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秦朔、巴曙松联袂推荐、为什么先富无法摆脱原罪，后富迟迟不来？为什么GDP狂飙突进，全社会幸福感却徘徊不前，甚至直线下降。为什么贫富阶层皆有不满情绪？

摸着石头过河尚未看到对岸，却已置身深水，进退皆迷茫……改革三十年，前路在何方？

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

中国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和种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幸福感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差距。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

《谁伤了你的幸福？》适合公司白领、企业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参与者、关心个人生存环境的普通读者。

自序 为什么雷锋和包青天是靠不住的

上部 经济辉煌的背后

第一章 中国经济改革传奇

 狂飙突进的盛世画卷

 所谓改革奇迹的隐忧

 小结

第二章 房价“空调”之谜

 老百姓为何买不起房？

 央企地王潮

 房价与地方政府

 房价“空调”之谜

第三章 股市，你赚钱了吗？

 伟大的博弈

 中国股市：从赌场论到强盗贵族时代

 股指期货：福还是祸？

 创业板的“纳斯达克彼岸”

 保荐人潜规则之忧

 PE腐败：真正的危险

 证券监管的越位与缺位

 终结IPO审批制

 惩戒老鼠仓考验执法意志

第四章 拦住内需的三座大山

 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

 中国人为何消费不起来？

 教育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学案例

第五章 央企凭什么？

 央企嬗变之路

 李荣融之问

 驳央企“储蓄论”

 费厄泼赖应当实行

 国企激励机制困局

 央企改革必须突破官本位

第六章 地方政府：没人管的坏孩子

 危险的地方债

 茅台涨价背后的地方政府消费

 通缉门折射的公权力隐忧

 比亚迪现象与GDP崇拜

 施瓦辛格与中国官员有何不同？

 鄂尔多斯现象

第七章 前腐后继的贪官们

 直面“牵出现象”

 欲语还休的干部财产申报制

 审计署查出问题之后怎么办？

 如何根除刘志军式腐败

 究竟如何实现制度反腐?

第八章 企业家：有多少财富是阳光的？

 反思富士康自杀局

 中国企业为何不创新不起来？

 儒教传统阻碍了创新吗？

第九章 环境与食品安全之忧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之害

 制度决定行为

 紫金矿业污染门的背后

 舟曲之殇：环境的公地悲剧

 食品安全危机背后的危机

下部 迷局反思

第十章 重思经济发展的目标

 礼坏乐崩的时代？

 奶粉的故事与政府公信力

 社会戾气的警示

 制度为何失效

 好用的制度需要不好听的假设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大众化

第十一章 改革重在体制

 政府的为与不为

 求解黄仁宇命题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结与解

第十二章 改革深水区

 正视利益集团

 吴敬琏与江平的忧虑

 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王亚丽样本”

 重温“反对党八股”

 微博为什么这样红

 “唱红”的争议

跋

辉煌的中国经济

在美国《外交》杂志评出的“2010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排名第四位，位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前。更早前，在2009年G20(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周小川撰文《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一下吸尽了全世界的眼球。对于以内敛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和一贯坚持韬光养晦的中国而言，周小川的举动无疑是极不符合“传统智慧”的。

其实，周小川备受关注不过是快速崛起的中国实力的象征与投射。中国经济的崛起速度之快，不仅令西方国家错愕不已，甚至也大大超乎国人的预期。回想当初，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人们几乎是一边倒的悲观情绪，认为中国企业将不堪外企一击。事情的发展再次令人大跌眼镜：中国不仅没有被入世冲垮，反倒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从2001年的5．7％猛增至2007年的11．4％。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意味着什么？

GDP大跃进

2010年，日本GDP为54 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 044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对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而言，“赶超”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1957年，中国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超英国；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 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1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2007年，中国GDP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到了2010年，我们在赶超的路上再下一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9．8％的增长速度，超越了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9／0及8．5％的速度，成为30年间世界经济史上的又一奇迹。

金融实力的提升

从2001年人世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便以直升机的速度上升，到2009年底已达到2．39万亿美元的惊人水平，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升至2000年的10％左右和2009年的50~／0。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30．79／0，而G7(七国集团)的外汇储备总额尚不及中国的一半。要知道，德国和日本当年高速增长期间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例亦不过5％左右。

话说回来，美国的心里也不好受。2009年12月份，中国减持了34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现持有7 554亿美元，把最大债权国位置让给了日本。果不其然，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于2010年3月2日至4日访问中国紧急沟通。回溯2007年8月，英国《每日电讯报》一则《抛售美国国债——中国的新核武器》的报道震惊了美国政经两界，以至于美国总统布什放话：“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讲的虽是狠话，但还是透露出了美国的心虚。

