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是“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的奠基之作，1949年出版后，一直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必读教材、美国大学情报研究课程核心书目，对美国的情报工作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结合国际关系史实案例，创造性地阐述了战略情报的定义、战略情报的分析、情报体制建设、情报与决策关系等问题，破除了之前一直笼罩着情报的神秘面纱，为情报研究从单纯军事应用转为社会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1949年，《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甫一问世，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威廉·杰克逊称赞其一气呵成，妙手天成，是最好的一本情报类著作，应该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情报人员的必读之书。

1997年，在中央情报局成立50周年纪念仪式上，肯特被认为是对中央情报局影响最大的50人之一。

2000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

《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必读教材，美国大学情报研究课程核心书目。

第一部分 情报是知识

 第一章 情报是知识

 第二章 客观内容(一)：基本描述类战略情报

 第三章 客观内容(二)：动态报告类战略情报

 第四章 客观内容(三)：预测评估类战略情报

第二部分 情报是组织

 第五章 情报是组织

 第六章 中央情报组织

 第七章 部门情报组织

 第八章 部门情报组织：来自经验的10个训诫94

第三部分 情报是活动

 第九章 情报是活动

 第十章 情报工作方法的特别问题

 第十一章 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

附录：情报种类

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谢尔曼·肯特与美国的情报研究

拥有能干的专家和这种管理控制人员，这一点至关重要，但部门情报组织却另行其道。从部门情报组织的运作模式来看，好像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灵巧的组织，好像微妙复杂的情报产品通过非专业人员使用万无一失的模板和简单工具就能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观念大错特错，我认为我们不能用生产福特轿车的模式来生产微妙而实用的情报。如果你遵循产品装配线上的规则，增加情报单位的步骤，并将每一个步骤简化到非专业人士都能承担的程度，那么你就不会在装配线的终端获得任何知识，自然也不会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产品。只有当从事初级工作任务的人也对整个流程有了深入了解，并能在生产线的高端有效工作时，你才会得到一些东西。

就我所谈内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外语翻译工作和翻译文本分析之间的惯常分工。也许确有一种万无一失的翻译，但我很少看到。作为一种直率的工具，语言会隐藏一些它本想表达的信息，除非你事先感应到它想表达的含义。很多聪明人无法解读一份用自己的母语写就的计划表，同样，另一些聪明人花了毕生的时间来学习和教授一门外语，却发现自己仍无法翻译用这种语言书写的很多内容。他们必须熟悉外语和美语含义，只有这样的段落他们才能翻译。一个人虽能把一部外文小说中隐藏的所有意义都演绎出来，但不一定就能翻译一篇技术类文章。此外，世界上所有的字典也不可能帮他解决遇到的全部困难。只有当他掌握了那些复杂的词汇，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相关的主题，他才可能翻译这类文章。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情报军官进行分析时要仰仗其他人的翻译资料，所以受制于翻译人员。而且，据我的经历来看，只有很少的人满足于这种枯燥乏味的翻译工作，他们才正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

翻译工作中的劳动分工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搜集阶段和评估阶段的分工、评估阶段和所谓组织结构图上的“研究”阶段的分工，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甚至更容易引起疑问。

绘制组织结构图的公共管理学博士和硕士们似乎经常忽视上述问题，恰如必须履行关键情报任务的部门情报组织的高官一样。军队遵循的这些路线原则，着实让我感到费解。这种想法的基础就是：指挥军官(line officer)无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无论是在参谋部组织，还是在直线集权型组织中(line organization)，高级职位都要由具备指挥经验的军官担任。这些军种确实默认在医药、通信、后勤方面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但却没有给予专家和指挥军官均等的职业机会。让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些机构对参谋工作的价值最为清楚，却并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上面。具有长期参谋经验的军官，或者一直从事参谋工作的军官，根本没有资格与那些专家同日而语。要是这么考虑情报职能，结果只能是令人遗憾的。

