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风骨
马相伯晚年，对来访的胡愈之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100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编者注】：马相伯，1840—1939，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胡适曾于30年代初撰文，建议国民党政府将东北划出一个省，交给中共试验其治国方略，如成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篇宏文未能公开发表。
1928年以后，清华大学对中外教员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有个教音乐的外国教员，上钢琴课的时候，对一位女学生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大学立刻将其辞退。该教员以合同期限未满为借口，并以找美国公使为要挟。清华大学不理这套，他最后离校了事。
徐复观受蒋介石委托，带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前去看望熊十力。熊十力对徐复观大吼：“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熊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辞而不受。他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
【编者注】：徐复观，1903－－1982，名秉常，字佛观，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1949年去台。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新儒家开山祖师。
沈荩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打了二百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据说，这个牢房不久前还关押过原广西提督苏元春与名妓赛金花，刑部司员因此戏成一语，作上联：儿女英雄流血党。迄今尚无下联。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编者注】：沈荩，1872—1903，字愚溪。曾参加维新变法，长期担任记者。1903年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内幕被处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新闻言论触怒政府而被杀的记者。
1914年，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只是将其软禁在龙泉寺，并每月提供500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规定了对章的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等等。
孙传芳拜访马一浮，马不肯见。慑于孙的淫威，家人劝马不必如此直白，不如以不在家为由拒绝。马却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只好悻悻而去。
【编者注】：孙啭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军阀。1935年被施剑翘刺杀。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
傅斯年在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最终在国民参政大会上把孔赶下了台，即便蒋介石说情也没有用。其后，傅斯年的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将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赶下了台。一个国民参政员居然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可以说是民国史上一大奇迹。
白崇禧聘请乔大壮当参议，事先讲明不管政务，只做些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编者注】：乔大壮，1892—1948，原名曾劬，字大壮。四川华阳（今四川双流）人。著名学者。
1948年，蒋介石企图对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施加影响，亲自写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此举触怒了学界。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得依据程序，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
【编者注】：顾孟余，1888—1972，浙江上虞人。民国教育家、国民党“改组派’’重要成员，曾任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民国教育家、政治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负责人等职。1949年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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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回忆不起来，对历史的喜好始于何时。或许与幼时爱读小人儿书（连环画俗称小人儿书）有关。
7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都有与我相同的经历。那时，街边经常有小人儿书摊儿。摊主把连环画的封面撕下来、编好序号，贴在一张四开大的牛皮纸上，挂在墙上。孩子们通常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几十、上百个封面中，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小人儿书，然后交上1分5厘钱，坐在摊主提供的小板凳上，沉浸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不过这种时光亦是不常有的。
