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民国风度》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民国风度》由徐百柯所著，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民国风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民国风度》由徐百柯所著，此次修订版中，汇编了钱理群先生专门就《民国风度》内容在北大所做的演讲，解析深刻生动，勾勒民国风骨，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外补充了作者徐百柯的八篇精彩文章，涉及到了严复、胡适、卢作孚、季羡林等人物，探讨了科学院、初中教育、大学中文系等话题，作为《民国风度》的延伸阅读。

序言 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杜涌涛

再版代序 谈谈“民国那些人”钱理群

1 一抹背影 悠悠水长

李济：最后一个迷人的 “学阀”

李赋宁：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

赵元任：“好玩儿”的语言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顾维钧：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

叶企孙：“地雷战”背后的科学家

吴大猷：物理学界的“孔子”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何廉：经济学斑斓一叶

谭其骧：绕不过的“悠悠长水”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

卢作孚：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2 明月独举 气节长存

邓广铭：拓万古之心胸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潘光旦：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徐中舒：学界泰斗的“本分”

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

容庚：宁跳江，不批孔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

蒋百里：亦儒亦武真豪杰

3 一校之长，今安在

周诒春：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梦麟：北大 “功狗”

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

傅斯年：一天只有21小时

张伯苓：南开的“不倒翁”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唐文治：“读经”养正气

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

许崇清：独立的思想是要表达的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4 前辈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论坛主笔仰扶轮

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胡政之：他的逝去就是《大公报》的终结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

林白水：仗义执言 以身殉报

黄远生：被湮没的传奇

孙伏园：最出色的副刊编辑

方大曾：战地失踪的年轻记者

王小亭：一个记录地狱的摄影师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徐伯昕：生活书店的“隐形人”

5 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通脱与清俊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叶公超：一派文人气的外交家

陈贻焮：教授的洒脱与落寞

曾昭抡：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黄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

蒙文通：儒者豪迈

缪钺：文史回翔 诗词并美

何鲁：真名士自风流

罗念生：单纯的高贵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袁翰青：事非春梦岂无痕

丁西林：奇妙的混合体

施蛰存：清清淡淡的悠远

6 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杨晦：绝口不提当年勇的勇士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千载一时艺术之名

吴兴华：天才的人生炼狱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曹靖华：凄清而华美的译笔

杨荫榆：真实的面貌离我们而去

陈西滢：鲁迅的第一个论敌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张伟）

延伸阅读

大学氛围不存大学精神焉附

98岁钱学森驾鹤西去

60岁中科院尚须努力

何为中文系中文系何为

过去的中学

谁是卢作孚？谁的卢作孚？

欢迎胡适先生回家

谁为季羡林任继愈二先生撰墓志铭

试答严复百年前“进士考题”

后记：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

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冯友兰早年撰文，气象阔大而意义深沉，每每众望所归被推执笔重要文字。1943年，他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信后的反应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表彰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与联大渊源颇深的史学大家何炳棣称此文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

P10-12

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办时，我主持《冰点·人物》版，“钩沉”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事实上，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冰点周刊》初创时，可谓兵强马壮，仅记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

此前和百柯的过从谈不上甚密。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问：过去读不读《中国青年报》？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没怎么读过，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据说笔试第一。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回答竟是：没有。又问：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回答：听说《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在摄影圈里最牛。

这样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我们成了同事。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冰点周刊》创刊，在报社招兵买马时，我才又想到了他。

“钩沉”这个专栏，定位是故去的学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这样的调子确定下来，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从选人、选材、立意，到钻故纸堆、寻访相关采访对象，全由百柯来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打开稿库，“钩沉”一准候在那里。最初几篇，我还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后来，百柯甚至连文字“推敲”的空间也不给我留。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

从《冰点周刊》创刊之日起，百柯每周为“钩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间隙写了将近两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还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这些神态各异、个性多样、观点不一、命运多舛的学人，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民国那些人》。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今天重读这本书稿，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钩沉”的文字吗？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大约就是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过“钩沉”，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钩沉”专栏时的那个新手，历练成今日《冰点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这本书的出版又让这种意义变得重要了起来。

杜涌涛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民国那些人》出版后，得到很多读者的厚爱，几年中我听到不少温暖的话，谢谢大家。借此次再版的机会，增加了一些“钩沉”之后写的文章，涉及严复、胡适、卢作孚、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等人物，探讨了科学院、大学、中文系等话题。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梳理一下几年前写作“钩沉”专栏的思绪，与诸君分享。

陆陆续续写了七八十位老先生，既然是报纸专栏，篇幅和文体都是受限的，一期只有一千五六百字，并且记者客观写作的标准不能忽略。从技术上说，这就需要一种文体意识。冰点强调特稿写作，写人物，一定不是写其小传，而应取其特出一点。所以钩沉的这些人，每个人都够分量进行专题研究，我的短文的任务，只是向不知道他们名字的读者提出这些名字，以对抗遗忘；或者向知道他们名字，但存有固定偏见的读者呈现他们身上更多元的面貌，以对抗遮蔽。

