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观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左手击剑”——吕乐是这样拍电影的》、《“星星”与“野兔子”——关于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徐晓东所做的这本关于吕乐的访谈——《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关注从电影创作当中折射出来的被访者的内心世界，书中收录了包括以上文章在内的数篇文。

徐晓东所做的这本关于吕乐的访谈——《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是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人物的梳理和理论上的剖析，关注从电影创作当中折射出来的被访者的内心世界。

《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收录了《电影观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星星”与“野兔子”——关于电影的现在与未来》等文章。

序：吕乐——坚持个性与低调行事

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

电影观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

《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简介

“真实”只是一种方法——谈《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

《赵先生》简介

所有爱情故事经常相似，却从不相同——《赵先生》论

让无以名说的味道慢慢渗出来——谈《赵先生》

《小说》简介

比“现实”更好的东西：“真实”——《小说》论

用一百万寻找一个抽象问题的抽象答案——谈《小说》

《美人草》简介

解开衣扣，准备沦陷——谈《美人草》

《山乡书记》简介

我们害怕英雄开口讲话——谈《山乡书记》

《十三棵泡桐》简介

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处在“必然王国”里——谈《十三棵泡桐》

“左手击剑”——吕乐是这样拍电影的

“星星”与“野兔子”——关于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附录：吕乐简历

致谢

十几年前，当吕乐拍《赵先生》时，抽的是“吉普赛人”香烟。“吉普赛人”力量凶猛，极难寻觅，在中国，抽“吉普赛人”的烟民比吉普赛人还要稀有，属于“绝对极少数派”。今天的吕乐，已经改抽“中南海”了。“中南海”劲头适中，口感清舒，在北京，甚至全中国，几乎没有比“中南海”更大众化的香烟了，无论什么级别的烟店，都必有“中南海”。

抽着“吉普赛人”的吕乐留着长发，清瘦敏捷，极为“愤青”。对自己做的东西有充分的自信，对未来有十足把握。他质疑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人为安排是“老糊涂了”，无法忍受中国电影里表演和台词的虚假……而抽着“中南海”的吕乐已经剪成了平头，古铜色的面颊也丰腴了些，穿着一件破旧的老式对襟大棉袄，戴顶灰绒帽，踩着厚厚的积雪缓缓走来，像一个“泯然众人”的北京老大爷。这时的吕乐，悲观、清醒，而且很容易害羞。他经常自嘲，用自我调侃轻描淡写着他所遭遇的，偶尔也嘲弄—下当下热炒的电影，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欲说还休的状态，看起来总有几分犹豫和颓唐。

吕乐的犹豫和颓唐十分合情合理。当电影院越来越多地设在购物中心时，便以最直观的形式告诉人们——电影是一种商品。虽然吕乐已经放弃了“吉普赛人”而改抽“中南海”，但对于他与之打了大半生交道的“电影”被定位成跟麦当劳、百货、跳舞机一块儿出售的东西，吕乐即使从理论上能够接受，在情感上到底有些疙疙瘩瘩地理不顺，他那被冒犯了的感觉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还有票房挫折与业界批评的双重夹击。曾目睹一位钟情于“作者电影”的评论者十分严肃地向吕乐发问——“吕叔，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为什么从你的电影中看不到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发问甚至毫不掩饰地流溢出一种道德优越感，言语之间谴责的意味十分明显。吕乐在她的目光下俨然成为一个丢盔弃甲的逃兵，或者是改弦易辙的叛徒，为了～己利益而放弃信条与原则。吕乐面对发问难免尴尬，有一瞬间的惶惑，欲说还休。最终，他只是点燃了一支‘‘中南海”，烟雾缭绕中，一脸的落寞。

这种落寞已经笼罩在吕乐脸上很久了。在“体验经济”的时代，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不是去喝一杯咖啡，而是去体验“到星巴克喝一杯咖啡”的生活：去电影院看《阿凡达》，不是去看《阿凡达》，而是去体验一种“到电影院看《阿凡达》”的生活。什么东西都不单纯得只是它自身的时候，电影也因为需要太多的附丽而让吕乐有些无所适从。况且，他拍的电影，能够顺利公映的，迄今为止只有一部。从他最后的那部《十三棵泡桐》算起，到现在已经又四五年过去了，青春已逝的吕乐陷入了漫长的“准备拍一部电影”的状态中。

