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方舟子说韩寒代笔，昔有鲁迅说邵洵美捐班。

陈源（西滢）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李伶伶所著的《鲁迅向左 新月向右》有事实有真相。

邵冠华说：“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果真如此吗？看官们自有考量。

《鲁迅向左 新月向右》通过鲁迅与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胡适、邵洵美、潘光旦、沈从文、闻一多、罗隆基等人的文化论争，反应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环境，以及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不同学识背景的文化人所抱负的不同救国理想。由公理之辩演化成义气之争，作者通过表象，剖析了大师们的性格特征，让读者仰视的大师有血有肉，生动鲜活。《鲁迅向左 新月向右》由李伶伶所著。

序

徐志摩说，鲁迅的脾气不易捉摸

公仇、私怨：鲁迅与陈源

“不生气”的梁实秋，“不宽恕”的鲁迅

鲁迅的讥嘲，胡适沉默以对

鲁迅说，罗隆基是“奴才”

邵洵美的富，鲁迅的怒

鲁迅称潘光旦，“一个拿拄杖的学者”

草根的沈从文，精英的鲁迅

叶公超评鲁迅，“人归人，文归文”

闻一多：“昆明的鲁迅”

后记

徐志摩说，鲁迅的脾气不易捉摸

依一般人的理解，徐志摩是无法和鲁迅并为一谈的。“并为一谈”是鲁迅的语言。他曾因为他人将他和梅兰芳“并为一谈”感到异常忿懑。可以想象，他一定也很讨厌他人将他和徐志摩“并为一谈”。在他的眼里，梅兰芳、徐志摩都和他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鲁迅忿懑于与梅兰芳并为一谈，是因为他不喜欢梅兰芳这个人；他讨厌与徐志摩并为一谈，也是因为他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不喜欢梅兰芳这个人，是因为他不喜欢京剧，不喜欢梅兰芳唱的戏；他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倒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诗，而是他不喜欢徐志摩写的诗。

然而无论鲁迅如何不愿意，外人总还是要将他和徐志摩放在一起比较比较的。表面上看，他俩似乎并不具有可比性：一个现实，一个理想；一个冷峻，一个浪漫；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不依不饶，一个温和大度；一个随时随地竖立起利刺，准备战斗；一个朝夕晨昏沉浸在诗的灵园，不倦歌唱；一个是闪着寒光的“匕首”，一个是新月下的“夜莺”。

尽管如此，他俩并非不能并为一谈。相反，在20世纪初的启蒙思潮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他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担当了启蒙的重责大任。只不过，鲁迅是思想启蒙，而徐志摩则是美和浪漫的启蒙。

然而，徐志摩的美和浪漫太超然的华美太不食人间烟火的绚烂，俗是脱了，但不接地气。这让执着于现实批判而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鲁迅看不顺眼，并且厌烦。加上鲁迅一向不以为然“新月”的“正人君子”音容，而徐志摩却恰恰是新月的灵魂，也就难怪他二人难以相容了。

泰戈尔访华的“捧”与“杀”

一度，徐志摩视鲁迅为同道，鲁迅对徐志摩也还算客气。两人虽然不至于亲密无间，但好歹相安无事。

1923年底，在北大兼任讲师的鲁迅将他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送了一本给在北大任教授的徐志摩。徐志摩很珍视，他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记了一笔：“著者送我的，十三、一、一、”。一个月以后，徐志摩在给英国友人、汉学家魏雷写的一封信中，极力推荐《中国小说史略》，说：“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了一本《小说史略》（鲁迅著）颇好，我也买一本寄给你。”

从“我们一个朋友”可以看出来，此时，徐志摩是把鲁迅当作朋友的。至于鲁迅有没有也把徐志摩当朋友，那就不得而知了——从短短几个月之后由鲁迅先挑衅继而两人“反目”看，似乎没有。

