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既是一位具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往往具有重大争议又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般是有人品、有学识、有才能的人物。

从《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实地考察资料，加深了我们对曾国藩及其湘淮军人物与清咸丰、同治年间，特定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经《走读》作者李超平实地考察后形成的客观表述以及实地拍摄的诸多图片，不仅使我们对两江地区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文物古迹和历史名人有了新的了解，更启示今人应当尊重历史，加强对历史文物古迹尤其是对那一些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坟墓、故居等加强修葺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些重新品读的历史素材。

《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是体现在“走读”二字之上。据作者李超平在《前言》中说：“迄今为止，走读曾国藩的行程已经超过1万公里。”通阅《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作者一行自长沙出发，沿途经过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数十县、乡，或是参观考察历史遗迹遗址，或是查阅方志、谱牒等文献资料，或是采访当地专家学者和历史人物后裔，耗时数月，自费掏腰包，亲身经历“走读曾国藩”在两江地区的足迹。这不仅引发我们对作者的务实治学精神，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肃然起敬；而且，从《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实地考察资料，加深了我们对曾国藩及其湘淮军人物与清咸丰、同治年间，特定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曾国藩及其湘淮军人物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的人品、学识等精神因素对他们的后裔所产生深远影响等事例，更加深了我们对曾国藩这位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力的理性认知。

一 楔子

二 探访江西安义县“曾国藩小道”

三 湘军立名在南昌

四 不有濂溪子，谁开宋代贤

五 在姑塘发现湘帮的足迹

六 曾上孤亭听角鼓——吴城散记

七 凭吊石钟山

八 祁门探“险”

九 安庆掠影

十 访邓石如和邓稼先故居

十一 拜读桐城

十二 对曾国藩安庆岁月的再认识

十三 都市侯府里的随想

十四 独访三河镇

十五 南京：两江总督府

十六 上海：长江口，东海滨

后记

在之前，当地人对此碑文字的解读是，原同治时期的江西巡抚刘坤一、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于同治五年(1866)亲临此地祈雨，百姓因感念其德，便将为他们二人上山而修筑的青石小径命名为“曾国藩小道”。询问帅式乾，他今年49岁，“曾国藩小道”之说，是受其祖父、父亲口代相传的，可见由来时间也不短，且是当地村民的普遍认知。

但不得不说，同治五年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来到此地祈雨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围剿捻军的前线，其年谱里该年行迹中没有关于他曾经涉足江西的任何记载。刘坤一是否到过，则还需考证。疑惑之余，我们将碑文逐字解读。起首就是“江西巡抚臣刘坤一奏，为龙神灵应显著，请旨敕加封号，并恳御书匾额，以昭庥况而顺舆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不难看出，全部碑文系竖排，是仿照奏折式样来刻写的，遇有“皇太后”、“皇上”等字样时，都会另起一行并高出一格，“臣”字也显著小于其他文字。行文语气也很规整，不像是杜撰。碑文中也赫然出现了“大学士、两江总督臣曾国藩”字样，实在令人惊讶。为稳妥起见，我们逐字辨识，并不时讨论，几次三番之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碑文的意思。

第一块碑，写的是这个圣水塘(即所见的圆形水池)及同名寺院的缘起。第二块碑文，则是抄录原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其大致意思是，此处水池由来已久，春夏不溢，秋冬不涸。旁有龙王祠，当地百姓相传池中有一种四脚神鱼，是龙王的化身，总于大旱之年出现，视祈雨者对龙王爷之诚意多寡而显灵布雨。此事在府志(当时属南康府)、县志中有记载。同治五年五、六月间，南昌一带大旱。刘坤一曾亲率全城官员祈雨，却无效果，人心为之惶动。遂于七月初，派人前来此处“请”神鱼，鱼刚进城，大雨即倾盆而下。但当时刘坤一并不觉其神奇，而是“犹以为事之偶然也”。直到五年之后的同治十年(1871)五月至六月，江西再次大旱，“复请神鱼”祈雨，又再次连降大雨，遂认为确有“灵应”。刚好朝廷当时有“凡志乘所载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请旨敕封”之规定，故为之上奏求封赏。而奏稿中之所以出现了曾国藩的名字，其实是刘坤一为郑重其事，请他联署而已。碑文还显示，此份奏折系安义县优贡生熊子沂于同治十二年(1873)仲夏时节照录。