世界500强的中国队

在20世纪90年代，海外一度盛行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观点。想想看，银行体系坏账率高达30％～40％，国有银行随意向不负责任的国有企业发放大量贷款，而后者又受制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和严重的低效率而被称为资金黑洞。再加上中国缺乏可信的统计数据，使得怀疑论大有市场。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写的《即将到来的中国大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因此而畅销。

面对危局，朱镕基总理快刀出手。首先，他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撤销人行省级分行，改为跨区域设置分行。由此，央行独立性大大增强，摆脱了地方政府频频干预的局面。其次，大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国有企业市场化，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获得新生。再次，四大国有银行剥离数万亿不良资产，转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大型银行和大量央企上市，资本实力大增，工商银行市值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在2010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有58家中国企业入选，其中54家为央企，只有华为、平安、联想、沙钢4家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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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雷锋与包青天是靠不住的？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雷锋和包青天可谓最熟悉的两个名字。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大公无私、利他主义，这得到了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并通过焦裕禄、孔繁森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楷模而不断延伸。包青天虽是历史人物，但从来不曾过时，有关包公断案的电视剧经久不衰，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对正义的渴望。

这两个历史人物都与当下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经历长期的探索，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邓小平非常精辟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是通过国家的力量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政府来决定。这一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消费者需求不仅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变化，通过计划安排生产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费者需求的（信息问题）；其二，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而言，计划经济剥夺了他们的积极性，无法设计出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微观主体的热情和创造力（激励问题）。因而计划经济注定是低效率的。历史上著名的“厨房辩论”就突出反映了计划经济的缺陷。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论战。辩论中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诸如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而不是武器上，凸显了苏联在民用科技方面的明显落后。

市场经济则相反。市场经济不仅不需要雷锋，而且还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出发点。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这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己的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激励问题”与“信息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有条件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首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

但是，一旦失去机会公平，就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权力之手不断干预经济活动，来攫取不义之财。吴敬琏先生曾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哪些问题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呢？主要有两点，而这两点都与政府有关。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资源。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对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税收；三是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可谓实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首次公开募股、重大项目、行业进入壁垒等，创业板推出后的“PE腐败”屡屡出现，是因为在市盈率上百倍的情况下，谁能获得首次公开募股资格就意味着一夜暴富的神话。2010年国家发改委一位被坊间列为“中国十大处长”之一的处长被“双规”，出事的原因很简单，他主管审批数百亿元的投资。

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害处很明显：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费社会资源；官员腐败愈演愈烈，就像温家宝总理指出的，“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此外，央企的垄断更是直接降低了竞争效率，提高了电信、电力、石油等物价水平，降低了公众福利水平。所谓央企是替百姓存钱的说法更站不住脚，因为百姓对央企利润并无支配权。而且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的测算，如果剔除央企的融资、土地、补贴、资源、税收等不公平竞争因素，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不独立于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司法不独立导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公权力屡屡侵犯私权利，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是弱小的，因此司法的有效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拆迁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院可以判决实施强拆。但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就非常重要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很多商户要被拆掉。当时，这些商户就提出，修建帝国大厦是商业利益行为，我们私人商户也是商业利益，凭什么我们小商户要给大商户作出牺牲？后来法院还是裁定帝国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国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能否强拆、强拆的补偿标准，就缺乏一个好的争端解决机制。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个好的说明，公众对法院缺乏信任，这是很大的危机。对法院缺乏信任，也体现在很多群众遇到问题不去法院而是去政府上访的选择上。在追求稳定与和谐目标下的短期化行为，更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对公权力的信任。正如孙立平教授评价的那样：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二是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不仅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纠纷双方都要想方设法搞定法官），而且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性执法”，也就是说做了坏事不一定被抓，被抓的也不一定是最坏的。对财产安全感的缺乏是近年来出现移民潮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与20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当下的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富二代”、“官二代”逐渐增多，国内“裸官”越来越多，深圳等地甚至专门出台对裸官的任职规定。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是权贵阶层最喜欢的：一方面政府保留了很大权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为财富提供了放大机制与合法化机制。可以说，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为权贵阶层牟利提供了理想土壤。

不难得出结论，出路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言，雷锋和包青天都是不可取的。

首先，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由此理念出发，总统、司法、国会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

其次，要超越对贪官的道德谴责。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边高喊廉政反贪口号，一边大肆贪腐，而这绝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更把反贪权力当做贪污的工具。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因此，这些贪腐官员，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保护他们，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目前，腐败自上而下，可谓触目惊心，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一个处长（拥有29套房产）到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金额越来越惊人。首都机场连续两任董事长、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落马，更告诉我们，腐败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个别官员道德水平问题。喜欢写日记的李薇，牵出了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等一长串高官，更爆出腐败问题的涉及面之广、层次之高。这些落马官员道德水平或许很低下，但如果我们一味归咎于道德问题，就失去了进行体制反思与改良的机会，悲剧只会一再重演。

