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我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戏剧第一人。十岁就读完了四大名著，他的代表作有最受观众欢迎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等，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张耀杰的这本《曹禺：戏里戏外》运用西方比较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对于曹禺戏剧艺术以及现实人生作深入剖析，是一部细读曹禺影剧经典文本、破解中国文化神道密码的学术传记作品。

中国现代文化人中，影剧大师曹禺是最具悲剧意识的一位，他的复杂多变、悲欢离合的影剧人生和人生影剧，同样是中国影剧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悲情故事。而在其主要的影剧作品中，若隐若现地始终贯穿着一种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密码模式：其中最为原始、最为永恒也最具艺术魅力的文化密码，是形而下的天谴罚罪加形而上的阳光天堂的天罗地网。

张耀杰的这本《曹禺：戏里戏外》运用西方比较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对于曹禺戏剧艺术以及现实人生作深入剖析，是一部细读曹禺影剧经典文本、破解中国文化神道密码的学术传记作品。《曹禺：戏里戏外》既是阅读欣赏曹禺经典影剧作品神秘幽暗的艺术魅力的必读秘笈，同时也是影视戏剧专业师生和文艺爱好者从事影剧创作和影剧欣赏的必读教材。

引言

第一章 曹禺早年的戏剧与情爱

 一 童年时代的神道环境

 二 南开中学的戏剧活动

 三 处女小说的男权意识

 四 中学时代的神圣初恋

 五 骂人有理的时评杂感

 六 一网打尽的天谴诅咒

 七 清华园内的演剧与情爱

 八 《雷雨》的横空出世

 九 《雷雨》的发表和+出版

第二章 “绝子绝孙”的《雷雨》

 一 原始情绪中的文化密码

 二 《雷雨》中“最‘雷雨’的性格”

 三 周朴园的保家护种

 四 周蘩漪的乱伦通奸

 五 鲁大海的天谴诅咒

 六 周冲的阳光天堂

 七 周萍的人性幽暗

 八 鲁四凤的在劫难逃

 九 天谴天堂的诗化悲剧

第三章 应运而生的《日出》

 一 《雷雨》的演出与论争

 二 李健吾的《雷雨》评论

 三 田汉、张庚论《雷雨》

 四 与张彭春的再次合作

 五 陈白露与民国美女王右家

 六 曹禺对王右家的一往情深

 七 王右家与罗隆基的情爱传奇

 八 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绝情离异

 九 应运而生的《日出》

 十 《日出》演出的轰动效应

 十一 周扬与黄芝冈的“批评的批评”

第四章 《日出》中的阳光天堂

 一 陈白露的“有余”与“不足”

 二 黄省三的“奉有余”

 三 李石清的“损不足”

 四 从“有余”到“不足”的潘月亭

 五 “阎王”加“财神”的金八

 六 空喊高调的方达生

 七 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

 八 “予及汝偕亡”的天谴诅咒

 九 怕官仇富的阳光天堂

第五章 《原野》中的野蛮复仇

 一 《原野》的创作与演出

 二 保家护种的焦母

 三 退化变种的焦大星

 四 野蛮复仇的仇虎

 五 花金子的黄金天堂

 六 白傻子的愚不可及

 七 原始情绪的全面推演

第六章 舍家爱国的《蜕变》

 一 从南京到重庆

 二 关于编剧术的演讲

 三 《全民总动员》

 四 与时俱进的《正在想》

 五 《蜕变》中的权与法

 六 天谴罚罪的思想改造

 七 舍家爱国的丁大夫

 八 清官救星梁公仰

 九 “屁”一般的孔秋萍

 十 天人感应的阳光天堂

第七章 《北京人》的男权美梦

 一 《蜕变》后的精神失落

 二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三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四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五 阴盛阳衰的男权王国

 六 情景交融的秋声秋韵

 七 天人感应的精神强暴

 八 天涯比邻的谬托知己

 九 天堂净土的精神超度

第八章 《艳阳天》的“阴魂不散”

 一 美轮美奂的神话故事

 二 春水花月的美好婚恋

 三 盛夏之夜的“舍身爱人”