两人闹翻积仇最早可追溯到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

可以说，提及新月社，就不能不说到泰戈尔。换句话说，新月社的成立，和“诗翁”泰戈尔大有关系。

关于新月社成立的时间：“新月”成员之一的陈西滢曾经回忆说：“泰戈尔来华之前，志摩便有成立‘新月社’的提议。”泰戈尔正式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24年4月。实际上，他早在1923年10月就准备登程了，后因身体抱恙而推迟到次年2月，又因故延后了两个月。

泰戈尔访华是徐志摩请求讲学社出面邀请的（讲学社名义上是蔡元培、汪大燮、林长民等发起，梁启超是实际上的主持人，蒋方震任总干事）。徐志摩为迎接泰戈尔做了充分准备，其中包括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在泰戈尔抵华后，陪同接待的便是以徐志摩、胡适为首的先聚餐会后新月社的同人。

关于新月社之名的来历：既然新月社的成立和泰戈尔有关，那么，人们很自然地将“新月社”和泰戈尔的《新月集》联系在了一起。新月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也是早期新月社5年存续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就是为招待泰戈尔而排演了泰戈尔名剧《齐德拉》。

徐志摩曾直言，他崇拜伟人。他说：山，我们喜欢高山；人，为什么我们不愿接近伟大的人呢？泰戈尔便是他崇拜的伟人之一。他不吝赞美之辞地称泰戈尔是“世界上一位无比的人物”，并自认认识他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当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之后，徐志摩一口气写了三篇有关泰戈尔的文章，《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他以他一贯的略有些浮夸和矫饰的文风，以诗人特有的奇语妙言，极尽赞美。他也不怕他那些过热过火过烫的词句会沾上“吹捧”、“讨好”的嫌疑。

对泰戈尔，有以徐志摩、胡适等为首的“保泰派”，也有以左翼作家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和鲁迅等为首的“倒泰派”。陈独秀等人言辞激烈地直接表示要“送他走”。

拥护的之所以拥护，无非因为双方存有文化认同感、思想契合感。反之，便是反对的之所以反对的原因。那么，这里的“文化”和“思想”是什么呢？郭沫若认为是：“‘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

茅盾也如徐志摩一样很欣赏泰戈尔的人格，但他对泰戈尔“高唱东方文化”、“创造诗的灵的乐园”、“非暴力思想”大力反对、大加指责。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就不难理解茅盾的“反对”。在内忧外患和重重压迫之下，中国青年怎么能够崇尚“非暴力思想”而“潜”入诗的灵的乐园，去陶醉去冥想去自寻安慰？简单地说，就是怎么能够逃避？

和茅盾思想来源相接近，郭沫若也有类似的说法。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茅盾、郭沫若他们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反对“梵”“尊严”和“爱”的；而徐志摩他们是站在人类的高度赞颂“梵”“尊严”和“爱”的。人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梵”“尊严”和“爱”，但在郭沫若他们看来，在残酷血腥的现实面前，谈“梵”“尊严”和“爱”，是奢侈的。

对此，鲁迅一言以蔽之：“神仙和凡人”。也就是说，只有神仙才有资格谈“梵”“尊严”和“爱”，而凡人，哪来的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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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与无数的人发生过无数次的争论，其中与“新月”人的争论最有代表性，也最广为人知，以至成为经典案例。他那冷嘲热讽刻薄人的本事，给人印象至深，相信他若与古雅典的雄辩家、著名律师德摩斯梯尼相遇，后者再如何口含石子锻炼发音吐字，也必然羞惭万端，甚而被石子噎死，不会等到六十二岁再自杀；至于九品芝麻官的周星驰，一定还未来得及嘴里冒出小鱼虾米乱码怪字符，也就先自翻白眼了。

中国自古就将笔与刀连在一起，不过是因为那时字刻在竹简上，遇到错讹，便以刀来削改。可是能在竹简上随便动刀的，多半不是普通百姓，因为消费不起，所以只能是公职行为的文职官员，称作“刀笔吏”。刀笔吏后来又指善于翻云覆雨、不惜伤人害理的讼师。刀与笔的实际作用分离，只用其功能之一的“锋利”来形容笔法的犀利大概也自此时起。