包青天是可敬的，因为他有令人仰止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仍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包拯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意义和象征价值：毕竟包拯能抓的官员能有几人？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

雷锋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对道德的迷思。因此，我们对雷锋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但仅此而已。我们在现实中应远离雷锋和包青天，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个人的有效体制。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即将迎来建校17周年，而我已在这所美丽的校园度过了将近10载光阴，做过学生，做过员工，也做过老师。多重身份的切换，让我对这所学校有了独特的体验与情感。

这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由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校园大气而婉约，非常适合潜心思考。2011年2月，曾任伦敦商学院院长、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的约翰·奎尔奇教授加盟中欧，更标志着学院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更重要的是，笔者有幸接触到吴敬琏、吴晓灵、许小年等学术大家，眼界与境界齐升。吴敬琏是温仁敦厚的长者，但他思想锋芒的锐利从未改变，甚至有愈老愈勇之感。年逾八旬的吴敬琏教授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从不因循守旧，不断自我革新，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从“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强盗贵族时代”，从“权贵资本主义”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始终发出时代最睿智、最勇敢的声音。吴晓灵教授是我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直接领导，她高效简洁的工作风格、金融改革的实践经验、犀利的学术观点让我受益良多。许小年是中欧“人气”最旺的教授，他那“永恒的批判”更体现了一个学者的铮铮风骨。

可以说，我在中欧10年最大的改变就是皈依了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精神信仰。而这种信仰，是与吴敬琏、许小年教授的“弘道”分不开的。

作为一名学者，我极度赞同管理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研究方法：关注实践。如果按照如今商学院对教授的考核标准，德鲁克可能连教授都评不上。但是当今商学院几乎所有的学科（战略、管理、人力资源、营销、领导艺术等等）都建立在他的深邃思想之上，这可真有讽刺意味。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也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攻击“商学院是如何迷失道路的”，认为商学院的学术论文成了偏离实践的智力游戏。

出于对实践、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而执著的兴趣，我一直为媒体撰写专栏，这为我提供了极佳的思想砥砺的平台。感谢《第一财经日报》秦朔主编、杨燕青副主编、黄宾编辑，财新传媒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财新网朱长征主编，FT中文网主编张力奋、刘波编辑，《上海证券报》沈飞昊编辑等媒体界朋友的支持。感谢秦朔、胡舒立、巴曙松等为本书拨冗撰写评论。

感谢中欧EMBA上海082班的全体同学。你们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你们是我人生的挚友、事业的伙伴、心有灵犀的兄弟姐妹。“真我、善行、有为、不惑”的班级价值观是我心中的指南针。

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这些文章，首先要感谢中欧领导的关心、包容和鼓励，包括朱晓明院长、佩德罗·雷诺（Pedro Nueno）院长、刘吉名誉院长、约翰·奎尔奇副院长兼教务长、张维炯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同事刘涌洁、杜谦、戴馨、葛俊、周雪林、马遇生等，以及梁能、陈杰平、王建铆、杨国安、忻榕、蔡舒恒、丁远、许斌、许定波、黄明、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等教授。特别感谢中欧案例研究中心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全体同事们。

感谢上海金融办方星海主任，环讯支付（IPS）董事长刘轼瑄校友、栾毓敏校友、毛军民校友、王荫和校友，天翼图书总经理李月庆校友，蓝狮子出版人吴晓波，中欧组织能力建设学习联盟的所有“战友”们。

感谢我的父母，哥哥刘绍海、刘军，姐姐刘燕等全家人一直以来的爱和支持。妻子陈晓卉是我每篇文章的第一读者，她也不时给我提供写作的灵感。作为法律工作者，她往往能从资深读者的视角感知文章的锐度和角度，让我受益匪浅。

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蒋蕾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合作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中信出版社在图书策划方面的专业与敬业。  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之命运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合力。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观众，而是“和谐号”上的乘客。在犬儒主义盛行的当下，我用下面的话自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Yes We Can！

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吴敬琏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

作者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奇迹”的本真面貌，笔调客观而审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书兼顾宏大与精微。题材虽为经济，但视野阔大，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对经济加以剖析，同时，全书实证色彩浓郁，力避玄思诳语，这显然是长期密切跟踪经济运行并予以思索的成果。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一个具有反思精神的民族才有未来。刘胜军博士一直在《第一财经日报》等主流媒体勤奋著笔，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穿过表象，鞭辟入里。理性批判是制度建设的起点，刘博士的著作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优化顶层设计，探求治本之策。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主编

如果说从一粒沙子可以透视一个世界，那么，从日常生活出发探讨的经济分析，同样可以具有透视整个经济体系运作状况的作用。作者从一些具体事例着手，娓娓道来，为把握中国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视角。

——巴曙松 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