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先生编撰的著作《美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建国初期到后“9·11”时代，从爱默生到布鲁克斯，集结了四十余位知识界的精英人物，洋洋大观，前所未有。尤为难得的是，其中不但有常见的作家、记者、学者，还有性学专家、生物学者，其他科学家和教育家，乃至企业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人权运动领袖和环保主义者。显然，著者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认知，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通过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活动及相关领域的独特的揭示，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视野。

全书采取列传形式，每个入选者独立成篇。

《美国知识分子》讲述了爱默生、梭罗、卡森、弗里德曼等四十多位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介绍了其生平、主要贡献、学术地位及重要影响，有助于了解美国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历史。

全书采取列传形式，每个入选者独立成篇。就内容论，分别为生平及著作介绍、思想观念的阐释，再就是言论摘引，在不同层面上，显示各个来自生命、生活和不同专业的特点，浮现出个性各异的清晰面貌，但也不难看出贯穿其间的共性来。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独立思想的先驱

霍勒斯·曼：公共教育之父

亨利·大卫·梭罗：简朴生活倡导者

雅各布·里斯：为另一半人呼号

林肯·斯蒂芬斯：揭示城市之耻的记者

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笔指官场

W.E_B.杜波伊斯：黑人之魂

弗兰克·诺里斯：美国左拉

厄普顿·辛克莱：文学界的“扒粪者”

约翰·T.赖安三世：矿井安全世家

沃尔特·李普曼：名满天下的专栏作家

艾尔弗雷德·金西：打开性学之门

约翰·斯坦贝克：心系流浪农工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与玉米相伴一生

蕾切尔·卡森：愿春天不再沉默

I.F.斯通：特立独行的报人

爱德华·R.默罗：反击麦卡锡的勇者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牛虻经济学家

詹姆斯·赖斯顿：名记者“苏格兰人”

刘易斯·托马斯：医学桂冠诗人

马丁·加德纳：反伪科学勇士

C.赖特·米尔斯：贴近社会的社会学家

简·雅各布斯：为护卫社区而战

杰西卡·米特福德：“扒粪王后”

凯瑟琳·格雷厄姆：煊赫女报人

小阿瑟·M.施莱辛格：史学权威

欧文·克里斯多尔：新保守派之父

诺曼·梅勒：美国“希腊勇士”

詹姆斯·鲍德温：来自哈莱姆的黑天使

戈尔·维达尔：指点江山发异言

诺姆·乔姆斯基：不仅是语言学家

威廉·萨菲尔：鸽群中的老鹰

苏珊·桑塔格：热忱的社会评论家

拉夫·纳德：从搭乘汽车到竞选总统

格洛莉娅·斯坦内姆：为妇女权益奋争

爱德华·萨义德：铭记知识分子责任

莫里斯·伯曼：从黄昏看到黑暗

杰里米·里夫金：站在潮头话趋势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轻慢上帝的人

保罗·克鲁格曼：自由派良知

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绿色革命鼓呼

奥普拉·温弗利：荧屏荐书

埃里克·施洛塞尔：向“快餐国”挑战

戴维·布鲁克斯：信息时代评论家

跋：美国知识分子的庄严追求／陈安

人应该过简朴的生活

梭罗在寂寞中思考，领悟出许多人生哲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应该过简朴的生活。人是需要生活必需品的：食物、住房、衣服和燃料。梭罗认为，必需品是需要的，但大部分的奢侈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有碍于人类进步。他说，世界上最明智的人，如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而朴素”的一类人，“内心生活却再富不过”。那些改革家、民族的救星，也无不甘贫乐苦，成了“大公无私的聪慧的观察者”。他说，世上哲学教授多得满天飞，可哲学家一个也没有，这是因为教授满足于舒适的生活，哲学家却更需要思想和智慧，“过着一种简单、独立、豁达、可信任的生活”。

梭罗自造的房子固然又小又简陋，但是他说：“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宜于思想，还更宜于严肃地阅读。”他也不必去为他的木屋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月亮，没有人会来窥视他，而“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太阳也不会使我的地毯褪色”。

