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编著的《人间随喜》尤为难得之处在于，作者无论观察社会，针砭时弊，还是描摹世情，兼说文艺，皆从中国传统的母体出发。他寄身传统二十余载，终能与之相感相亲；于是他谈传统，能真切，能动情，能与生命相激荡，与现实相对应。他还原出我国传统最为光明且亲和的一面，如日出山谷，气象一新；如乡音悦耳，安稳人心。

薛仁明编著的《人间随喜》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两岸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因目光犀利或直中心怀，逐渐引起热议，影响不俗。

《人间随喜》分为六辑：“躁郁时代”、“台湾现场”、“志士修行”、“礼乐文明”、“文化兴邦”、“教育之道”，令人叹服地指出当今知识分子受困于理论牢笼、整个社会困顿于产业膨胀的现实及其深层成因，并指出这些问题如何造成精英阶层与民间大众的脱节，如何又殃及教育疾重疴沉；同时，作者又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命实感，给出走脱困境的可行之路，他的文字以士者情怀，允诺了一个安稳的现世，喜气的人间。

代序 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

楔子 《人间随喜》缘起

壹 躁郁时代 ［时代流弊，在于人心］

 ［躁郁］躁郁时代

 ［空言］现代学者太多，行者太少

 ［乖戾］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

 ［倨傲］请慎言“启蒙”二字

 ［迂执］一以贯之──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

 ［骄吝］才情之外，才情之上

贰 台湾现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政界与社会］当美丽宝岛变成了综艺岛

 ［体制与现实］不患寡而患不均──从陈光标谈起

 ［精英与民间］隐性台湾与显性台湾

 ［民间与传统］星云法师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学界与文脉］中国文化在台湾

 ［时代与青年］黄仁宇与宅男

 ［教育与教改］“零体罚”与台湾教改

叁 志士修行 ［自心光明，是谓志士；对应生命，是谓修行］

 ［元气］万象历然──关于文艺

 ［欢喜］只因那光明喜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

 ［朝气］晚九朝五

 ［兴志］独占一枝春──从梅花谈起

 ［清澈］孔子的明知故犯

 ［气度］孔门第一护法

 ［格局］堂堂汉家岁月

肆 礼乐文明 ［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

 ［人世静好］何谓文明

 ［文明成毁］华夷之辨

 ［乐著大始］“乐”

 ［清严本真］凡中国乐器，皆是道器

 ［人情之美］台湾的传统底蕴

 ［唯诚唯敬］敬字亭与文化底蕴

 ［四时祭仪］祖父祖母，皇天后土

 ［沉静清和］法隆寺的黄土墙

伍 文化兴邦 ［游于艺，志于道］

 ［文脉接续］文章华国

 ［天心人意］无心，以成其大──关于书法

 ［平淡天真］纷纭天地，寂寥宇宙──倪再沁老师与台北当代艺术馆大展

 ［温柔敦厚］帮胡适说几句心里话

 ［存神忘形］笑忘三国

 ［文化土壤］关于两岸读经

陆 教育之道 ［使其虚心，使其滋养，使其扩大］

 ［师生印心］重建师生关系

 ［为人师表］当个神清气爽的老师

 ［端正寅畏］知所寅畏，始可言教

 ［尊师重道］“讲座”与“演讲”

 ［兴味盎然］游春涉险——关于阅读

 ［自在中学］薛朴“留学”

 ［颐养性情］食养山房，唱京剧

 ［耳濡目染］二丫头读三国

跋 我的书，我的老师

编后记 何以安心，何以为家

那回，夫妻闲聊，内人言道，昔日读高中时，翻个报纸影剧版，都还怕旁人笑话；没想到，倏忽不及三十年，现今学生，若没看影剧消息，不聊八卦，不熟悉那帮耍嘴皮之综艺主持人，反倒都成了旁人笑话。

我呵呵一笑，道，这就是台湾奇迹。

笑罢，忽又惆怅，不免愀然叹道，也休怪学生不长进，那是成人世界豢养出来的。

尤其，李登辉。

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台湾进入了“崭新”时代；新时代里，李登辉以“自由化”、“国际化”为名，开始“全盘美化”。在一片“美化”中，打从婴孩起，新生一代，就习于第四台全天候的迪斯尼卡通，就习于跨国企业麦当劳的美式口味；稍长之后，吃美国牛肉，啃美国苹果，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起，就争先恐后学着美语。这都不打紧，打紧的是，他们开始接受政府强推的美式“教育改革”，开始读美式翻译小说，看好莱坞式电影，听美式流行音乐。更打紧的是，他们已习于美式资本主义的物化生活：除了消费，还是消费。消费主义下，要不购物，要不娱乐；于是，资本主义用电玩动漫，用职业球赛，更用光彩绚烂既炫又耀的所谓影视明星，豢养着他们，也麻痹了他们。这些“娱乐”，极耳目之娱，极感官之刺激，从根本处，沁其心脾，夺其魂魄，成成功功彻彻底底，改造了他们这一代。

