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剑，男，1952年9月24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祖籍为河北省南宫市，汉民族。初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1969年到云南省河口县红河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后在北京电视学院编剧班及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1988年到海南工作至今。

这本由其创作的《青春肆虐的河谷》描绘了文革时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的艰苦生活及时代赋予他们的鲜为人知的复杂心态。

一个无邪而又荒唐少年的悲凉人生！一对纯真而又放浪的男女的爱情秘闻！一段熟悉而又陌生年代的惨烈记忆！

《青春肆虐的河谷》描绘了文革时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的艰苦生活及时代赋予他们的鲜为人知的复杂心态。

《青春肆虐的河谷》的作者是晓剑。

代序 知青，一个难以诉说的字眼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后记 我的知青岁月

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而地处北京市海淀区的C大学附中的“金猴”战斗队总勤务员杨之洋却并不那么自在，甚至显得有些沮丧，一米八零的个子似乎因情绪不佳而矮了不少，本来就不英俊的脸越发有些丑陋，而近乎猿人。

到十多年后他死时，也没向任何人说明过到底是因为他长得像类人猿而给自己的战斗队起了“金猴”的名字，还是因为他的战斗队叫“金猴”而被对立的那一派称为类人猿。

也许二者兼有。

杨之洋想冲进人民大会堂的念头倒不是因为林彪成了接班人而产生的。

当时的确有一些明智之人对林彪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野心家。但这些人不是将此种看法深藏于心底，就是说出来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投人大牢。而大多数人对林彪是崇敬的，对一九二八年井冈山红军会师是由毛泽东和林彪完成的说法是认同的。

一个赳赳武夫的杨之洋没有什么超人的头脑和特殊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得出林彪是坏人的结论。

他冲进人民大会堂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

在一天之前，他想成立一支红卫兵垦荒队去东北友谊农场开办红卫兵共产主义农业大学的提议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否决了，他的性格使他不能接受这否决，因而产生了冲进人民大会堂的疯狂念头。

杨之洋绝非政治型人物，冲人民大会堂也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说准确点，他有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为人处世时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这多少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

他生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物，此案刚一定性便自杀身死，而他母亲为了使他不受牵连匆匆忙忙下嫁给一个蹬三轮车的工人。三岁的他便由一个大学系主任的公子成为了一个只会卖力气、发酒疯、说下流话、干仗义事的男人的儿子。

他母亲成了奴隶和性交工具，他当然也成不了什么文弱书生，但他们母子却再也没受到过什么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

杨之洋之所以能够进入当时所谓宝塔尖学校c大学附中，完全是因为他的工人出身，当时这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为了批判干部子弟特权思想，装点一下门面，首次招收了十名工农子女入学，他便有幸成为这十人中的一个。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以后，他从父亲那儿受到的影响便全部展示出来。第一个站到校长办公桌上，对校长歧视工农子女行为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是他；当红卫兵还处于地下状态，公开张贴红卫兵宣言的还是他；把那些给他判过二分的老师们剃阴阳头的又是他。

颇具政治家风度的高干子女们极力夸赞他工人后代的先锋队作用，把一切打头阵的任务都交给他去做，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爸爸虐待他母亲的方式被他全部用到了女老师身上，而他爸爸吊打他的方式则被他一丝不差地用到了男老师身上。在“破四旧”和抄家的“红八月”狂潮中，他更是大显神威，只身活捉了北京著名流氓集团“九龙一凤”的大龙，一口气用皮带抽死了一个当过伪警察局长的老头子，扳倒了万安公墓中二十多个坏人的巨大墓碑，还敲毁了颐和园佛香阁上五十多个小佛爷的脑袋。

为此，在整个海淀区他赢得了不小的名声，各校红卫兵的打手们听到类人猿的名字，都肃然起敬。

他被称为海淀区“份”最大的！

北京俚语中的所谓“份”，实际上就是一种名气的意思，不过早已成为黑道用语，在红卫兵时代，一方面破着“四旧”，一方面又有沉渣泛起。

前些日子，就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由于无聊而出去和另一派红卫兵打了一架的杨之洋刚刚睡下，便被一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惊醒，全北京市一万一千八百多只高音喇叭同时响了起来，原来毛主席的又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到农村去，这可是杨之洋的向往之一，他很喜欢农村，上小学时，最令他高兴的事就是父亲带他回老家。

蹬三轮的父亲的老家在北大荒，那里有成片的白桦林和美人松，有匆匆开放的野花，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有松鸡、野鸭，有狍子和狼，有时还能看到懒洋洋的熊和狡猾的狐狸，河流、水洼中的鱼用手都能抓住，叫不出名来的野果子和蘑菇遍布山谷。

杨之洋一到了那里就不想回城市，和村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从早玩到天黑，不知累不知乏，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收获。

他早就想砸烂那些死气沉沉的课桌，永远在农村里生活。他的性格使他天生就适合在大自然中做个无拘无束的人。

毛主席的指示确实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他马上翻身起床，召集“金猴”战斗队的十九个类人猿，一同研究如何落实最新的最高指示。

经过整整一夜的争论，最后意见趋于一致：到北大荒去，成立红卫兵共产主义农业大学！

为此，他领着十几名男女冒着北国的风雪，来到他老家附近的友谊农场，和那里的造反派战友进行了联络。

友谊农场很欢迎他们的到来，毛主席的指示同样使那罩一片沸腾，农场当即同意拨出一万亩土地和十排砖房让他们成立红卫兵共Jt主义农业大学，一分钱不收。

谁也不会知道，这是十年之后承包制的雏形，所有研究承包理论的人谁也没有搞到当时双方会谈的第一手资料。

杨之洋他们回到北京后，已是春暖花开时节，一份长达万言的报告送交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分配小组。

然而，这个报告被无情地否决了，所有知识青年的去向要在一元化领导下决定。

杨之洋怒火中烧，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有计划地去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却连第一步都没走出去。十几年以后，他还有过一次这样的计划，结局是死亡。

他决定去冲人民大会堂，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冲击在当时是非常时髦和奏效的。上万名中学红卫兵七次冲击公安部，致使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不得不下令释放被关押的中学红卫兵领袖；大学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迫使周恩来不得不让陈毅出面接受批判；十万人冲击中南海达数十天，又使国家主席刘少奇站到了批判台上。

杨之洋认为自己的冲击也会取得预想的结果。P2-5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我当过知青！

不管在任何年代，不管知青这个字眼是耻辱的象征，还是悲壮的代名词，抑或是辉煌的同义语，我都会坦然地告诉人们我曾有过的知青身份。

我从不认为自己的经历会离自己遥远了，我们终究只有几十年的生命，而几十年对于历史来说，委实过于短暂了。

假如我连儿时的捅马蜂窝，和小朋友打架，到菜地里偷瓜都记忆犹新。幌如昨日的话，那么，六年的上山下乡生活予我就会永远是那样亲近，又那样不能忘怀，如同第一次亲吻一个女性，第一次体验性的交合般深深地铭刻予大脑沟痕之中。

……

为此，我写出了《我的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