在陆海空军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将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卓越的指挥经验。但是，基于同样理由，他们都没有为战略情报付出毕生的精力。在这一机构中，他最倚重的、权力最大的人，如他的副手、行动部门的负责人、参谋人员，甚至还有一些“专家”，几乎肯定都和他来自相同的阶层，具有一定的指挥经验。那些在军界有着光明前景的人是不可能长期从事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专业任务的，其中一些最优秀的人，经过在特定情报领域的几年研究和实践，会逐渐成为专家，但他们又必须选择新的岗位。在一些几乎永久性的岗位，留下了一批满足现状，无心高就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军队中不聪明、不富有想象力、不活跃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是最聪明、最富有想象力和最活跃的一分子。

情报机构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专家，但这些人却无处可觅，鉴于这一情形，各军种就想在组织结构表上力图进行弥补，这也许是合乎情理的。照这个原则，若干人员就能带着一个16英寸的炮塔去瞄准一个不可见的目标，不是因为娴熟的业务命中目标，而是因为胡乱摆弄众多细微复杂的小机械而侥幸命中。这种情况和某一问题上的分工非常相似，比方说经济分析。把这项任务分割成最简单的几部分，每一部分安排上足够的人手，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还不如那种使用火炮的解决方式有效。

军队面临着相当困难的问题。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赢得战斗和战争。150年前，战争艺术状况使知识渊博而又聪明灵巧的人足以使用那个时候相对简单的战争机器。那个时代，一支军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战场上，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建造、维修和改进武器。在这种条件下，这些机构可以对专业化不屑一顾，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仅仅10年工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艺术水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陆军、海军、空军不仅必须在战场上配置一支打赢战争的力量，同时还要使用那些极其复杂的新式装备。这些装备非常复杂，以至于一支军队必须动用其全部力量，来研究装备的改进，钻研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战效能的细枝末节。很自然地，军队产生了一种担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否则军队就将处于这些新式装备的控制之下。这样就产生了另一种著名的文化滞后(culturallags)，这种滞后有损于军队的职业专家。军队意识到自己离不开他们，却未对他们的天分给予恰当的肯定。除非这些特殊人才在成绩、晋升、荣誉上与指挥军官享有同样的机会，否则他们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现在，战略情报是战争与和平中的现象之一，其复杂性与其他机器和技术同步发展，不再是一个能干的军官在执行两项指挥任务的间隙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战略情报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军队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合理地招募、训练、奖励那些为此奉献终生的人，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然而，并非只有军队才应受到指责。事实上，国务院直到1945年秋才有了名为情报机构的部门(近年它建立了一些研究单位，但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其情报任务都由一些非专家人员完成，他们同时还要处理上千件其他事务。国务院的保守部门，同时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个部门，对情报几乎没什么概念，并且也没有兴趣去支持一个情报单位。事实上，当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依据行政命令(1945年9月20日签发，1945年10月1日执行)被转交给国务院时，国务院的保守分子拼命反对。尽管他们确实对研究分析处的一些人和图书馆有兴趣，但他们不想要这样一个情报单位。他们强烈主张把统一的研究分析处分割得支离破碎，把那些地区问题专家分配到所谓地区办公室的合适行动岗位上。这些意见对研究分析处来说是毁灭性的损害，但他们还是说服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采取了这项措施。

P88-91

这是一本关于情报(intelligence) 的书。我所说的intelligence,不是心理学家试图测量的某个人的理解能力，而是战略学家制定和实施计划所必需的那种情报。正如我将描述的，情报是高层军政人员保卫国家福祉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关于情报有许多可以理解的神秘性，但情报确实就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作为一种活动，它是对某种特定知识的追求；作为一种现象，它是一种因之产生的知识。小而言之，我们每天都在从事情报工作。当一个家庭主妇决定增加她的购物清单时，当一个医生诊断病情时，几乎每个人决定采取行动时，他都会做些初步的情报工作。有时这项工作是非正式的、发自本能的，以至于不被视为情报工作，比如，在分类电话薄中寻找合适的修车工人。有时这项工作是正式的、艰苦的、系统的，例如在林德伯格绑架案 中，警官阿瑟·凯勒对涉案的梯子所作的精湛分析。但不管这项工作是出于本能，还是有意识的精湛的智力活动，从本质上讲，情报工作都只是对唯一的最好答案的追求。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即将讨论的，战略情报是寻求这种有用知识的一种拓展。这种拓展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要形容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应使用一个比“有用”更为冷峻的词汇。你应称之为对于国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因此它是严峻的、高层次的(somberness and stature)。其次，细微之处的拓展，在处理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时，需要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意图进行长期预测，评估其为应对我方行动计划可能做出的反应。这些问题只能交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专家处理。这种专业上的拓展是相当大的。但另一面，在寻求这种细微知识时，我们经常会遇到阻碍。这些障碍是其他国家有意设置的，克服这些障碍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常人所不尽熟悉的。这就存在着第三种拓展，即通向秘密调查领域的拓展。(据说这一阶段的情报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外行人过分喧染的。)