因此，十八年前，我在校园内教书，留心着学生阅报，当时，还颇有关注国内外新闻者；他们读报，仍然胸中有丘壑。而后，在资本主义浸润之下，才十多年，丘壑已尽成沼泽烂泥巴，进也不成，退也不是，他们陷在原地，动也不能动，人道是，“宅男宅女”。于是，“宅男宅女”已基本不看报；纵有，浏览体育新闻，浏览影剧消息，足矣。

变化如此翻天覆地，影响所及，当然不仅是年轻学生，即便是担负教育重任之教师，也难以幸免。如是我闻，十多年前，在校园内，尚有教师写着书法，看着戏曲，彼此交流些颇有分量、必须认真阅读之书籍；还记得，有位同事，得空便看，开会也看，看那十册厚厚的《资治通鉴》。当时同事聊天，有真实感，有学习叩问之感。而后，随着台湾“民主化”，随着“教育改革”，校园生态，从此丕变。教师开始疲于奔命，日益忙迫；授课及辅导学生之余，更有开不完的会议与填不尽的数据报表。细琐无聊之事，铺天盖地；倦极累极，仅剩之闲暇，便几乎只能个个挂在电脑桌前。他们基本已不读书，纵有，具话题性可赶流行的那一两册之外，真要看，轻薄短小，甚或漫画绘本，足矣。

不读书，也不打紧。若有办法读天地之大书，直接从自然山川，直接在人间世情，眼观耳听，真切体会，然后自成学问；那么，不读书本之书，其实，完全无妨，反倒是，更胜一筹。然而，今日教师，几人有此气魄？

该怪这些教师吗？非也。君不见，近年来台湾校园迅速之综艺化，有多少毕业典礼，有多少校庆活动，诸校之长，竞以新潮酷炫之噱头，讨好学生，更博取亮眼之新闻版面。既然，校长如此汲汲于综艺，相应地，教师自该置身于时髦，又何暇读书？书读多，人深刻了，反倒与整个轻薄时潮格格不入，又何苦来哉？

那么，要怪这些校长吗？别，别──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有样学样，上行下效罢了！君不见，台湾每年之跨年晚会，各级政府铆足全劲，带头以巨额公帑，想方设法，邀请那些影视明星及耍嘴皮之主持人；这帮人在聚光灯下，轰轰声响中，堂而皇之，都俨然成了全台中心。更有甚者，君不见，美国那位极标新立异之能事，集光怪陆离之大成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新近来到台湾作唱片宣传；且不管她是否伤风败俗，也不管将对教育造成多少负面影响，至少，这等原系唱片经纪公司牟利之举，台中市政府竟也见猎心喜，不仅引为头等大事，甚至还动用公资源，由“文化局长”领军，亲自向多家企业募款，款项还至少五十万台币！噫！政府“追星”媚俗至此，那么，一校之长碌碌于综艺化，又孰曰不宜？

至于那些校长的上司的更上司，譬如台湾最高领导人，早在当年李登辉为求耸动视听，开始在造势大会巧装异扮时，谄媚讨好之风，便已大行其道。其后，陈水扁扮演“超人装”，摇身一变，又成了五月天的超级粉丝，凡此，也不过是“李规陈随”罢了！流风所及，即使再“循规蹈矩”、再“温文儒雅”如马英九，也都只能“乖乖”地上小S节目，再与王力宏同台共欢了。P39-41

编者：本书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躁郁时代》，写作缘起是作者与您在台湾的一场对谈。这篇文章似乎敏锐地摸到了当今的时代症候，因为躁郁不安是时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像流行病一样几乎波及每一个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谷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讲，人心之所以躁郁，是因为所求未遂；所求不能达到，自然产生焦躁。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是因为社会对于欲求给予的是鼓励态度。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时代氛围，都认为加法是天经地义要被肯定的。究其原因，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发达，不只是当今处在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发展，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勃兴以来，对人的欲求就一直作正面的看待，使其变得越发天经地义。可是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躁郁。