世间总是有人喜欢奢华、享受，把金钱花于奢侈物品，把时间花于装饰打扮。梭罗对此十分反感，觉得“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一千种安逸”。他说：“我不希望花掉我的时间来购买富丽的地毯，或别的讲究的家具，或美味的食物，或希腊式的或哥特式的房屋。”他看到有些铁路车厢布置得非常豪华，却对行车安全问题置若罔闻。他说：“我宁可坐在一只大南瓜上，也不愿挤坐在天鹅绒垫子上。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来去，也不愿坐什么花哨的游览车去天堂，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当然，梭罗并不是真的要坐在大南瓜上显示其清高，他只是想把生活过得简单些、朴素些，从而有更多自由的时间，有更多的工夫去读书、思考、写作、休息和游玩。他认为，人们不必积累多余的财富，因为“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即使是为维持生计要做的工作，他觉得也不必做得太多，一个人的收入只要可以支付生活开销就行了。他说，他每年只需工作六周，“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痛快地读书”。他说，打短工也未尝不可，太阳落山时打工的一天就结束了，下班后他可以自由地专心于他自己选定的跟他白天的工作毫不相关的某种活动，而他的雇主为赚钱殚精竭虑，从这个月忙到下个月，一年到头不得休息。到头来，这个老板还会意识到自己不学无术，发觉自己的财富只是一种虚荣，于是急忙要自己的孩子去多念书，多学文化。他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写道：

“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显得越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我坐在一张放满了山珍海味的食桌前，受到奉承的招待，可是那里没有真理和诚意；宴罢之后，从这冰冷的桌上归来，我饥饿难当。”

挥霍的终结

梭罗的这种生活方式实验，并非人人赞同。苏格兰作家斯蒂文森说他是个“躲藏者”，美国诗人惠蒂埃说他要把人降低为“四条腿走路的土拨鼠”。其实，梭罗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想怂恿人们都学他的样儿去避居蛮荒乡野，而是希望人们学会简单地生活，在简朴的生活中更透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

美国人，尤其是宗教信徒，其实历来具有生活简朴的传统。有“移民之父”之称的最初的清教徒移民，还有贵格会教徒，除了在宗教制度上主张净化、简化之外，在生活上也坚持勤俭节约的作风。然而，随着物质生产越来越发达、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浪潮～波又一波地涌来，以致时至今日，竟如洪水一般泛滥。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名牌商店、高级饭店、豪华公寓、新型轿车、郊区别墅、歌台舞厅、娱乐公园、借贷银行、信用卡片，等等，无不诱惑着人们去消费，去奢侈，去享受。而物欲横流、过度消费的结果，必然是精神空虚、身体发胖，必然是透支度日、债台高筑，也就必然出现泡沫经济、次贷危机，以致出现整个金融界的海啸和整个国家以及世界性的经济凋敝。

事到如今，美国人便又想起了亨利-大卫·梭罗。许多报刊文章又引述他在《瓦尔登湖》里说过的话，用了“告别奢侈，返归简朴”一类的标题。书店里买《志愿简朴》、《简化你的生活》一类书的人多了。订阅有关新闻通讯如华盛顿州的《简单的生活》和缅因州的《吝啬鬼报》(或译《节俭报》)的人也多了。那些图书和通讯建议读者采取具体措施，逐步过上简单生活，如：

只买你需要的东西，别为自己开心而瞎买。

东西没有用坏，衣服没有穿破，就不买新的。

清除家里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搬进较小的住所。

不要很多信用卡，留一张就够。

在那些讲排场、高消费的年月里，美国人盖大房子(比梭罗的小木屋不知大多少倍)，大得什么东西都放得进去，实际上是太大，大得要付太多暖气费；买大汽车(梭罗坐牛车或安步当车)，大得可载一个橄榄球队，实际上是太大，大得要付太多汽油费。现在，经济危机临头，终于自怨自艾，叹一声“何必当初”。