 四 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

 五 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

 六 “舍身爱人”的男权神话

 七 与周恩来的亲密交往

 八 架不起的彼岸之《桥》

 九 《艳阳天》的“阴魂不散”

第九章 《明朗的天》的戏剧人生

 一 新时代的文艺高官

 二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三 一男二女的婚姻离散

 四 《明朗的天》的戏剧人生

 五 《胡风在说谎》

 六 反右运动的踊跃表现

第十章 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一 《胆剑篇》的“怪力乱神”

 二 周恩来论“新的迷信”

 三 政治风浪中的失魂落魄

 四 《王昭君》的超凡入圣

 五 拨乱反正的公开表态

 六 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后记

八 《雷雨》的横空出世

由于北平正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清华大学决定免除期终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成绩，于6月初提前放暑假。在大部分同学离开校园放假回家期间，应届毕业后留在清华攻读研究生的曹禺，却在郑秀的陪伴下经受着炎热的天气与炽热的情爱的双重煎熬，坚持完成了从南开中学时期就开始构思酝酿的四幕剧《雷雨》。1933年的盛夏，当这部既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又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之成熟的经典巨著横空出世的时候，剧作者曹禺只有23岁。

前面已经谈到过，按照郑秀和孙毓棠的说法，《雷雨》中的周冲就是曹禺自己，四凤就是作为曹禺初恋对象的女仆“梅姑娘”。而在事实上，出现在曹禺笔下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或正面或负面、或浅显或深致、或理想或写实的自传性色彩。《雷雨》中那个与曹禺一样经常去外国教堂的周萍，对于蘩漪的又爱又恨又怯又怜的复杂情感，就透露着曹禺与郑秀之间爱恨交加的蛛丝马迹：

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把他由)中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他愿意找。他见着四凤，当时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的身里。她有“青春”，有“美”，有充溢着的血，固然他也看到她是粗，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要的，渐渐地他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忧郁已经蚀尽了他的心；他也恨一切经些教育陶冶的女人(因为

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同一切细致的情绪，他觉得腻！

大家闺秀出身又专攻法律的郑秀，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是理工科英俊潇洒的男生。曹禺不仅是学文科的，个头也太矮，身材还没有穿高跟鞋的郑秀高，完全不是郑秀的理想人选。然而，作为一名少不更事的纯情女子，郑秀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与自己笔下的诸多戏剧人物一样拥有神秘莫测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曹禺的穷追不舍。少男少女的男女情爱总是在爱恨交加、冷热交错中轮回反复的；曹禺与郑秀的浪漫情爱，更是少不了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作为见证人，清华学长李健吾1939年3月22日发表在《文汇报》“世纪风”副刊的《时当二三月》，活现出了1933年春天的曹禺与郑秀，在清华园中的热烈情恋：“想想家宝那副做爱的可怜相——朋友都为他担心，然而，滚你们的！他幸福了，有情人成了眷属，如今添了一位千金。”

与李健吾的这段文字相印证，《雷雨》中的周冲为初恋情人四凤所描绘的，分明是阳光天堂般神圣美好的情爱神曲：“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日出》中的陈白露，对于自己与诗人前夫之间阳光天堂般的美好婚恋，另有充满诗情画意的旧事重提：“我爱他！他叫我离开这儿跟他结婚，我就离开这儿跟他结婚。他要我到乡下去，我就陪他到乡下去。他说‘你应该生个小孩！’我就为他生个小孩。结婚以后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似的日子j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有时候乐得在我面前直翻跟头……”

与李健吾所说“家宝那副做爱的可怜相”最为合拍的，是曹禺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的话剧剧本《家》中，既偷偷摸摸又神神秘秘地向二哥觉民泄露情爱秘密的高觉慧：“(眼里浮出快乐的光彩，低声，感动得颤抖地)我爱了一个人。”“(喜悦地)回头我告诉你！(仿佛忽然来了灵感)你知道么？泥土里生米，水底下出珍珠，沙漠里埋黄金，(忘却一切)天哪，这都是造物的恩惠呀！”P26-28