有天，笔对刀说，你的时代到来了。那是一个夸张斗争的时代，臆想中的斗争尖锐性，使文弱的笔须得像刀一样成为武器，于是“拿起笔作刀枪”成为社会的一个高频语句。

这句话出现时，鲁迅早已死了二三十年了，可是这句话用在鲁迅身上，用来形容他与人争论的经历，不能说不十二分的贴切。而因那时代对鲁迅的极度推崇，这句话虽来自对鲁迅昔日的总结，而更为今日之我所用，却也是自然的了。

在现代中国，“拿起笔作刀枪”的始作俑者不知能不能说是鲁迅；即便不是，那么他也应该是集大成者；若再不是，那么他总应该是登上“之巅”的人吧。

“文革”前夕大家长给妻子写信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信哉！时代的神经过敏于是有了答案。那时的人们都以为鲁迅一直是一个夜行者，始终被黑暗包围着，四周都是敌人。可能鲁迅自己也是这么觉着的，所以才动辄竖起浑身的利刺，刷刷作响，随时准备战斗。事实上，他给人们的感觉是永远在战斗，整天东打西打，打不完地打。对于层出不穷的论敌，他左右开弓，不是疲于应付，而是越战越勇。战争是战士的鸡血针。

现在我们来看鲁迅与新月才子们的许多争论，已经无关原则，无涉大是大非，甚而学术问题也很快就“吵”离了主题。当然，有闲工夫，有过剩的精力，有别样的兴趣，磨磨嘴皮、玩玩文字游戏也无不可——文章的奥妙本在于寻找或制造话题。如同说粗话令人痛快，与人争论也有一种痛快。于是，世上本没有话，想要骂人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话——何况还有收益，于是话不仅自无话处出来，并且越说越多；是文章当然有稿费，于是旧妻新妾、嫡子庶女得以养活，人家工作辛苦一个月，他两篇文章就换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架吵得有没有意义，吵得是否无聊，那还在其次。或者说那要看吵架的人有没有名气，如果是名人，那就无小事，一切都有了意义。

只是，须知任何人与人吵架，都要冒格调的风险、人品的风险。都是凡人，一吵起来，吵激烈了，血往上涌，脖子粗了，流氓捋袖子，文人脱斯文，不但话难听，人也难看了，修炼经年的道骨一朝只剩作了道貌。

鲁迅与新月才子间的许多笔战，有许多是出于意气的，或后来变成意气的，甚至只剩下意气了。

鲁迅从来不就事论事，梁实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对于两人争论翻译问题，梁实秋就说，你鲁迅说硬译好，那你说出理由。鲁迅居然不理。

鲁迅与邵洵美也是这样。邵洵美哪里不对你就批评他哪里就是了，与他是谁的女婿何干？鲁迅却执拗地扯住“女婿”不放。按梁实秋所说鲁迅是说俏皮话，这说法对鲁迅已经很客气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曾与鲁迅发生过激烈争执的徐志摩，因他处于不远不近的位置——太远当然不关心，太近则易有利益相关而失公正——所以是一位合适的发言者。在陈西滢与鲁迅论战时，他曾想做和事佬，希望双方“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气。”“意气”是徐志摩在试图劝架中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但他也知道，要用理性来消除意气并非易事，所以自称此举为“妄想”。

鲁迅的对手们，比如梁实秋，比如陈西滢，也会有被鲁迅骂得急眼的时候，那时候，便也不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讥讽、任性、意气一个都不少，只不过在程度上远逊于鲁迅，毕竟他们是曾经西方绅士帝国文明之风吹拂的一群，崇尚理性、宽容、公正的一群。