我们面临的情况并不乐观。我举三个人，三个时期，来说明对抗的难度。上世纪80年代初，李济留给其子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设立李济考古奖学金。有领导发话：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呼吁清华为叶企孙树立铜像，其间过程，清华教授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最后虽在1995年落成，却偏置新区三教简陋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许多人想象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2002年，雷海宗诞辰100周年，南开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有人观察，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但读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知识谱系和历史意识的断裂，大概是我们今天终于可以面对，却又常常不得不欲言又止的一个领域。有一个极好的例子，王小亭，代表着缺一半的抗战影像、抗战摄影史。我为了写他，所经历的采访过程很能说明问题。

曹聚仁，像一个中间坐标，标出了一种深刻的断裂。他1950年到香港后的第一篇文章便引发巨大争议。后来，他一方面在台湾岛内被视为毒蛇猛兽，著作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则在大陆也遭漠视遗忘。

杨荫榆、陈西滢，记录在“正史”上的，是被鲁迅批评过的几个名字，我写他们，不是为了“翻案”，而是认同一个观点：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名词符号，他们各自的履历、面目、性情，应该更清晰。

张申府，坦率地说，这是极专门的个人史，进入起来有难度，我主要依据的是舒衡哲的《张申府回忆录》。那种历史感太奇妙了，几乎能看到一只手的形象，在拼贴断裂掉的历史。所以忍不住，写了上下两篇，这是唯一的一个人。现在，我愿意再次引用舒衡哲用来指导其访谈工作的历史哲学：“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关于司徒雷登，传教士是一个有些尴尬的研究领域，过犹不及。但司徒雷登无疑是大大不及的。当然，我只能写一些于史有据的故事。

专栏叫钩沉，冯友兰、潘光旦这样的人物，其实算不得“沉”。冯被尊为国学泰斗，学术史地位没有任何问题，但他早年的两篇雄文，西南联大致函抗辩教育部，以及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放在今天实在很有参照意味。潘光旦对于公众似乎也不算太陌生，但他的教育观，对教育的忏悔，放在今天看看，如何？

写金岳霖，我拟的标题是“断裂的逻辑”，见报时被改为“发展的逻辑”，收进书里改回了原题。实际上这里面很有一番意味。金岳霖自己其实是在努力建立起一种发展的逻辑，但旁人不认同，而视之为一种断裂。访英期间，他试图对牛津大学的哲学教师解释自己何以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听讲的大部分教师都觉得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今天的研究者也觉得，作为曾经“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他后来的转变很难理解，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这种转变，其实又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写冯友兰，开篇一句：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其实不光是教授，当时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大概都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常会反观当下，毕竟，客观环境、主观心态都不同了。但我觉得恐怕也不能太强调环境，客观主观间，何为因何为果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新闻路上的导师杜涌涛概括钩沉，风骨风趣风雅，这是从写作呈现的人物面目来说。究其精神实质，还得说，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的风骨是核心，这样一种风骨没了，风趣会降调，风雅会流俗。

丁西林是个妙人，但游戏文字之外，后人常忽略其名剧《妙峰山》的题辞， “献给国立北京大学，并纪念蔡孑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替国家社会服务近二十年，从未厌倦。”好一派严肃与庄重！

说到知识分子的骨气，不能不提叶企孙。在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日子里，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更典型的应该是刘文典和黄侃。刘文典与蒋介石之间的纠葛，“大学不是衙门”、“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两句，几乎已成经典。黄侃探望居正和章太炎的旧事，套用一句俗语，真乃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他临终前，“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也为后人勾勒出一番献身学术的风骨。

很多朋友对钩沉中有趣的人物和故事印象颇深。在我看，说有趣，不如说情怀。包括学人的情怀、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当今的问题是，情怀少了。

我写了不少学人情趣，但也有无趣的，同样打动人。徐中舒和朋友下棋。可以一两个小时不说一句话。我采访他的孙子，他孙子下一断语：寡然无味。我以为这四字相当妙。现在好多教授，恐怕是太“有味”了点儿。说句不恭敬的话，太世故，甚至“过度社会化”。

我大致概括了一下，钩沉出来的先生们，有一部分能归纳出三个人物序列。

第一是大学校长，陆续写了十数位。回望起来，不由叹一声：“一校之长，今安在？”旧时某人出任校长，惯称“长校”。这一说法，现在已不怎么用了。说“掌校”，大约还能明白。但“掌校”真能替代“长校”吗？一校之长，恐不是一“掌”字所能表达透彻的。