在古希腊，有一则关于“斯芬克司之谜”的神话故事。斯芬克司是长有一对鹰翅膀的女妖怪，狮身、蛇尾、人面、美女头。这种妖怪早在古埃及传说中就已经存在，并作为驱灾祛祸的神圣象征，被置于墓顶或刻于盾牌；大概是在迈锡尼时代，开始流传到古希腊。斯芬克司在古埃及是狮身人面的男性，流传到希腊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女性，还多出了一对鹰翅膀。

按照古希腊神话中的介绍，天后赫拉的情敌塞墨勒，是忒拜城邦的国王卡德摩斯的女儿。赫拉出于对情敌的报复，委派斯芬克司到忒拜祸害当地民众。斯芬克司来到忒拜，坐在城外的山上向过路人提出一个难猜的谜语，猜不出的人就要被她活活吃掉。当科任托斯国王的养子、同时又是忒拜城邦现任国王拉伊俄斯的亲生儿子的俄狄浦斯来到忒拜时，斯芬克司同样提出这个谜语：“什么生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间用三只脚走路，而脚最多的时候，又是速度最慢，力量最小的时候？”俄狄浦斯一语道破谜底道：“人。”斯芬克司听了羞愤难当，当即跳崖而死。

经过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化处理，“斯芬克司之谜”被搬上舞台并且流传至今。由于它是关于人的发现和人的命运的谜语寓言，即使被揭开谜底之后，依然具有既普遍又永恒的艺术魅力。通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艳阳天》等一系列影剧作品，曹禺贡献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同样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人生宿命和文化密码的“斯芬克司之谜”。对于这则谜语的解读揭穿，不但不会抹杀其普世永恒的艺术魅力，反而会使人们更加透彻地欣赏其审美价值。

曹禺影剧作品中的文化密码及其难猜之谜，究竟是什么呢？现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要不然，曹禺本人不会先在《(雷雨)的写作》中表白说：“至于雷雨象征什么，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但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然后又在《(雷雨)日译本序》中写道：“那么，我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呢？我这个人胆小谨慎、忧郁、爱挑剔，不能理解自己。我缺乏希腊人的智慧——‘自知之明’，心中只是乱云般的焦躁与一种不可摆脱的迫切的思绪。因此，当我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总是模糊不清的。”到了《(日出)跋》中，他依然在强调说：“曾经有人问过我，《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较好些，我答不出来。……我一个感情用事，素来不能冷静分析的人，只知道哪一个最令我关心。”

好在“不能理解自己”的曹禺，打从南开中学时期就不间断地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以及自己从事创作时的思想情绪，进行着不厌其烦的倾诉和表白，为后人解读他的作品中的文化密码及其难猜之谜，提供了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谈起曹禺，人们总要从《雷雨》说起。1937年2月，先后执导过《雷雨》、《日出》的戏剧界泰斗欧阳予倩，在《(日出)首次演出特刊》中甚至写下“曹禺先生的确是剧坛忽然跳出来的天才者，人家欢喜演他写的戏，我也欢喜导演他的戏……”的风趣话。而在实际上，即使是天纵之才，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长起来的，曹禺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在南开中学时期，早熟早慧、情窦初开的曹禺，就在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孩子的点燃之下，有过一次创作高潮……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把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这句话移用来形容中国影剧大师曹禺的主要作品，同样是可以成立的。

本书的母课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规划课题。该课题于1998年7月立项，于2000年7月结题，主要内容是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点作家及经典作品，进行“存在还原”意义上的重新解读与重新定位。《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结题完稿后，却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后来几次搬家，连手稿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两年的心血就这样化为乌有，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关于影剧文化的相关研究，一直围绕着这一课题逐步深化。通过重新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我决定对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曹禺影剧和田汉影剧，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项研究，并于2003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本学术评传《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影剧之王田汉：唯美爱国的浪漫人生》。本书便是在《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一书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深化的结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已经在相关学术刊物中公开发表并得到好评。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动，就是觉得中国许多时髦学者靠着炒作外国人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暴得大名，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愿意扎扎实实地按照结构主义的学术规则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文本细读。迄今为止，能够把曹禺的影剧文本通过结构主义的文本细读解读明白的，本书应该是第一例。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通俗易懂并且妙趣横生的文艺性学术传记，依然难以找到出版机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读者趣味，近年来我逐渐转入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个案研究及传记写作，这本书稿也就被抛置脑后。