很显然，这篇奏折的内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那就是刘坤一与曾国藩均不曾踏足此山来为百姓祈雨。所谓“曾国藩小道”是刘坤一当年为迎接曾国藩上山而特意修筑，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事实根据。但是，这样的说法既然存在久远，显然有其缘由。一方面，本地山民没有能力准确解读碑文，仅凭内中有“刘坤一”、“曾国藩”及数处“祈雨”字样就臆断他们是曾经来过此地，而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推断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另一方面，这样的冠名也未必不是当地山民淳朴情感的一种寄托，他们或许并不介意这两位名人是否真的到过，而是感念为解决百姓难题而想方设法的良吏。

就我们亲自勘察所见，这条“曾国藩小道”尽管因盘山公路的出现而荒废，但确实还能在密林中看到残余的痕迹。路基宽约40～50厘米，靠近山顶的部分已经没有青石板，据说是被山民们撬走用在他处。下山之后，我们又特意找到了这条小路的起始处，亲眼目睹了完好的青石板路，但快要被荒草淹没。显然，这是一条方便人们上山祈雨、求福的小径，却被冠上了一个名人的名字。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两个叫“曾国藩”、“刘坤一”的人的其他历史并不知晓，更不用说“湘军”是什么概念。而当问起“太平军”，他们脱口而出：“是‘长毛’吗？”这个回答委实让我们暗暗吃惊。“长毛”这个称呼确实存在于晚清时期，但未想到今天的人还如此熟悉。这显然源于口口相传，也源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那就是，“长毛”很凶……

安义县电视台的记者刘文宝向我们介绍，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接到了当地村民帅式乾打去的摇把子电话，声称圣水塘里出现了一种有四个“脚”的小鱼，可能就是当年的“神鱼”。他为此专门赶到现场。亲眼看见这种小鱼长约5～6厘米，背部有黑纹，腹部粉红，接近透明。鱼装在玻璃瓶内，摆放在地。为确保拍摄效果，他还特意在瓶底放了一张白纸加以衬托。照片及报道文字曾发表于《光明日报》及本省报纸，但该报纸存档尚需找寻。而影像资料一时难以从该台资料库中寻得，且也担心时间已有十余年，磁带早已自然损毁。刘文宝甚至说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松下那款M9000的机器，笨重无比，使他爬山时吃尽苦头。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他嘱咐过山民再有“神鱼”出现时就一定要及时通知，却始终再没有这样的消息传来，看样子“神鱼”已经消失了。但是，仔细思忖之后，我觉得，尽管一时难以找到当时的影像资料，但并不影响这种鱼曾在这个地方真实地存在过的事实。且不说刘文宝、帅式乾当年亲眼目睹过此鱼，刘坤一奏折上的描述便是重要的证据。贵为一省巡抚的湘军后期统帅刘坤一，是不会仅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事情去请求敕封的。相反，他在对待这件今天来说很迷信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同治五年首次派人“请鱼”进城祈雨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草率上报，而只是当做偶然现象。直到五年之后，这种“灵验”被再次重复时，他才郑重其事地上奏，为此还特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联署上奏。以今天的理解，曾国藩应当看过此折，明了其意，才同意添上自己的大名。否则，他或许不会阻止这样的“迷信”举动，但应当不会同意署名。

值得注意的是，为这事上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黎明百姓的呼声，照顾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碑文中开篇就指出了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江西兵灾之后。”

P16-18

一条江和一个人、—个国家、一个民族

制片人 曾海波

曾国藩这个人，光是署他名字的书籍，从清光绪年间到今天，据查就有700多种。还有那些写曾国藩的，从唐浩明老师著名的三部曲，到各种正说、反说、侧说，此起彼伏，数也数不清。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今天，我们电视人来读了！怎么读？走读！

从长沙出发，经江西、安徽、江苏到上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直到人海口，面向东海、面向太平洋。当年，曾国藩和湘军用脚步踩出来的道路，被岁月模糊了行迹。今天，我们这些晚辈，用车轮代步，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张开鼻翼，捕捉空间维度中若有若无的气丝；睁大眼睛，读取断壁残垣上忽明忽暗的信息。

