“立意要挖掘出一些重要的南洋华侨与当地社会问题的作品([新加坡]王润华：《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
老舍于1930年春天回到久别的祖国。同年7月起，在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的山东大学教授。在两所大学先后开设了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方面的多门课程。教学之余，老舍继续从事创作。
30年代以前，老舍虽然也间或写过短篇小说，但较多地创作这类作品，开始于30年代初期。他最初有过“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的想法(《我怎样写短篇小说》)，像《热包子》等篇什，的确留有“写笑话”的痕迹。但稍后的多是一些寓意丰富的作品，像《上任》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的丑恶本质。他的短篇，从取材到表现手法，都比长篇创作中有更多的尝试和开拓——比如除了严格的现实主义以外，也有一些采用象征、意识流等手法写成的作品，像《断魂枪》等，是不可多得的精美之作。
这个时期的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大明湖》(小说底稿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始终没有跟读者见面)、《离婚》以及代表他这个时期最重要创作成果的《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40年代译成英文，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50年代改编成话剧，80年代又改编成电影，更扩大了影响。创作《骆驼祥子》前后，老舍还写了同样取材于城市底层生活的中篇小说《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用的是抒情、象征的笔调，很有诗情画意；《我这一辈子》是白描式的写真，勾勒出晚清以来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风貌——它们和《骆驼祥子》一样，都没有早期作品中那些笑料和逗乐，甚至也没有含泪微笑的幽默，而是突出了对于现实的严峻的态度。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创作精力旺盛，表现出了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成就。
《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还没有连载完毕，抗日战争的炮声已经回荡于神州大地。济南沦陷前夕，老舍抛下妻子儿女，只身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鉴于老舍在文学事业中的成就和地位，又考虑到他与不同的文艺派别都有所交往，经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提议，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起了主要负责人的作用。抗战8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事实很快证明：这一提议与推选，是十分得当的。
1939年6月，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在近半年时间里，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文协”的负责人，老舍又经常与郭沫若、茅盾等共同商讨，互相配合。通过与革命力量、革命作家的密切接触，自己又参加了实际的文艺斗争，他的精神境界开阔了，斗争经验丰富了，政治态度也随之激进起来。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激流的冲击下，老舍从一个不介入政治斗争、埋头写作的作家，变成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抗日和争取民主的自觉战士。这些变化都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1942年，老舍完成长篇小说《火葬》，“他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我怎样写《火葬》)。1944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市民的苦难和抗争。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协助别人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虽然身居异域，他同样关注着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正在到来的历史巨变。
抗战爆发后的十余年间，老舍在文学创作上除长篇《四世同堂》外，未能取得与在这以前的十余年里相媲美的成绩。但重要的是，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动相一致，他的生活和思想多有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在民族解放的激流——先是抗日战争，然后是解放战争一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亲身经历，克服了曾经长期存在的对于任何政治行为的厌恶，与对于革命的保留误解等偏颇。这些都为此后创作的新的突破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3日，老舍就从美国启程回国，12月9日，抵达天津。和1930年的情况不同，这一次迎接远道归来的游子的，是解放了的新中国。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他新的创作激情，进而改变了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态度、他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基本倾向。1951年初，话剧《龙须沟》上演。作家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历尽动乱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泰民安享太平”这个千百年来平民百姓最大的梦想，终于开始成为现实了。作品还表现了社会变革在这些被压迫被侮辱者的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在精神上也开始站立起来了。话剧《龙须沟》被公认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坛的重要收获，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由此，老舍的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时期——数量多，思想和艺术都达到新的高度。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在全国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文艺团体、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担任一些职务，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等活动。但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被誉为“作家劳动模范”。
老舍晚年的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它们都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中反映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欧亚一些国家演出时，以其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征服了外国观众，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德国]马尔蒂那·蒂勒帕波：《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和《正红旗下》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前者更多地显示出讽刺的锋芒，不时爆发出如火的愤懑和严正的斥责．后者往往夹杂着谐趣，或嬉笑，或怒骂，都能涉笔成趣，耐人回味，他的幽默变得更加深沉和含蓄，进入化境。《茶馆》、《正红旗下》与稍前的《龙须沟》一起把老舍的创作推向一个比30年代中期更高的高峰。
然而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顺利。早在50年代初，《龙须沟》虽然为老舍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但在舞台演出中与改编成电影，都作了不符合作者原意的改动。奉命写作的、以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完稿后，送有关部门审查，因为有的领导认为“老舍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而无法投入拍摄。从50年代中期起“左”的思潮对于文艺界的干扰日益严重，给老舍及其创作也带来越来越多的磨难。《茶馆》1958年、1963年的两度演出，尽管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却又不时传出缺少反映革命力量的“红线”之类的严厉指责，致使演出都以热烈轰动开始，悄悄收场了事。酝酿许久，完全可以成为又一部传世之作的《正红旗下》，又因为有悖于所谓“大写十三年”(即必须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左倾论调，写了八万字，就被迫搁笔——两次动笔，两次都因客观原因，只开了个头就中断了。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憾事，更是中国文坛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此种种，不能不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道道伤痕。最为严酷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混乱中，遭到失去理智的红卫兵粗暴野蛮的“批斗”之后，老舍于1966年8月24日自沉于北京太平湖。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国家民族的爱国者，孜孜不倦地从时代的风云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并与之一起跋涉前进的真理的寻求者，终其一生都在给人以喜悦和欢乐的“笑匠”，新中国忠实热忱的歌者，为社会主义文学增添光彩，正处于新的创作高峰、还有很大的艺术潜力的作家，就如此突然又悲惨地终止了笑声和歌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和生命！
老舍以一个巨大的“！”作为自己一生的终止号，同时在后死者的心中唤起一个又一个难解的“？”：他做出这般断然的决定，是完全偶然的，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是因为愤怒还是委屈？是为了显示抗争还是出于绝望？仅仅是对于突然事件的紧急反应，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解脱？主要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使然，还是主要出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不管世人如何理解评说，这颗文坛巨星就如此悲惨地陨落了。幸好任何一位杰出作家的生命都不仅存在于个人的躯体，更寄寓在他的创作成果之中，使他能够超越自然的限制，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老舍及其创作发生更大的兴趣，有了不少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理解与新的评价。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他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光辉业绩，已经成为读者和评论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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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将带大家欣赏老舍先生的作品。
《茶馆》像一条很广阔的河流，非常之流畅、朴实，也非常之深。这简直画出了一幅中国社会写真图，而且是立体的，全息的写真图。由表及里，让人笑完了透心儿凉。将口语“诗”化，从生活的平凡处提炼出诗，更是一种诗的才能。
本册将带大家欣赏老舍先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