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东，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授。著有《1966的獒)、《风的青年时代》、《突破北纬十七度》等。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四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广东省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其创作的《七月肖邦》摘写了当年一批知识青年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不同性格的各种人物的命运、理想和追求，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那段特定的历史和知青这种特定的历史现象。

海南岛的丛林，有一批知青长眠于此。

《七月肖邦》摘写了当年一批知识青年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不同性格的各种人物的命运、理想和追求，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那段特定的历史和知青这种特定的历史现象。

《七月肖邦》的作者是郭小东。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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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1992年。广州郊外。维摩诘公墓。

昨夜，通宵的雷雨。这在南方的秋天是常有的事。在黎母山的时候，雷雨要比这座城市的雷雨来得恐怖，自然也更令人欣喜。那样意味着可以歇息，不必穿上汗臭烘烘的工作服，到晦气沉沉的原始森林里伐木。麦灿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公墓里静悄悄，坟堆上有几只乌鸦在聒噪。这么早就哭丧！麦灿辉自觉有些晦气，嘟囔着披衣起身。

屋子里进了水，地上满是泥泞，墙脚长出几朵鲜艳的毒蘑菇，很骄傲地舒展着。

口有些渴，像火在烧。他不记得肖邦、方炜、林大头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反正不到午夜，他已醉得人事不省。半夜里惊醒过一回，见到一个女吊，很快又睡死去了。

雷雨在什么时候停止的？他一点也不知道。

刑场离公墓不远，一片人迹罕至的山坡。那里似乎很热闹。说是九点钟行刑，可还没有到七点，那边已聚集了好些看热闹的人。麦灿辉心头一阵收紧。不管如何，到了这个时刻，眼看着一个熟悉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被活活地枪毙，都是一件难受的事。

他看过《羊城晚报》，他也就仅读这一份报纸。报纸近来常在报道一个叫陈新宇的女人，贪污了几十万巨款，供自己的未婚夫挥霍，自己分文未花，但法律无情，锒铛入狱了。麦灿辉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一个陌生女人犯事了，与自己有什么相干？自己已经活得够腻味了，谁来关心自己？

昨晚，肖邦他们突然光临这间神憎鬼厌的守灵人小屋，给他带来一个消息：明早九时，将在附近的刑场枪毙昔日同在海南黎母山农场的农友陈新宇。

陈新宇？麦灿辉努力回忆这个名字及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女人模样。

那时他只知她叫陈萍，一个鞋厂工人的女儿，模样长得有些怪，到处平平的，像只板鸭。人们并不怎么在意她。她也很少言语，见了人却常常莫名其妙地脸红，低眉顺眼的。他实在没留下什么印象。

肖邦他们用车拉来许多酒，都很低度。他知道自己这些农友很体恤他，既反对他酗酒又常常给自己送酒。没法子，谁让彼此都在黎母山里同过好几回生死呢！

关于陈新宇的案子，大家都没什么话说，彼此都在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只是相约，明早多通知几位农友，到刑场去为她送终，让她看上一眼也好。

他们都知道，陈新宇只有一个多年鳏居的父亲，他终日酒瓶不离口，除了上班混几个工友喝酒外，便蹲在电线杆下与人杀车马炮，赌几个酒钱。父女几乎形同路人。知青们谁也没有上过她家。她实际上自回城之后便被人淡忘了。

雷雨已经停了许久了，空气里弥漫着重重的草腥气。墓地里一片静谧，乌鸦还在那儿不停地噪着，如丧考妣。麦灿辉突然踏着泥泞，冲上一个坟堆，捡起一块压纸钱的土坷垃，向那群乌鸦掷去。

土坷垃没有击中鸦群，却砸在一座十字架上，那是一个香港基督徒的墓碑。墓碑很湿，土坷垃的粉屑粘在那十字架的交叉处，像一团血。

麦灿辉感到一种不祥。

他狠狠地拧开酒瓶子，猛地喝了一大口。酒气直冲肺腑，他打了一个寒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刑场那边已很热闹，也许死囚是个女的，所以附近的农民和放暑假的学生，早早地便来了。