最后一个拓展就是规模的大小。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数量相当巨大，以至于战争期间需要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和平时期，这项任务同样巨大。这就意味着情报处理需要依靠集体努力，而不是仅靠个人力量；必须有一个复杂而谨慎的劳动分工；随之就会产生人事、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企业才拥有的特质，而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追求真理的活动。

我所说的这种拓展尽管十分重要，但依然处于情报工作的外围，因为情报工作的中心依然是一种简单自然的获取知识的努力，以确保行动能取得成功。我们可以说，战略情报是一种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必须依赖的知识。诚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如果外交政策是共和国的盾，那么战略情报就是使盾在合适时间放在合适位置的东西。它也是准备引导长剑出鞘的东西。

在我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情报工作的重要职能以前从未得到恰当履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情报的生产者、使用者及最终受益者——国民，对情报工作存在着一系列的错误认知，其中很多错误认知来源于情报语言的不准确，它们长期存在于各种教范中。如果我的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情报行业的新词汇，如果这些词汇看起来过分地关注语义学，我愿对此进行辩护，正如约翰·洛克所说，“对世界上已经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词加以挑剔，可能会被指责为一种不恰当的非难，但是当旧名词容易使人陷入误区时，提出一些新名词也许不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

这本书的写作方案是简明的，主要基于三个独立的方面。情报人员通常使用这些词汇谈论情报工作。第一部分，我把情报当作一种知识(“关于哥伦比亚局势，你有什么情报？”)，这部分的章节处理情报广泛多样的内容。

第二部分，我把情报当作生产知识的组织(“情报能向执行者准确地提供其所需信息”)。这些章节处理中央情报机构和部门情报组织的组织和管理问题。

第三部分，我把情报当作情报组织所从事的活动(“计划背后的情报工作一定是紧张的”)。这些章节我会讨论情报工作所包括的内容，以及我认为其特有的问题。

本书付梓完稿之际，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书中内容做出贡献的朋友、同事以及辩论者。事实上，书中所列问题都是我和情报战线的同志们长期讨论过的。我特别感谢我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多诺万将军、马格鲁德将军、威廉·兰格、爱德华·S·梅森、鲁道夫·温纳克、唐纳德·麦凯、理查德·哈茨霍恩、阿瑟·罗宾逊及其他同事。夏洛特·鲍曼、约翰·索耶、罗伯特·迈纳、贝弗利·鲍伊、伯纳德·布罗迪对初稿内容进行多次阅读、编辑、改正、提出问题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我的前任领导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感谢阿诺德·沃尔弗斯、威尔莫·肯达尔、珀西·科比特、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他们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曾有幸以文职教官身份在国家战争学院执教，对于国家战争学院的领导、同事和第一批学员，我表示深深的谢意。学院的氛围、同事的友善、富有启发的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不论哈里·W·希尔海军中将、阿尔弗雷德·格仑瑟少将、杜鲁门·兰登少将、乔治·凯南先生对本书内容赞同与否，我都对他们表示谢意。感谢廷布莱克准将和皮彻准将，沃纳上校、斯威尼上校、特威蒂上校、沃尔芬巴杰上校、赫特福德上校、穆尔上校，以及埃文森上尉、韦林斯上尉。