《时代》周刊最近有两期刊登了呼吁人们过简朴生活的专辑，在封面上分别用了《挥霍的终结》和《新的简朴生活》这两个标题，后者还在旁边附上一段文字：“经济衰退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期望值，甚至在经济恢复后也会如此。”显然，美国人正按照富兰克林、梭罗这些祖辈的思想对以往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并逐步采取加以改变的实际行动。据《时代》周刊报道，目前许多美国人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先前购物不屑于用折价券的人，现在用了；先前每年都要出门旅行两三次的人，现在足不出户；先前家宅前后的草坪就只是草坪，现在改为蔬菜地了。药房里咳嗽和感冒药的销售量减少了，因为人们自己可以煮鸡汤，以鸡汤代药；超市里罐头食品销得多了，因为罐头食品比非罐头的同类食品便宜；照相机销量显著降低，因为谁也不想在这萧瑟黯淡时期留下伤感的面影；瓶装水销量也跌下去了，为了省钱，应该相信自来水是未被污染的。

不少美国人相信瑜珈修身之法，认为调整呼吸和静坐可以消除神经紧张。瑜珈教练的话他们都爱听，现在是这句话更听得进去：“生活俭朴一些可以使我们轻松愉快。”有人说，今天似乎整个美国都在练瑜珈，都在调整呼吸。

有些人记得梭罗的一段话，大意是很多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用来拼命赚钱，而只在晚年最不宝贵的短时间里享受一点有限的自由，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现在他们也不再去拼命挣钱，或根本没有地方去挣更多的钱，因而有更多时间与亲人和友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和朋友之谊。那些曾为挣钱而常不在家的家长，现在终于能和孩子们一块儿打打网球、看看电影，与子女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富兰克林曾说：“如果一个人钱包空了，脑袋充实了，就没有人可从他那儿取走什么。”梭罗曾说：“你最富的时候，倒是最穷。尽管贫困，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你还有愉快、高兴、荣耀的时辰。把贫穷看作园中的花草，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们吧！”今天，美国人似已较深地领会了富与穷、财富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也欣喜地见到了梭罗曾见过的那片在马萨诸塞州瓦尔登湖上升起的曙光。P17-19

我对陈安这本书非常熟悉，篇篇都细读过。这是《凤凰周刊》近年来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专栏，从2009年开栏至今，受到过很多学入和读者的好评。如今看到陈安一年多的心血，集结为书出版，很是高兴。想来国内读者对陈安并不熟悉，肯定希望对这位神秘人物多些了解，我也就说上几句。

陈安是我的老朋友，在美国生活快30年了。说起这个专栏，缘起于我2008年间到美国的一次访问。其间，我们有过两次深聊，谈的仍是国内现状和知识分子责任之类的话题。这是我们年轻时就常谈的话题，不同的是过去观点分歧较多，这些年互相认同的部分更多了一些。也是在这两次聊天中，我鼓动他为《凤凰周刊》写这个专栏，梳理一下美国200多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为国内作镜鉴。陈安开始认为自己并不合适，但在我看来，陈安却是最合适的人选。

说起来，这与陈安的特殊人生际遇有关。他生于1942年，曾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任编辑。1980年他随生于美国的妻子移居纽约，先在《美洲华侨日报》任编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在该校东亚图书馆工作20年，直至前年退休。他业余爱好写作，多年来为香港《大公报》撰写“纽约随笔”和“艺苑草”专栏，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猫头鹰》、诗集《纽约匆匆》。他也喜爱音乐，常常引吭高歌，自己作词作曲，著有歌曲集《遥远的怀念》，灌有CD唱片《往事如歌》，为一百余首中国古诗词谱写的歌曲也即将出版。他的语言能力很强，早年学俄语，后来自学英语，20世纪90年代花费很大精力编著了《新英汉美国小百科》，近年来又翻译了两部美国长篇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和《反美阴谋》。

