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

《不尽之思》收录了作者追忆往事的一些文章。内容包括回忆与作者相关的人物，以及有关上个世纪作者个人经历的杂忆。

《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所收文章写于1995-2009年间。

《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所收文章，大都数写于2000年之后，少部分写于2000年之前。内容包括回忆与作者相关的人物，以及有关上个世纪作者个人经历的杂忆。作者深情地回忆了冀朝鼎、杨朔、廖承志、宗璞、雷海宗、袁同礼等，自己的恩师刘金定、相濡以沫的丈夫陈乐民，以及自己在印度、越南等国的一些经历，特殊年代的记忆和在清华园读书的回忆等。

自序

春蚕到死丝未尽

我所知道的冀朝鼎

忆杨朔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忆廖公

关于阿瑟·米勒的点滴回忆

高山流水半世谊——宗璞与我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发明家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

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袁同礼

恩师刘金定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访华逸事

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鲍大可

忆海伦·斯诺

上世纪50年代初识印度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

在胡志明家做客

与保尔·罗伯逊同台演出

与师友同游水木清华——《世纪清华》序

清华园里曾读书

何谓素质教育？——回忆母校天津耀华学校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关于阎宝航地下工作事迹的电视剧《英雄无名》，使我想起另一位相类似的人物冀朝鼎来，他也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的事迹的戏剧性比阎宝航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拍成电视剧一定很好看。现在的年轻人中可能知道他弟弟冀朝铸的人更多些。其实冀朝鼎应该是中共党史乃至当代史上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其人其事传奇性极强。我的印象中他是资格老而比较“洋”的老干部。论革命资历，他参加过五四运动，被捕过，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出席过共产国际“六大”，任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论“洋”，他十几岁就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二十一岁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将近二十年，是正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论“国民党”关系，他当过孔祥熙机要秘书、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长等要职，北平解放前夕还在傅作义手下任“华北剿总”经济处长。解放以后，他的主要职务是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以其资格论，级别不算高，但是解放初期在打破封锁禁运以及其他国际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远超过他的表面官职。我得以有幸认识他是因为他常参加我供职的单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组织的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平会议，更多是亚非团结会议。

不知为什么，在经常出国的人物中，冀老与我接触较多，谈得也较多，虽然无论资历、级别、年龄，我都与他差距很大，而且他根本不需要翻译，我没有理由到处跟着他。开始比较接近是1956年冀老率领贸促会代表团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博览会，我和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和”书记处工作。其时中奥尚未建交，没有大使馆，我们成为唯一在那里常驻的中国办公处。所以国内来人，我们都有义务接待，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服务，做向导，等等。我们孤身在外，也特别欢迎国内来人。那次我临时被借调到贸促会代表团工作。大约冀老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博览会结束后，我以为没事了，就自己回到住处。谁知晚上忽然冀老气呼呼自己跑到我们住处来，对我不参加代表团内的工作总结会议很不高兴，因为他要我执笔写报告。后来根据他的授意我写了一份内部报告的初稿。另外又在他授意下写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奉命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公开文章，过去如果写此类文章，都是为领导代笔，以领导名义发表。现在想来，就这一点，也是冀老开明(或“洋”)之处。他要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他的确很看重这次中国到西欧国家参加博览会，希望能借此扩大影响，以便有后续。文章内容我现在全忘了，只记得自己有些得意之笔是最后引了冀老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大意谓：中国和奥地利的友好关系好比一本书，现在刚刚打开第一页，以后还会继续读下去，读出更丰富的内容。另外，他还专门指示我在文章中写一段介绍某些西方国家展出的先进仪器(好像是医疗器材)，使我感到很新鲜。后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登出，我注意到，关于外国先进仪器那一段还是被删掉了。

自那次以后，冀老就对我比较亲切。他参加过几次和平运动的和亚非团结组织的会议。在出国开会期间，有空闲时，就愿意找我聊天，实际上所谓“聊天”，就是他说我听，这对他可能是一种放松。一些他打人国民党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有趣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可惜我当时少不更事，没有体会到他的经历之宝贵，没有想到，也不敢提问。如果有像今天李辉、谢泳等人的觉悟，就可以挖掘出许多丰富的史料来。那时也没有追记笔记的习惯(按纪律不允许)，甚至不敢同别人讲。如果不是现在写回忆想起来，恐怕要烂在肚子里了。现在也只能凭记忆，可能忘掉不少，也难免有不准确处，不过最生动的部分印象深刻，大体不会错的。

冀老说他老早就认识我的父亲资耀华，他们两人同是陈光甫所赏识的人才。陈光甫是很重才的。资耀华被陈延揽到他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冀朝鼎则任陈光甫的秘书，而且以他的经济长才和英文，在一系列重要国际经济活动中为陈的得力助手。例如中美关系史上著名的1938年“桐油贷款”，是陈光甫主谈成功，为抗战中的中国立的一大功劳，冀老作为他的助手全程参加，并是英文文件的起草人；抗战期间中美英“平准基金会”，陈是主任，冀是秘书长。事实上冀老认识陈光甫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希望他能以山西老乡的身份接近孔祥熙，陈光甫与宋家、孔家都比较熟，也曾在孔面前称赞过冀的才干。以后冀就逐步转入孔祥熙的班子。孔的家乡观念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冀的出身背景(他父亲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教育厅厅长)，也算世交，遂顺利地得到孔祥熙的重用，任孔祥熙的机要秘书之职，成为孔的亲信。与此同时，有一段时间仍保持与陈光甫的工作关系，直到他离开平准基金会到中央银行任职。据称陈对孔祥熙这样的官僚实际上是看不上的，对冀逐步接近孔而疏远他有所不满，他当然不知道冀的特殊任务。孔任财政部长期间，对冀十分倚重，冀几乎陪伴孔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包括出席布列敦森林会议。P24-27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