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药味集》精选周作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此集“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集子之一。周氏散文风格向被形容为“闲适”，在他看来这可分为“小闲适”与“大闲适”，后者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又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药味集》最能体现周氏文章这一特色。

序

关于朱舜水

关于陶筠厂

关于杨大瓢

关于范爱农

玄同纪念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元元唱和集

四鸣蝉

老老恒言

话

春在堂杂文

禹迹寺

卖糖

撒豆

上坟船

缘日

蚊虫药

炒栗子

野草的俗名

谈俳文

再谈俳文

日本之再认识

序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余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

关于朱舜水

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我虽然想搜集乡贤著作，但是愿大而力薄，所收只能以同在府城的山阴会稽为限，此外如萧山之毛西河王南陔，余姚之黄太冲邵念鲁，目的是在于买书，不尽由于乡曲之见了。《舜水遗书》也以同样原因买有一部，可是不曾怎么细看，因为第一这是铅字印本，虽说是吾乡马一浮所编校，错字却非常的多，读下去很不愉快，第二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近来偶阅新井白石的《东雅》，见其中常引舜水说，以关于果树竹，禽鸟鳞介各门为多，有些注明出于《朱氏谈绮》，我这才知道他对于名物大有知识，异于一般的儒者，于是重复找书来读，十年耽误虽是可惜，唯炳烛之明，总胜于终身面墙，则亦正复可喜耳。

《舜水朱氏谈绮》四册，早见于名古屋一旧书店目录中，十年前亡友马隅卿君常常谈及，这是什么样的书呢，却终未决心去买来一看。近日寄信去居然买到了，宝永五年刻本，即西历一七○八年，纸墨如新，不似二百三十年前物。书凡三卷，据舜水门人安积觉序文云，卷中二册本是舜水为水户侯所著之《学宫图说》，卷上系懋斋野传问简牍笺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旁及丧祭之略，记其所闻，卷下则今井弘济概举所闻事物名称，分类罗列，汉和并记，间有说明，《东雅》所引大抵出此，文集中有答问三卷，亦被征引数条。安积氏《澹泊斋文集》中有与村篁溪泉竹轩书，以为舜水自有其大学问大文章，此书琐屑殊不足观，以重违水户侯遗教，故为编刊，所撰序文亦是此意，而以委曲出之，如末尾所云：

“昔鱼朝恩观郝廷玉之布阵，叹其训练有法，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自临淮殁无后校旗事，此安足赏哉。览者有味乎斯言，庶为得矣。”此是正统的看法，亦自有道理，但是离开了政事与理学，要知道一个人的情性，从有些微小的事情上去看，反能明了真相，也正是常有的事。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二记朱舜水事十三条，其十一云：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又同卷中记陈元有一条云：  “元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元政诗有人无世事交常淡，客惯方言谈每谐，又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句。”此二则所记，皆关于言语小事，但读了却有所得，有如小像脸上点的一个黑子，胜过空洞的长篇碑传。文集中的疏揭论议正经文字，又《阳九述略》，《安南供役纪事》等，固足以见其学问气节，但是集里的书牍九卷，答问三卷，《谈绮》三种，其琐屑细微处乃更可见作者之为人，是很有意思的资料。《谈绮》卷上关于信函笺疏的式样，神主棺木的制法，都详细图解，卷中说孔庙的构造，大有《营造法式》的派头，令人不得不佩服。安积氏著《朱文恭遗事》中云：

“藏书甚少，其自崎港带来者不过两簏，而多阙失，好看《陆宣公奏议》，《资治通鉴》，及来武江，方购得京师所镌《通鉴纲目》，至作文字，出入经史，上下古今，娓娓数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在别一方面，他的常识亦甚丰富，卷下辨别名物，通彻雅俗，多非耳食者所能知。答小宅生顺书之一有云：