巨大的“矛盾综合体”

描述一个人的性格就像向没有味觉的人描述味道、向盲人描述颜色一样困难——所有印象都是直觉式的，较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尤其是面对吕乐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综合体”。但我仍然试图去抽象概括，尽量对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做一个速写，因为我相信，所有作品与其作者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

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生性善良的吉基尔博士服用自己研制的一种药物后，性格变得凶残，自称是海德先生，为非作歹。这个故事的普遍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具有“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双重人格，往往彰显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面。在吕乐身上，也藏着很多个“海德”，很多个“吉基尔”，有先天基因的成分，更多的，则拜成长环境、教育过程以及人生遭际所赐。

回溯至吕乐的童年，他有一位因工作而总是“在别处”的母亲，以及一位因为妻子总是“在别处”而缺少幸福感的严厉父亲。这样的境况下，年纪尚小的吕乐显然无法用其他孩子惯用的撒娇或者眼泪来摆平一切。又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只能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往往采取“软对抗”的策略，以乖顺、讨好、委曲求全来保证自己不至于被心情不好的父亲惩罚。但与此同时，又对父亲的权威保持了一种质疑的态度——尤其是当他是非不分、奖罚不明时。所以，内心更“轴”了。这最初的“表里不一”根深蒂固，导致“外柔内刚”的矛盾性贯穿了吕乐的大半生命旅程。

吕乐所受的教育继续了这种矛盾性。在大学读书时，两条互相解构、背道而驰的线索齐头并进——课程体系之内讲授的，是苏联电影以及中国第四代的传统情节剧，而课后观摩的教学参考片，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十分“革命”和“先锋”的东西。这两条线索虽然不至于完全彼此解构，但显然无法形成一个和谐体系，它们在初涉电影世界的吕乐心中喧哗与骚动着。及至吕乐到了法国，陌生的环境和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喧哗与骚动，对其自身早已具备的矛盾性推波助澜，甚至使吕乐颇有些“懵”的感觉。

回国以后，吕乐作为导演的电影遭际就像一个当代“西西弗斯神话”——他本想做个“听话”的孩子，处处规避制度与政策所限，自愿交付自由，戴着脚镣跳舞。但在他所完成的五部影片中，除了《美人草》之外，仍然无一公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着石头上山，但石头最终总会毫无悬念地滚落山脚。被否定的次数多了，踌躇满志的吕乐当然渐渐变得悲观、清醒、犹豫、很容易害羞、很乐于自嘲，大多时候欲说还休了。P14-16

作为电影学院78班的一个成员，吕乐不像张艺谋、顾长卫那么有名，但是，他有非常好的欧洲电影尤其是法国电影的知识，有非常丰富的与国外其他一些导演拍摄和工作的经历，在业界也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只是老百姓和媒体对他全然不知。

吕乐与张艺谋、侯咏、我，先是在1981年拍摄了78班的第一个35MM黑白短片作业《小院》；然后1982年他又和张艺谋、侯咏与导演田壮壮，拍摄完成了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红象》，担任毕业作品《红象》的摄影之一；1984年吕乐再度和侯咏合作担任影片《猎场札撤》的摄影，1985年在电影《猎场札撒》拍完以后，还先后担任了电影《净土》、《天菩萨》等影片的摄影师。虽然，他的作品没有特别大的社会反响，但在专业人士的眼睛里，仍属好的作品之列。由于他创作出色，有幸被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荷兰藉的伊文思看中，在纪录片《风》中担任其中一组的摄影工作，虽然，伊文思最后的完成片没有使用吕乐拍摄的部分，但这样的合作，产生了东西方文化和电影思维的碰撞。在吕乐拍摄的部分素材中，强烈地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电影语言和思维观念，表现出他在中国“学院派”的教学和课程中所吸收的精华，也展示了他对西方电影史的认同和对电影各种各样的表现方法的理解，并对其后来拍摄的纪录片《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产生了影响。该片曾获巴黎人类学电影节大奖。1987年，吕乐旅居、游学法国，1993年，吕乐担任影片《活着》的摄影。