他的眼光落在十字架旁边的曼陀罗上。

他们喝得醉醺醺地离开麦灿辉的小屋，沿着公墓的通道，东摇西晃地走上公路。林大头的那辆二手“平治”在细雨中闪着蓝光。车轮下积着许多雨水。他们钻进“平治”，雨突然大起来，炸雷滚过墓地，在黑黝黝的树林里炸出一片闪电。惊心动魄的火光瞬间熄灭在黑暗中。淌着雨水的车窗玻璃上映出三张冷漠而有些痉挛的脸。

林大头发动了汽车，揿响了镭射音响，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

肖邦昏昏欲睡，头歪在方炜肩上。

“平治”颤动一下，轿车在雨中的公路上冲锋着。车厢里一片酒气。林大头打着嗝，难受地捂着胃部，他的胃病随着酒精的进入即时发作。三人中唯有方炜算是清醒。他心脏不好，不敢豪饮。

车灯照出一片朦胧的前路，汽车开始歪歪斜斜地像个醉汉，在公路上肆无忌惮地奔驰着。方炜见状不好，用手猛推林大头，让他把车停下来，林大头满不在乎：“喝一斤半斤算什么？喝得烂醉照样把车开到100迈。”

方炜忠告他，就怕遇上警察。

“没有的事，半夜三更，警察睡他娘的觉去了！”

也许是大雨，林大头顿时清醒过来，车终于让他开得顺畅起来。到了天河，他看看没警察，便闯红灯。这下好了，斜刺里冲出来一辆闪着红灯的摩托，一个穿着雨衣的警察开着摩托紧追过来，示意“平治”停车靠边。林大头一踩油门，“平治”像雨中的蓝箭直冲上立体交叉桥。在桥上绕了一个圈，又跑回中山大道，顺着天河宾馆的人行道朝石牌方向冲去。他企图甩开那讨厌的警车。

警车穷追不舍，终于在天河楼把“平治”给顶住了。

警察很年轻，一脸的稚气加上杀气。他大约看出林大头是个不好惹的角色，便也不多言，只是很威严地说：“请把驾驶执照交出来。”

林大头并不理会，掏出硬壳健牌，在嘴上叼出一支，又很友好地让给警察：“请抽支烟再说。”说着，“咔”的一声揿动防风火机，火机吐着一圈蓝色的萤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喷出一口酒气。

“闯红灯，酒后开车，并罚。”

“怎么罚？没收执照，罚款200！”

方炜并不习惯林大头的做派，他只想早点了结此事，后悔不该让林大头酒后开车，闹出这许多事。他知道林大头今晚心情不好。陈新宇罪有应得，但毕竟大家农友一场。何况陈新宇还是个女的，明早生命即逝，这对于陈新宇也许是个了结，对于林大头却不那么简单。

林大头重感情，重得有些偏执。他太维护知青这个群体的荣誉和利益，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今晚他只想找人发泄，碰上这个倒霉的警察。方炜怕他闹出事来，忙摇醒了肖邦。

结果是被没收了执照，“平治”暂时被扣。警察出于安全考虑，不准林大头继续开车。

午夜，雨中的天河行人寥寥，所有的士都亮着顶灯，可都不停。他们三人，互相搀扶着，往城里方向走去。

林大头喘着气，愤愤不平地嘟囔着：“我看在方炜你的面子上，否则我没那么轻易放过那小子！”

肖邦打着圆场，他确实难受极了。

又一个响雷，遥远的墓地那边似乎传来很奇怪的声音。呼啸着，像黎母山雷雨之夜狰狞的原始森林的尖叫。

雨越下越大，马路上开始积水，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水前行。路边有个大排档，小老板远远便招呼他们t“老友，进来帮衬，饮杯！”雨幕中透过来小吃店一片模糊的热闹，尽管是雷雨之夜，小吃店依然人头攒动，人们不失时机地享受着南方夜的温馨。

炒田螺的香气流满在雨夜的马路上。P1-4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