为什么从长江开始走读？19世纪60年代时，这条世界上排行老三的亚洲大河，把还在沉睡的老大非洲尼罗河与老二南美洲亚马孙河，远远地甩在了经济排行榜的后头。东亚的经济中心，从十三行时代的广州，北移到了十六口通商时代的上海。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大跨度的位移？是西方从本国市场潮水般外溢的商品。英、美、法、俄等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急于为海量产品寻找新兴市场，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商人垂涎欲滴的目标。列强用蒸汽时代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大刀长矛的抵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六口，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宁波、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六个通商口岸。蒸汽船、航向标、机织布、煤气灯、照相术、自行车、消防队，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洋玩意儿，不可阻挡地从人海口溯流而上，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直达面积广阔、物产丰富的中上游地区。

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恰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换句话说，连结西方世界和中国内陆的经济大动脉，就在他的治下。跨国公司、外资银行、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等，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这是他个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更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同处理军事、政治、外交问题一样，他同样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交出了第一份答卷。他不是没有抵抗过：对洋枪不以为然、对洋医将信将疑、对洋布敬而远之。但是，在人生最后的12年间(1861—1872)，他没有就此止步。他的幕僚唤醒他看清楚，他的对手逼迫他干起来：安庆内军械所，第一座兵工厂；黄鹄号，第一艘蒸汽船；江南制造局，亚洲最大的造船厂；恬吉号，第一艘兵轮……当我们从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抬起头来，眺望滚滚长江，不得不承认当年他采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他的时代，还在潜移默化我们的今天。

这，就是“走读曾国藩”第一篇从长江开始的原因所在。当然，这只是两年来我所看到的曾国藩。至于一路行下去，我们将读到什么，悟到什么，还请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是2011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我选择在这一天将书稿修改完毕，交给岳麓书社的编辑刘文先生。花了20天参与电视纪录片《走读曾国藩之两江穿越》的拍摄，三个月的时间撰写系列行记，这是我今年上半年干的一件大事，因此我刻意不把它拖延至下半年。

据制片人曾海波的朋友荣挺进在国家图书馆所查，所有写曾国藩或由曾国藩撰写的书籍，从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共有七百多版本。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七百多个版本，就有七百多个曾国藩。很荣幸，我这本小册子也将忝列其中。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是第一次用走读的形式来感受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

两江地区是指江南省(大致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和江西省。它曾是清王朝的财赋重地，人文荟萃之区。也是曾国藩在长江以南主政的区域，是他一生成就最多的地方，当然也是故事、话题最多的地方。今年恰逢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然而他依旧是一个盖棺未定论的人物，世人对他的理解仍嫌不足，所以我们用走读的形式，尝试更进一步走近他，也进一步理解他。

迄今为止，走读曾国藩的行程已经超过十万公里，我只走完了其中的一段，已然胜过读书万卷。

我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充其量只是一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爱好者，唯一可恃的资本是，历史上的曾国藩曾是我的同县老乡。我与他之间虽然隔着无法逾越的时空，但我们同饮涟河水，在同一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活过。他那具有鲜明湘乡地域特点的语言、个性，使我能比常人对他更多一份理解。而引领我人门的，则是唐浩明、成晓军等学界前辈，他们的严谨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尤深。也正因为这样，2011年农历正月初一晚，我还专程前往惠州给成晓军先生拜年并请教诸多问题，获益匪浅。2011年9月4日，又在“首届海峡两岸纪念曾国藩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这两位前辈再次见面。

窃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但要有冒险的勇气，还要有前瞻的眼光。单就推动洋务运动和百名幼童赴美留学两大举措来说，曾国藩以一个传统文人、忠君官僚的身份，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来付诸实践，确实有些难以理喻、难以想象。思前顾后，或能用英国诗人雪莱在《变》中的诗句来解释：

人的昨天总是和他的明天两样，

除了变，一切都不能长久。  曾国藩一生当中的“变”有很多次，正是由于这样的变，也由此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与形象，从而长久被人们所怀念、追思。

无论后世怎么看待曾国藩这个人，他依旧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依旧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这是我完稿之后的最大感受。

安庆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军兄曾经说过，曾国藩的灵魂一直在安庆的上空飘荡，从来不曾离开。其实，他的灵魂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飘荡呢？

走读仅是开始，未来的道路依旧漫长。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多种著述，恕未一一列举书名或篇名。因才学浅陋，书中谬误之处，请予见谅！

承蒙尊敬的王澧华教授多次教诲并赐序，深表谢忱！本书能面世，也得益于诸位学界前辈的悉心指导，得益于摄制组团队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多个单位和个人的无私帮助，深怀感念！谨列名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