那时候的孩子，能有5分钱零花，已经是很阔气的了。摊主很狡黠，一本定价1分5，孩子要看一本得交2分钱。孩子也不傻，囊中羞涩之际，就会约一个伴儿来，俩人凑3分租两本交换着看。之所以不常有，是因为每当你有1分钱的时候，最要好的哥们儿未必有2分。
姥姥家镇里老街上的小人儿书摊，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无限的美好。上小学以后，几乎每个周日都要去姥姥家，在那里，在疼爱我的姥姥身边，贪吃的肠胃和幼小的心灵可以得到双重满足：如果是夏天，午饭一定有浓重酱赤汪着油的烧茄子和鲜艳欲滴的西红柿炒鸡蛋，再平常不过的家常饭，经过亲爱的姥姥亲手炮制，是孩子眼中的饕餮盛宴；而后便流连在小人儿书摊上，消磨着那漫长得望不到边际的童年光阴。
小人儿书的题材大致有传统演义、革命战争等几大类。传统演义类包括，三国、水浒、西游、说岳、说唐等等，这是男孩子的最爱。周一上学了，在老师的粉笔声中，望着黑板发呆，幼小的心早已飞回古代。下课后，向同学吹嘘着小人儿书里现趸来的故事，刹那中，仿佛自己已幻化成顶盔贯甲、罩袍柬带的古代将军。这样的幸福，可以延续一个礼拜。周日，一旦手里有了两三分钱，就又可以做一个礼拜的英雄梦了。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对侠义忠信的向往，对历史的喜爱，就在这简单的循环往复中，悄然植根于心中。
后来，慢慢长大了；后来，疼我的姥姥去世了；再后来，上学、就业、成家。小镇、童年、小人儿书逐渐在记忆中模糊而遥远起来。但是对书籍和历史的喜爱，却始终没有改变。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把自己读过的有意思的东西，讲给同好，彼此讨论、分享，我将其视为人生一大乐事。在此，特将近年来读到的东西，结集出版。希望有缘看到这本书的朋友，能和我一道体味阅读的乐趣。
这本小书能够问世，离不开众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首先要感谢著名出版人、中国华侨出版社社长方鸣先生，不吝赐墨，为本书题写书名，给这本小书增添了别样的情致与气韵。
其次要感谢赵光成先生、薛冰焰先生，为本书的配图和装帧设计所作出的努力。
最后要特别感谢中侨翰林出版中心的林伟萍先生、钟天贵先生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高文吉吉女士，对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郭岭松
2013年6月2日
于昌平北七家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读懂这两个命题，对于了解和把握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亦然。
左宗棠曾和欧阳兆熊同舟夜航。次日一早，欧阳发现舱中书桌上摊着左宗棠未写完的一封家信，其中写道：昨晚夜遇水盗，我手持长剑力战群盗将其击退，可惜不识水性，无法追击，甚为遗憾云云。夜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自己竟一无所知，欧阳急忙向左询问详细情形。左坦言：信中所写乃自己一梦而已。昨晚临睡前，左在读《后汉书·光武纪》，看到光武帝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以3000人击败王莽军百万之众。一觉醒来，便想光武帝可能也是在做梦吧。于是便把自己梦中情景，当做真事写进家信了。可见一部廿二史不知有多少是左老三舟中夜斗水盗的故事。欧阳兆熊听罢，瞠目不能言。
走笔至此，笔者绝无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之意。如果非要做个比喻的话，我认为和历史最贴近最相似的是万物之灵——人。要想全面、透彻、客观的了解一个人，没有长时间深入的接触，是绝难做到的。对历史的认知更是如此。学历史的人讲究当代不修史、孤证不足信，也是这个道理。
近代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段充满了屈辱、变革、无奈、抗争与荣光的历史，尤其让人眼花缭乱。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写到日本特使遇刺时，有这样一个桥段，“听到这个消息，小文发表了他的艺术家意见：‘改朝换代都得死人，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做主人的，做奴隶的，都得死！好戏里面必须有法场，行刺，砍头，才热闹，才叫好！”’把这段话用在这里或许并不十分贴切，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确实够热闹，足够引发人们一探其究竟的冲动。因此，我把这本小书聚焦在了1840一1949年。
本书内容杂而不乱，系笔者多年读书所得。或出自当事人的回忆，或出自正史记载，或出自野史杂谈，皆言之有据，并无一丝杜撰。紧紧围绕近代中国展开，从微观视角对这一时期进行尝试性解读，力图将难以触摸的历史重新展现出来，以期引发我们的共同思考——究竟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历史。
笔者对书稿中较为生僻的人物、事件做了简单注释（对于历经民国到建国以后人物的情况，只注到1949年），以方便读者阅读。
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讹漏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微观纪录(1840-1949)》内容杂而不乱，系笔者郭岭松多年读书所得。或出自当事人的回忆，或出自正史记载，或出自野史杂谈，皆言之有据，并无一丝杜撰。
《微观纪录(1840-1949)》紧紧围绕近代中国展开，从微观视角对这一时期进行尝试性解读，力图将难以触摸的历史重新展现出来，以期引发我们的共同思考——究竟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历史。
近代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段充满了屈辱、变革、无奈、抗争与荣光的历史，尤其让人眼花缭乱。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写到日本特使遇刺时，有这样一个桥段，“听到这个消息，小文发表了他的艺术家意见：‘改朝换代都得死人，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做主人的，做奴隶的，都得死！好戏里面必须有法场，行刺，砍头，才热闹，才叫好！”’把这段话用在这里或许并不十分贴切，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确实够热闹，足够引发人们一探其究竟的冲动。因此，作者郭岭松把《微观纪录(1840-1949)》这本小书聚焦在了1840一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