2010年是曹禺一百周年诞辰，应《南方周末》、《文艺百家》、《名作欣赏》、《民族艺术》等多家报刊的约请，我忙里偷闲重新改写了这部书稿。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mq-心的张爱民先生慧眼识珠，有意出版这部并不过时而且也永远不会过时的文艺性学术传记，无论如何都值得我感恩庆幸的。

就中国影剧文化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曹禺影剧其实是遵循着中国传统戏曲既诗以言志又文以载道、既委曲尽情又神道设教的综合性艺术追求来进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颇为自觉地以“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作为从事影剧创作的原动力和内驱力的曹禺，已经拥有包括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在内的传统戏剧大师所不具备的世界性眼光。他运用舶来品的现代话剧和现代电影的文体形式，把鲁迅在《女吊》一文中所说的传统民间戏曲“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影剧模式，最大限度地扩充改造，从而集大成地形成了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相应地，曹禺和他笔下的影剧人物最为基本的人生模式，颇为一致地表现为先在阴间地狱般的此岸世界中，以或替天行道、天谴诅咒或忍辱负重、奉献牺牲的方式，朝着阳光天堂般的彼岸世界一再追求或一再出走；最终的结果或者是遭受悲剧性的天谴罚罪，或者是获得喜剧性的人间正果。

尽管曹禺及其影剧作品，在中国影剧史上占有着承前启后且不可替代的集大成地位；就人类影剧史来说，曹禺影剧与黑格尔所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古希腊戏剧和现代欧美影剧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曹禺原本就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自由的个人”也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具备了“自我规定的意志”的人；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也不是宽容保障“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文化，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周期性地爆发一次“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暴力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初级文化。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要真正在马克思所说的“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仅仅依靠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于宗教神圣化的暴力革命和改朝换代，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逐步建设完善现代性的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常识；尤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依法制约政府机构的公共权力的宪政制度、依法促进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制度；从而使任何性质的不合法、不人道的强理强权，逐步丧失其立足之地。只有这样，黑格尔所说的以古希腊戏剧为源头活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戏剧，才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下根来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影剧大师曹禺是中国影剧史上既有的成绩与骄傲，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影剧第一人，却又不是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文化偶像。中国影剧人最应该做的，是更深入地研究并超越曹禺影剧，而不是通过新一轮的造神崇拜，来粉饰自己因丧失文艺创造力而只能跟随在前辈大师后面走下坡路的贫乏无奈；更不是像影剧大师曹禺那样，为追求超凡入圣的修成正果而付出丧失创作自由的沉重代价。只有这样，才是对于影剧大师曹禺真正的尊重和最好的纪念。

本书能够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我莫大的荣幸，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张耀杰

2011年5月7日初稿

2011年8月10日改写于北京

张耀杰写作传记的一大长处，是他不平面地列举材料。他能让人从材料的选择和评价中看出自己的观点，还有就是对传主的负面东西毫不留情。像他这样以解剖的眼光写作传记的，现在还不是很多。这部学术传记是非常有个人色彩的。作者对传主评价的一个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传主的婚姻，特别是传主对女性的态度。

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

张耀杰1989年报考的是南京大学的影剧学研究生，很遗憾我把他给放跑了。在他之前我还把北京人艺的剧作家李龙云给放跑了。我没有想到张耀杰在文史研究方面表现得如此精彩，我认为《曹禺：戏里戏外》一书，是可以传世的。

南京大学教授 董健

义侠张耀杰，东书房常客。一日带人来访，恰遇上访者。访民哭诉冤屈，耀杰兄与之同悲。同来之人不以为然，且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兄目圆发直，怒骂。且质问我，这等不肖之徒如何坐在你家里，还在此胡言乱语？！告知，并不识此人，随君来也。耀杰兄好似睡梦刚醒，茫然许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于建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