“来问急性子，仆寡陋无所知，于药材草木鸟兽更无所知，然闻急性子乃凤仙花子，不辨是非，触手即肆暴躁，未知是否。”此岂无所知者所能写，至答小宅问中历说沉速诸香，尤为不易，无怪今关天彭文中疑舜水留滞安南系在经商，故熟悉香料也。答野节书中云：

“敝邑青鱼有二种，乃池沼所畜，非江海物也。其一螺蛳青，浑身赤黑色，鳞大味佳，大者长四五尺。其一寻常青鱼，背黑而腹稍白，味次之，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未见其大者，以其食小鱼，故不使长久。”案范啸风著《越谚》卷中水族部下云：

“鲭鱼又名螺蛳青，专食螺蛳，其身浑圆，其色青，其胆大凉。”此螺蛳青正是越中俗语，不意范氏之前已见于舜水文集，很有意思。《谈绮》卷下天时部首列“零糖”，下注和语，盖是冰柱。《越谚》云，“呼若零荡，”此俗名通行于吴越，若见诸著录，恐亦当以此为最早矣。记圣庙建筑那么细致严密，说名物时又多引用俗语，看似抵忤，其实乃出于诚笃切实，二者反可互证也。《遗事》中云：

“文恭自持严毅，接人和愉，与客谈论，间及俚谚嘲笑之事。”

“不能饮酒，而喜客饮，时或对棋，棋不甚高。”此所写皆有意味，有颊上添毫之妙。《遗事》中记舜水所述只好州苏作判通一诗，又一则云：

“有媒人极言女子之姣，娶之而丑，夫家大怒，欲殴媒人，其人骂曰，花对花，柳对柳，破粪箕对苕帚。音芝，俗字，犹言敝苕帚也。”案于此可想见舜水之风趣，欲使异邦学子领取此谐味固亦甚难，则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字音芝训敝，今无可考，《易余龠录》卷十引顾黄公《白茅堂文集》书徐文长遗事云：

“文长之椎杀继室也，雪天有童灶下，妇怜之，假以亵服，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取冰，怒掷妇，误中妇死。县尉入验，恶声色问字作何书，文长笑曰，若不知书生未出头地耳，盖俗书作也。尉怒，报云用杀，文长遂下狱。”注云，音瞿，《释名》云，四齿杷也。案今越中不知有铁器名瞿者，四齿杷农夫掘地多用之，则名曰铁勺，别有一种似锄而尖，更短更坚厚，石工所用，通称山支，或可写作芝音之字，唯平常人家不备此器，取冰不必需此，灶屋中亦无冰可取也。二百余年间言语或不无变迁，可惜查不着这字的现身了，但在朱顾二公遗文中得见此俗语奇字，亦很有意思的事耳。

谈舜水的著作，不可不说到那篇《阳九述略》。这是辛丑六月写给门人安东守约的文章，说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士夫之作孽，人民之困苦叛离，自具深识，又谓清兵陷北京，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多为所惑，亦是异闻，与记虏害诸条皆可备考，文繁今不能多引。上文提及安东守约，这也非说几句不可。舜水居东久，知人甚多，书牍九卷中与东邦人士者居其八卷，可以知之，及门亦不少，唯自谓只安东一人可称知己，其交谊之深密盖虽安积亦不及也。书牍第一卷中有与孙男毓仁书，详记其事，今录于下：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仅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腆则鱼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恬然不顾，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我今来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后皆不受，过于矫激，我甚不乐，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义，亦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间法度严，不能出境奉候，无可如何，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又恐决不能也。”文集铅字本多误，今据《先哲丛谈》卷三所载录入。此书盖作于延宝六年，其时毓仁至长崎，于今二百六十二年，遂觉古人之高谊清风不可复见矣。

关于范爱农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甚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这几页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

“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洌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那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

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诗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逐波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廿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实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

《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余，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当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浚，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荪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荪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平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揍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猥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遂即住笔。廿七年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