公理之辩一旦变作意气之争，争辩对于争辩的主题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对于争辩主题外的东西，诸如附着物、衍生物等等却留有意味，而且深长。本书的作者正是觑破了这一点，所以她根本不花力气去做一个判官，小到看谁哪句话说得妥与不妥，大到看真理在谁一边。

前者恰似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反诘高尔基的：“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能辨明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至于后者，有些本来就是学术问题，各人观点不同，无所谓是非，比如硬译。

作者不纠缠于这些问题，她的注意力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寻找吵架背后的原因。她认为单纯写表面的吵架没有意思，吵架一定有背后的原因，而这原因常常是被遮蔽着的。比如有的吵架与社会经历有关，如沈从文与鲁迅，沈从文是从底层挣扎上来的，鲁迅是留洋的；沈从文是小学文化，自卑。有的与留学经历有关，留学欧美的看轻留学日本的，反之也不服气。

二是观察那两个吵架中的人的表现：是否摆事实讲道理，是否有话不好好说；是否只是对事而不对人，是否就想置人于死地；是否单为讨论问题而来，是否只是想借此出口气；是否气定神闲，是否额上跳青筋，是否恼羞成怒，是否破口骂脏话，等等。

总而言之，作者的目的不是展示鲁迅与新月才子们的争论，而是透过争论，看他们对人包括当作朋友与视为敌人的人，以及对来自这些人的批评乃至谩骂的态度。

这就与别人所写鲁迅的论战区别开来，形成本书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对于所写的人，性格、心理、人品等等有了新的发现。

王一心

2011年6月26日

这是我写鲁迅的第二本书，第一本《周家后院——鲁迅三兄弟家事》能引起读者注意，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鲁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否曾经崇拜他，喜欢他，或是后来厌恶他，离弃他；对他一直不改敬仰之心，抑或后来起了逆反心理。他都还是他，一直头发直竖、胡须拉碴、不苟言笑地在那里，起先是在主席的语录里，在中小学的课本里，继而是在哲人的名言集里，在思想的武器库里。伴随着一代人从少小到成人、从无知到懂事的成长历程，不管你对他的态度一贯如何，曾经如何，现在如何，他都始终如此。换句话说，变的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人们，而他仍然是他，不曾改变过，他以不变应万变。

记忆与梦魇有得一比，虽然不像后者那样恶性，同样的是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或是以为离远了，可它总是在你不经意间，倏忽现身，随时随地。

既然不能通过疾奔，把它远远地抛到身后，用扬起的遮天蔽日的尘土把它掩没掉，不如干脆坐下来，把它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交一份作业。

原以为社会早已进入去圣人化时代了，没想到把鲁迅当作圣人的仍大有人在，连说他身上常人所有的不好的一面都不能容忍，甚至把缺点视为优点，这是颇有意味的，当然也不奇怪。比如鲁迅对发妻的态度，明明事实很清楚，评价却大相径庭。其中原因，除了对被崇敬者的宽容度的不同、待人行事的思想观念的差异，还有各人的道德水准的参差——这也惹我们猜想，那些持肯定态度的人，若遇鲁迅同样境况，很可能也会像他那样做吧？

鲁迅对新月才子们的态度也如是。所以我们的去圣人化时代是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的一团雾，进是进去了，何时出来却难以断定，也许一会儿就豁然开朗了，也许迟迟不见天日，对此我们得有思想准备，否则会生气。

多年来，我的写作一直在专业学术著作与大众通俗读物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希望我的书有一定的思想性，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对人事是客观的叙述，避免纯理论的思辨与过于专业的术语，希望它对读者来说，是亲切的。可敬而不可亲的著作不是我的追求。

在写鲁迅之前，我到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里面有一个鲁迅书店，专卖与鲁迅有关的图书。店很小，但书很多，大多是专著。我进去浏览了一下，很快就出来了，怀着敬畏的心出来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么多年为什么鲁迅看似离我们近实则离我们不近的原因了，也清楚了鲁迅这块“熟田”有我耕作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