欲求膨胀，在西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在西方，虽然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于历史上冲突不断，但每当人的地位被放大，神和原罪系统都会起到制衡作用，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力量。因为观照到原罪和人自身的不足而产生的谦卑，一定程度上始终是西方非常根柢的性格。而在中国，由于西方文化居于强势，西化即被等同于现代化，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化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浪潮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宗教机制和文化土壤，再找不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话，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无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多少弊病，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那么该怎么办？一方面，是从大的方面，即社会机制的改造人手；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时代环境里抽离出来，回到“不与万法为侣”的主体，做到自足——社会还没有压缩到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当社会所有的机制和思想都在肯定外求的合理性，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网络里生命才有意义的时候，其实你永远拥有生命的自由，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安顿。

所求未遂导致躁郁，如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也是欲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就会带来心理失衡。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酸腐，会愤世嫉俗。会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欲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了心理落差。最近在大陆，机制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也有其正面功能；但机制的改造和人心的观照，这两方面应当取得平衡，过分聚焦一个，都可能适得其反。

编者：您讲到知识分子，就关涉到本书引起热议的一篇文章，《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文章指出大陆知识分子过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但立即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效应是，这些人越大声疾呼，心态就越不平衡，结果可能是离他们理想的安稳社会越远。

林谷芳：对这篇文章，其实我有些保留看法。仁明比我有更多儒家的味道，所以他笔下会倾注更多的社会关注；为了强调他自己的观点，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还是用了一个全称的语气——“大陆知识分子”，这也是为什么该篇文章在大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但抛开这一点，把它当做多数样态来看，那么大陆知识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议题，比一般常民百姓要广。按理说，应该是看得越广的人，心胸也越宽阔。但如果关注的议题很大，甚至无限延伸，而心胸却没有随之广大，反倒容易比一般人更加焦躁。知识分子因为关怀公共议题，因为比常人看得远而有忧虑，本是常态，但不能过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其中的“忧”，还不只是忧一个天下之议题，更是有天下之胸怀。这两者之间要对称，否则就容易怀忧丧志、愤世嫉俗，不仅给自己的生命造成负担，甚至可能加速社会矛盾。

我读仁明的文章，常会作两个设身处地的设想。其一是设想大陆读者的阅读感受，我想他们的反弹更多不是针对内容，而是出于情感。其二是设想我在仁明这个年纪，会如何去谈这些问题，语气是圆熟还是激烈？我是对大陆看得越多，越觉得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不会把话说死。其实仁明本可以把话说得更完备，但我这是求全之论了；也许仁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剑，虽不能一击必杀，但剑路清晰，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可能性，只是，这一击是否反映了自己的急，也还是要自我反观的。

编者：人之所以有种种向外的欲望，是不是和物质文明时代下，人越来越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关？

林谷芳：在当代社会，许多欲望其实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好比手机，没有手机之前人也活得好好的，有手机当然不是坏事。但自从这个东西发明之后，的确不断刺激了人对手机新功能的欲望。

这不仅有刚才说的思想背景的原因，它和“消费刺激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致的。当然，在群体社会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某种主义或观点；但在一个社会总和体里面，有没有作为中和的机制，是避免危机的关键。就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虽然现在还很难估量信息时代的发明者于人心的正负影响，但两岸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乔布斯捧为英雄，对其逝世如丧考妣，对他创造出来的消费需要的两面性，却几乎没有任何反省，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欲望的被创造是给予肯定的。

再来说生命体验的问题。三十几年前，“知识爆炸”这个同首次出现，说明知识扩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发展到信息社会就更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也就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命体验。以往是知识分子容易有这个问题，他们会把概念当实在，从而陷入戏论当中；如今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沉溺在虚拟世界里，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我们一直说当代社会是多元社会，但因为信息渗透无远弗届，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要的信息，不必将自己暴露在一己不能掌握的实然环境里，从这儿来看，生命乃至社会反而是在趋于极度的一元化。而我们的文化论述总在倡导求新，年轻人在这样的鼓动下更加没有束缚，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支持也比以前好很多，可是若论到生命的安顿和积累，那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

要反转这样的现状，可以通过一些人文的作为，让人们多一些实际的生命体验，带着更多的觉醒回到实际生活，他们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虚拟世界。现今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利，但这些严肃的对内在生命议题的论说，还是尽量要让想看的人看到。当有了更多觉醒的分众和个人，就可能中和一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编者：那么在中国，要建立对物质文明和一元社会的中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林谷芳：这个问题我想先谈得远一些。我是教艺术的，过去我们上课，一定是先讲艺术理论，再讲艺术史；但现在教法不一样，顺序是倒过来了。为什么？说明我们看到，所有的美学都是历史的产物。即便像西方的思辨美学，想象可以抽离于美学现象去谈美的本质，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人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而需要有机地涵化？因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真理存在。