作为中国影坛“第五代”的成员，吕乐也是首屈一指的摄影师，与国内诸多著名导演有过一些亲密的合作和创作——曾经拍摄过田壮壮的《猎场扎撒》，张艺谋的《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集结号》、《非诚勿扰》，最近几年拍摄的作品则是著名导演吴宇森的《赤壁》。可以说，吕乐是“第五代”电影人中极具创作能力和丰富经验的摄影师。他的作品，经常会带给我们惊喜。其电影创作具有纪录片的风格和元素，在造型、色彩、用光、构图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追求和突破，摄影比较流畅自然。

徐晓东所做的这本关于吕乐的访谈，是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人物的梳理和理论上的剖析，关注从电影创作当中折射出来的被访者的内心世界。在学识、历史、环境的基本条件下挖掘人物的思想及性格，试图在影像和思想方面给我们建立一种参照，一种在电影本体和文本意义方面的双重读解。她并不准备探究吕乐摄影创作上更技术化的东西，而是对研究对象及其作品做一幅人文速写，有更多的随笔、随意和随性……

在《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中，她认为吕乐的艺术观已经充分形成，“这个由电影创作和理论总结一块构成的体系，并不像鸟巢那样复杂和庞大，简陋如乡间一座独居的茅屋，但却足够完整，并且有些个人特点。”对此，我认为还是比较对的。但是，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比如，徐晓东写道：“换句话说——缺少吕乐，‘第五代’将不再完整。……即使作为摄影师，吕乐也是营造第五代影像的中坚力量o……基本上，低调的吕叔总是充当‘暗部’、‘阴影’，有了他，第五代才会‘立体”’。——其实，中国电影“第五代”是一个年代和群体的概念，在电影的摄影创作上，有自己的造型观念，在个体的创作环节，会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东西。

徐晓东的这本著作，兼有文学、电影、人物、随笔、传记、专业知识、个人思想等多方面内容，看似很不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思想、观念上的探讨，从被访者的经历出发，结合其电影创作，同时加上一些作者自己的看法和相应的学术观点。这样一种混搭的方式，也是当下的一种研究方法，无论是研究摄影师，还是研究其他电影人，或是捋顺创作思想和观念，能使我们各自从中读解和感受电影人在电影中或电影以外的魅力。我认为这一游离于纯电影专业创作或者是电影摄影创作的访谈，可能在时下是一种方法，但也会有很多的危险：即专业人士不看或者是看不下去，而在外人看来，也会不太关心吕乐所讨论的东西。我反而希望，她能够有比较多的文学批评、电影历史、电影理论、电影摄影等方面的研究。

徐晓东是有意在做这样一种形式的东西，正如她所写的：“吕乐的电影实践以及他言谈之间表现出的对很多观点一以贯之的表达与维护表明——他的性格以及艺术观已经充分形成。将所有的热情和时间都放在创作上的吕乐，对于理论的表述虽不自觉、不连贯，但却难得地清晰、有力，一以贯之，丝毫没有朝秦暮楚的游移。”——她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力图探究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涉及的精神问题，展示其思想和内心深处最深刻和最深层的东西。她利用文字向读者全面地描述了作为电影导演和摄影师的吕乐，以及他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在访谈的过程中，又通过问答，向读者展示了吕乐在想什么样的问题，试图通过创作者的嘴，来读解和分析他的电影作品以外的东西，努力用语言和文字搭建一种电影创作与理论的联系系统，这也使我们在了解吕乐这个人和其作品的创作过程外，丰富地了解其整个电影的创作想法。

这部访谈形式为主的专著，问答双方都比较平和，大部分出于对问题的实质讨论和深度追索。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吕乐所表现出来的平和、成熟、宽容、力量、真诚和信心，这让我对于自己过去所认识的吕乐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作为学习摄影专业出身的，吕乐就是吕乐，不太会去标榜自己和追求什么当下的时髦，一以贯之的，也许永远是电影学院学生善于运用的“以不变应万变”。

这本书的出版，会对有关电影作者个人的采访起到一个示范作用，至少对研究个人电影创作会有一些帮助，也会对电影历史的发展和创作有一个帮助作用。

张会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201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