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正是他们的研究基金使我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完成。如同所有的古根汉姆学者(Guggenheim Fellows) ，我对这个研究机构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其慷慨而富有远见的创建者，感谢友善而极具效率的秘书长亨利·A·莫。

感谢乔治·S·佩蒂，从他的《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未来》(194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一战略情报文献的开山之作中，我获得了无数灵感。尽管我发现我与他的很多观点相左，但所有的情报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感激他对自身的战争实践所做出的迅捷总结。

感谢我任职的耶鲁大学和历史系，他们在我休假以后又给了我整整一年的学术时间，使我得以专心从事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达图斯·史密斯对本书的兴趣及高见。

出自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一书的引文已得到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的惠允。

谢尔曼·肯特

1948年10月1日

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美国战略情报分析领域的开拓者，美国的“战略情报之父”、“情报分析之父”，中央情报局四位最有影响的分析家之一，对中央情报局最有影响的50位人物之一。

肯特从事战略情报分析工作近30年，丰富的情报实践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他发表了大量有关情报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是美国战略情报研究的奠基之作。肯特的思想对美国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情报的认识、情报体制的建设、情报分析方法的使用，以及情报与决策的关系等多方面。

一

谢尔曼·肯特于1903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26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1933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使肯特养成了缜密的思维习惯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这为他从事情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肯特与美国知识界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走出了平静的书房，奔向了炮声隆隆的战场，用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他加盟刚刚成立的情报协调局(后为战略隋报局)，成为研究分析处的重要一员，负责北非的情报分析工作。肯特带领他的团队编写出一系列关于北非港口和铁路的研究报告，为盟军在北非登陆提供了充分的隋报支援。这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第一次承担这样的任务。这项研究为新生的战略情报局和研究分析处赢得了声誉。1943年，肯特被任命为欧非科(Europe-Africa Division)科长。研究分析处的经历使肯特对战略情报工作有了全新的看法，研究分析处严谨的学术氛围、客观公正的态度、高超的分析技巧都给肯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萌发了一种创作情报著述的愿望：“我和战略隋报局的同事谈得越多，就越确信情报专业的书是必需的，这成为一种内心的冲动。由于是战时，我只能先搁置这种想法。”

战争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研究分析处更名为情报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成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在国务院，研究分析处的分析专家并未受到应有的礼遇，甚至遭到排挤，国务院各地区司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权威的情报专家，根本不需要专业的情报分析家来从事情报分析，一些低级别的情报分析人员被分散安插到国务院的各个部门。这不是肯特希望的结局。他在此作了短暂的停留，随后就前往国家战争学院，讲授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有关情报理论的想法也逐渐成型。在一篇耶鲁评论文章中，他写道：可控制核力量的存在、确信他国不久也将掌握这一核心机密，重新确证情报是国家安全问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国一直对情报工作相当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战后不久杜鲁门解散了战略情报局，但随后就成立了中央情报组，以协调美国的对外情报工作。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战略情报中央组织。然而，由于没有相关的立法支持，再加上军事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的排挤，中央情报组未能发挥协调情报机构的职能，美国的情报工作依然处于？昆乱之中。1947年，美国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重组了国家安全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了中央情报局这一国家情报机构，但美国情报机构的混乱局面并未有所改观。

为澄清这种错误观念，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情报理念，发展与实践相适应的情报理论，肯特决定撰写一本情报专著，“努力为含糊混乱的情报模式重新引进一种正确的因素”。1947年返回耶鲁大学后，肯特继续观察美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并开始着手写作《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简称《战略情报》)，1949年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在书中，肯特系统论述了战略情报的定义、战略情报的分析、情报体制建设、情报与决策关系等问题。时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威廉·H.杰克逊(William H.Jackson)认为《战略情报》“一气呵成，妙手天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情报类著作，应该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情报人员的必读之书。肯特也因此被邀请参加中央情报局新组建的国家评估办公室和国家评估委员会，并于1952年1月开始担任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评估委员会主席职务，直至1967年12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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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选自后记《谢尔曼·肯特与美国的情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