人作为一个物种，当然有共通性；但随意把一个概念加上普世性，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样容易忽略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历史轨迹。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这片文化氛围里，这土地和氛围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接续这个历史，才能改变历史，而不是依据一个普世性的原理，就可以否定历史。每一个社会必然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去寻求它可能与当代发生的对应，其对应的样态不一样，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西方理论不能简单移植过来为我使用，不是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价值，而是说要让它和我们的历史作一个有机的结合与转化。

可是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大体上是在用外来的理论看自己，把太多精力放在借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以为西方文化是可以直接嫁接和引进的；太少尊重和遵循自己的历史轨迹，并思考如何从这当中寻得一条对应当代的路。

中国尤其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人间性的，好处是一切不离人间，但坏处可能是缺乏终极关怀。中国人在终极关怀上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感，通过历史的兴替起落，了悟生命该如何安顿如何扩充；历史的联结一旦不在，中国文化很可能就只剩现实性。所以说，西方文明传到中国，负作用之所以会那么大，一方面因为两种文化属性不一样，一方面和历史的切割也有关。中国寻求自己的出路，还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轨迹作思考。

从这一点考虑，那么可以看到仁明的一些说法，正是从中国文化母体出发所作的诠释，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点，没有这个基点，生命就很容易摇摆不定。我知道有些人对仁明有看法，认为他只讲结论，少有论理的过程；但仁明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因为观照有时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论理逻辑，它可以是一种直观和总体领悟。

编者：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文化文脉已断。对此您怎么看？

林谷芳：“文脉”也是一个全称的说法。而中国的民间是非常广大的。虽然文脉在大陆看似气若游丝，但并非已经断绝，而是不绝如缕。因为无论主流思想是否关注传统文化的接续，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尝试。大陆的文化人要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自身一定要先有生命的印证；如果只是空谈文脉，那谈到后来反而是要断掉的，何况，当前多数的论说方式也都不是中国的了。对仁明的文章，就不能当学术论文来点评，因为他写作的诉求点并非学术，而是与生命情境的对接。

我能感受到，也许其他人亦能感受到，现下是一个乱象丛生、人心惶惶的浮躁时代，或者说，是个体生命饱受挤压又莫可奈何的艰难时代，因为，这就是如今的生活带给人们的真切体会。

可是，在真切的体会里，并不一定有生命的真实。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并且应该去做些什么，以丰沛我们的生命。

那么，生命的真实是什么？生命的出口又在哪里？

本书的作者，有人称之为“从山野里走出来的读书人”。一九九三年，为了解脱内心多年笼罩着的烦忧，他“走进了”山野，在台东县的池上乡做了中学教师；十几年后，他开始发表文章，这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乡下人”（作者对自己的戏称），打一开始就显出不同的气象，其文被台湾尔雅出版社的隐地先生评价为“绝对大气”，同时，他的“走出”。也是从内心的困顿走出，体尝到生命的清安。

让作者受益良多，也是他在本书当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说起这个词，如今我们会想到什么？中国文明是四书五经吗？那似乎是专业学者才会去深究和精研的；是笔墨书法吗？那似乎已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视之为艺术；是中国戏曲吗？那似乎已是可有可无的鉴赏。我们与之隔阂甚深；或者是民间工艺吗？那似乎也逐渐失去承传，要悉数变为纸上文物了。今天多数国人对自家文明极其陌生，叹其浩瀚、却敬而远之。也难怪有人会感慨，文脉已断。

上述这些学问，当然是中国文明，但中国文明亦可以是普通大众“习而不察”、“日用而不知”的淳厚民风。

譬如本书《何谓文明》这篇里，有客问：“何谓文明？”作者答：“文明是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昔日，又有胡兰成先生说过：“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胡著《禅是一枝花》里，还有一段对这幅人世风景的颇令人追怀的描写：“小时我骑在舅舅肩上去街上看灯市，……弯到我舅舅家，是在僻巷，此地没有灯翠经过，连街上的锣鼓声亦不容易听到，惟家家门口挂一盏灯笼，篾竹丝编的透明油纸灯笼点的红烛，只觉是天下世界都在苏州城的灯节里。”

处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即使对自家文明再怎么陌生，我想，对上述文字当中所蕴含的安稳现世、岁月静好、脉脉人情、悠悠怀远这层好意思，也多少能体认并感到亲切吧。然而，这种其乐融融、物亦有情的人世风景，现今已难寻觅，尤其是在现代化城市里。从这一点来看，即便不能下定论说文脉已断，但作为世风的文明可以说是隐去了。而我们一直在努力效法的现代西方文明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安稳现世吗？看看现代世界，产业膨胀、商品泛滥，导致资源蒸发、生态失衡、人们忙迫不堪、人心为物所役，其弊日彰，有目共睹，自不待言。