这里有两位北大校长、三位清华校长、一位南开校长、三位复旦校长、两位中大校长、一位辅仁校长、一位南洋校长和一位台大校长。大部分学校今日还在，依旧得享盛名。掌校的，也都有教授头衔，甚至“副部”官位。只是，学校风气和校长风采，局促得紧，模糊得紧。若较真，用一句“长校”，难。

要振作当年精神，担子全落在今天这些校长身上，不太公平。但要说是全然事不关己(行政、体制、时代……托辞多了去了)，那未免太没出息。  清华内部曾有过一种权威提法：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蒋是圣人，梅是敌人。但随着近年来对梅评价的转变，大楼大师的说法已经被用滥了。可是，梅传统真的回归了吗？蒋传统真的有足够的辨析吗？

作为贡献巨大的北大校长，直到今天，在官方的北大校史上，蒋梦麟的位置依旧相当尴尬。于他个人，这算是被遗忘。于北大，是被遮蔽。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政治断裂。

另一个人物序列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他们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框定了知识系统，但多数姓名不彰。这是极端不正常的，意味着一种可悲的断裂。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其中叶更堪称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目前逐渐完善的研究看，这个定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乃至基督教神学之赵紫宸。

还写了一位法学家，梅汝璈。中国的法学在学术史和学科建制上比较特殊。1949年后有一次彻底断裂。梅是整个一代法学专业人士、一代法学信念的缩影。今天有很多文章，写许多法学家，大致都是这样。

梅汝璈的儿子告诉我，现在家里还留着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梅当时努力按照中国共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学习俄语及苏联法系，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学科史有断裂的，不光法学，还有社会学。因为政治上不正确，法学是被改造，社会学干脆就取消了。所以我写陶孟和，一个学者，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那种内心的痛苦。

历史的吊诡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法学接替经济学成为显学，后来社会学也渐成显学。然而观近十余年知识界风气之迁移，更像是断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续中的进化。

社会学因为有一个费孝通，有所承续。但费先生自己是明白的，比如他回忆潘光旦，回忆曾昭抡。

第三个可以形成人物序列的，我称之为“前辈们”。我想写出一种媒体包括出版的品质，我们曾经达到过并且守住了什么样的品质，像大公报、商务印书馆。

1926年大公报重新出版，张季鸾撰写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谢泳说，中国近世新闻传统本有两个，一个大公报，一个新华日报。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再往前回溯，社会和观念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以新闻而论，我们的起点其实并不算低。从黄远生开始，到邵飘萍的《京报》、林白水的《社会日报》，他们的社会敏感、传播胆略，乃至采访技巧、文体意识，都值得我们今天重视。

我现在做编辑，回过头去看当时写的孙伏园，很有意思。他编副刊的约稿催稿艺术，真是到了一定境界，甚至关系到阿0的生死。

说到出版，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和王云五，两岸评价几乎完全相反，盖因其后来选择的政治道路不同。张元济留在大陆，1949年9月，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王云五做了国民政府的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新华社发布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其中包括王云五，还有顾维钧。1949年后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王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大概依然属于基本上不被提及的人物。

四

再聊聊写作中的感受吧。可能说起来空疏，但于我确有真实感受，就是对时代和人物的心理感应。不敢妄言神交，但带着一种敬意和同情之想象，确有助于把握那些人物。

进入一种历史情景的能力，会对这样的写作有帮助。钩沉第三篇，写清华老校长周诒春，当时我翻阅了不少资料，也采访了他的后人，但始终感觉不足。于是在一个傍晚专程去了清华，就在水木清华那一片闲逛——诶，感觉顿时出来了。

写顾维钧时，我在北大图书馆看到《顾维钧回忆录》的亲身感受，为写作贯注了某种很奇妙的感觉。

钩沉中不少老先生和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纪念碑，北大校园里有一座，好像是从云南运来相同石料复制的。原碑在昆明，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的一角，是西南联大旧址。2004年12月，写钩沉期间，我曾去凭吊过一次。感觉很肃穆，在碑前请路过学生给我照相，回来一看，不光表情，整个人的身体都发紧，手贴裤缝，完全是军训做派——说来也怪。

通过采访来激活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能获得几乎是任何史料都不能提供的素材。写王芸生，最震撼的细节是鼻血和白纸，都是通过采访王的儿子王芝琛获知的。“文革”中，王家的卫生间，40多年从未间断的日记，好几大箱，烧了。汗和泪，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后来王芸生违心批判大公报，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季鸾)，寄给他，我的白卷……”

1941年8月19日大公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中国报界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王芝琛听父亲说过酝酿情况。重庆大轰炸，王芸生去看病入膏肓的张季鸾。王一直叹气，苦于民众情绪沉闷，不能总空言安慰国人。突然间，本来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说，就写我们在割稻子，有了粮食，就能战斗。次日，成文。这是两人之间的高度默契。18天后，张季鸾即去世。给我讲这些时，王芝琛因为放疗，疲惫地躺在床上。讲到张季鸾拥被而起，他突然也拥被而起，眼放光芒。当时我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难道这就是历史，如此惊人地相似？