艰难时世，中国文明尚能复兴吗？或者换个更切实的问题来问，中国文明如何能让人受用？

作者在这本书里，有颇多笔墨即在谈中国文明如何让他受用。

按说，熟读胡兰成、拜师林谷芳、习儒释道已有二十余载的作者，本可以把中国文明谈得相当漂亮，但他的文章却显得很平实，不离于自身经验。他是做几分，谈几分。因为他深知，若不能知行合一，那么谈得再好，也只是戏论，误己误人。这是作者基于自己的生命经历得出的领悟。

作者年轻时候，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写文章可以旁征博引、酣畅淋漓，似乎由此可以实现生命的提升和通达；然而，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愁闷，亦摇摆在各种理论之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在现实中受用，真遇事便不安稳。他那时有着知识青年常见的愤懑与烦躁。生命似乎越走越窄，他觉得浑身不对劲，便决定归于乡野。那一年，他来到稻米之乡池上，这里地处花东纵貉，夹居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青山幽幽，水田漠漠，他放眼这风景，觉得踏实，就住了下来。他又开始自修传统文化，静下心来听戏曲、写书法、读古书，浸润当中，便体会到其中的好。这般离于抽象思维，亲于自然，修身养性之后，他不仅摸到了生命的真实，对世间万象也看得更为真切。如今作者回首自己一路走来，自叹“幸甚至哉”。

可叹如今尚有众多读书人，徘徊在理论与身心相脱节的虚假人生里；可幸如今想寻觅生命安稳的人们，可以从作者的现身说法里，得一些明白。

从作者的书里，我体会中国文明好在哪里？好在且喜、且亲、且真的情怀；好在对应生命的真实不虚。

作者说：“你看《论语》一开头，就是‘不亦悦乎’，又是‘不亦乐乎’……也让我们猛然惊觉，是呀！全世界又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是如此开篇的？”这句话真是醍醐灌顶。唯有觉悟的文明，才有光明喜气。从这喜气，可见出中国人的通达，即便处于逆境也不会丧失饱满的人格精神，这就是真生命。而这喜气，亦肯定和允诺了一个安稳繁荣的人世向。这个“喜”字，就是我们的乡音，最容易唤起我们对自家文明的好感与回忆。

中国文明里，不仅有与人亲，更有与物亲。这个亲，在贤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里，在陌路人亦可悲喜与共的温情里，在温、良、恭、俭、让的厚朴民风里。甚而自然万物，也因为人的珍惜与寄情，生出融融情意。这一切，无论磊落人格、美好情怀、物亦有情，皆可见中国人从容有余的生命，不与境迁，因而真。

今年农历正月，我去了向往已久的台湾，行程中安排了作者书中提到的美浓小镇，那里比较好地保存了客家文化。美浓人当真热情，令我感念。犹记得正月十五那夜，明月当空，美浓民宿的主人带我去参观当地人拜伯公的祭礼。主祭的人身着青衫，另有十几位乡民参与，似乎仪式里重要的不是什么具体的象征含义，唯寄托的是一份情思，而怀有这情思，他们便让人感到可敬可亲。听说，以前参与祭拜的乡民更多，而今天是美浓爱乡协进会的人，为了保存当地文化不至失传，会有意识地承办这些活动。我想象如果这场面更为喜气热闹的话，就好像昔日苏州城家家户户门前的灯笼，浸润在这似有若无的文明氛围和浓浓人情当中，定会给我一种家的感觉，一个使吾心安然的故乡。

若论复兴中国文明之必要，其实也不必先比拼文明的高下，因为，那即是我们的家啊，忘失这个家，如何安稳人心？可是，中国文明尚能复兴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心中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但理由却不大对题。不知为何，只是想到这片华夏大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我就认定中国文明只是暂时隐去而已。胡兰成先生有句话：“今日我与世人喜结同心。”（《心经随喜》）我们情同手足，念及这一点，心中的信念便不会熄灭；而有志者有心人遍在各处，正进行着各种努力和尝试。

所以在我来看，中国文明是否需要又能否复兴？这个疑是明明白白的。但这个疑，却也难解。只是记录和保存中国文明，这个作为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如何能对应当下，接引大众，是需要今人发挥创造力的。本书作者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已四十出头；今日向学、践行中国文明并致力其复兴的人们，且不急不躁，来想办法。这一课题，与追求梦想无关，不过是为了做些事情罢了。

编著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