2006年2月王芝琛病逝。我正在出差，错过了他的追悼会。安息，王先生。

对于散见各处的逸事趣闻，存在一个是否采信的问题。因为是报纸专栏，我以非虚构写作严格要求自己。如赵元任，我会先写“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接着才写香港国语留声片的故事。刘文典，我会先写学生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许多逸闻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接下来才写躲警报时他和陈寅恪、沈从文的故事。至于黄侃，标题干脆就叫“斯文的传说与真实”。先写史实，黄侃到北京探望被软禁的章太炎，“这段史实，被演绎出一段真假难辨的传闻”，接下来才写换厨子的故事。

五

最后想说说卢作孚这篇。原来的题目叫“毕生建设”，更能体现我自己的写作思路。从文章作法说，写宜昌大撤退更吸引人，我也看了大量的资料。但这篇是钩沉系列中比较特殊的一篇，我想写两种历史观在中国的命运。卢作孚的儿子概括父亲一生的核心是，培养建设的力量。早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卢和恽代英约定：卢搞建设，当时已加入中共的恽搞革命，双方将来要“殊途同归”。但你会发现，这绝无可能。卢本人即被革命吞噬，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卢的孙女卢晓蓉这样解释：祖父一向看得远，他也许已经预见到未来几十年中建设的力量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他又能奈何呢。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和遗忘，其实就是在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悲天悯人——我不知道徐百柯本人是否同意把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也不知用得是否准确，但只是当我写到这个词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正读懂了徐百柯，认识了他。追寻历史，臧否人物，拥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极为难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即便再伟大的人物，要挑出瑕疵并不难。但作为旨在填补现实的历史钩沉者，其首要职责无疑是把历史作为镜子，不苛求故人，而是侧重于从历史人物身上发现值得重视的光彩处，以此照出现实中人的精神、人格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的反省，从而，现实能够变得更丰满，更符合人的理想。《民国风度》的出色正在于此。

——《北京青年报》作家李辉

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还是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南方都市报》钱理群教授

我们看到作者为了追踪一个人在当代留下的痕迹，煞费周章地检索资料，寻找亲友，而在此之外，则是一片沉默的空白。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却是更多更深的遗忘。这似乎提示着，无论表面看上去多么热闹，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一个打捞者的姿态，自然和一切文化消费的动机绝缘。他常是敏锐地从大量素材中抓取最有表现力的细节，然后用特写式的笔法勾勒出来，只需短短几句，便画面感十足。在细节的穿插点染中，可以不按一语，而境界全出。加之时间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对照，作者的笔触愈是冷静，其中包含的情感却愈显得炽热。虽然每篇不过一千来字的篇幅，读完后犹令人低徊不已。就其中情感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称其有尺幅千里之势或许并不为过吧。

——《广州日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季剑青

为了这本书史料的真实性，作者寻访了许多民国文人的晚辈，学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的长辈，不但可敬，更为可亲。为了能写人所未写，叙人所未知，作者的笔常常触及名人光环之下的一些琐事，逸事。淡墨写功业，浓墨写性情。使这些渐行渐远的名字和读者们有了沟通的语言。一个个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背影，读人又如读史，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南都周刊》画里真真

在周刊众多栏目中，人物版的“钩沉”堪称冰点中的亮点，年轻的徐百柯担纲主笔，出手不凡，在故纸堆中“钩沉”摸索，在现实中寻访缅怀，每周1600字的小文章让那些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人物浮出水面，一路写下来七八十人，恍惚间已然立起了一批民国人物的群像。欣闻百柯的“钩沉”作品结集成书，不禁大喜，又可以一气呵成温故知新了。在那个时代曾经生活着那样一批纯粹的真人，创造着那样本色的历史，发生着那么多耐人寻味的逸事，回荡着那样多余音不绝的言语。

——《成都晚报》山水间

徐百柯的剪裁、勾勒功夫的确令人钦佩。他所写的这组人物，涉及外交家、政治家、学者、教授、文人、报人、传教士等多个领域。其中一部分人像吴组缃、梅贻琦、邵飘萍，他们的名字今天仍然被频繁地提及；而另一部分人像蒋南翔、张申府、杨晦，虽然当时曾名播四方，随后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姓被隐名被埋，时至今日，一般民众竟不知其为何许人。然而，这些人的思想、学识、情操、气节、志趣等，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我们。他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写成大部头的传记，用千字文来状摹他们，诚非易事。徐百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三言两语，人物的性情、品格、相貌、风度等立即跃然纸上。

——《京华时报》储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