在我看来，陈安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纯净气质。由于他出国早，多数时日都埋头书斋，内心一直保留着老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理想主义情结。他的妻子贤惠能干，持家有方，也让他可以安心生活在他的象牙塔中，读书写作，弹琴歌唱，几乎没受到什么浊世的污染。他的工作条件也得天独厚，有机会涉猎西方文献，加上传统文化的功底，使他的知识储备也异于常入。

每次去美国，我都留出时间专门看望这位老友，做一番深聊。年岁的增长，丝毫没有影响陈安作为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在我看来，陈安是一个有“信”的人，这里的“信”不只是指信义那么简单，还有对知识系统的信仰。孔子对学问作过分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种“为己”之学在陈安身上，体现的最为充分。所谓“为己”之学，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指为了自己的人格。他是把学问看作“性命”的人，一方面要尽性，就是充分发展自己的本性良能，经过磨砺来恢复人天然的良善本性；一方面，他是知命的，知晓世界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陈安认为学问是指向自我的，所以他把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看作学问的最终目的。与时下国内流行的“为人”之学不同，他并不在意社会或他人的认可。因为他对学问这份清醒的认知，使他的精神世界总保持着一份干净与纯粹，不仅甘于寂寞、敢于舍弃别人不敢舍弃的，人生境界也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富贵尊荣。

陈安更是一个有“道”的人，他常常“忧道不忧贫”，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在我看来，儒家“士志于道”的传统，与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儒家认为知识分子应成为“道”的承担者，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并从精神上驾驭政统，这从来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在我与陈安的聊天中，曾多次谈及过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沦丧问题。自“胡风事件”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一直起伏不定，连原有的“士”的传统也渐渐丢掉了。这种境遇，不仅使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也丧失了对社会事务关心的能力，甚至是生活和爱的能力，更谈不上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奉了。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和“士”都曾被看作真理的卫士、社会的良心，他们对真理的热爱，是他们首要的美德，这种美德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现状，损害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权威，也贬低了知识和真理在民众心中的价值。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平庸和墨守成规作为学术生活的准则，失去了发现真相、捍卫真理的欲望时，当知识沦落为机构或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时，一个国家想要强盛也会成为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正是在这些观点上，我和陈安最终达成了共识，才有了后来“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的专栏。凭着陈安深厚的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素养，以及他近30年来对西方文化的观察和思考，我相信陈安能轻松地驾驭这个题材。果不其然，最初每篇我们还讨论一下专栏的主题，写了三五篇后他便渐入佳境，七八篇后他已写得随心所欲了。文章每次发来，我都是第一读者，每次读完这些知识分子影响历史的生动案例，我都心有所忧，也心有所盼。这和我对专栏的预期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知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这既是对知识分子的提醒，也期望政府当局能从中获得某种借鉴和启示。一个国家想要获得健康、长足的发展，只有从保护知识分子开始，从保护他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开始。在我看来，这正是专栏和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这些文章在《凤凰周刊》发表时影响过一些人，如今变成书后，我希望它能影响更多的人。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分析美国知识分子对历史影响的书，在国内，这还是第一本。陈安如今已是一个当爷爷的人了，相信他在含饴弄孙之余，会对知识分子问题作更为深入的思考。我期待他的新作。

一页页翻开230多年的美国历史，一个个重大事件相继出现：独立战争，制定宪法，华盛顿当选总统，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墨战争，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发表《解放宣言》，美西战争，罗斯福总统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民权运动，肯尼迪总统遇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

一个个重要人物也相继出现，其中除了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和企业家之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常识》的撰写者潘恩，《美国学者》的演讲者爱默生，《草叶集》的作者、诗人惠特曼，《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福克纳、奥尼尔、莫里森，哲学家杜威、詹姆斯，科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

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美国知识分子，可谓成百上千。笔者在《凤凰周刊》，《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专栏内写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许多非常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专栏均未涉笔，而把篇幅给了一些不一定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识、却对美国社会确实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特立独行、以其言论警世励俗甚至推动立法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美国，不乏研究知识分子、撰写知识分子历史的学者，可在何谓“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历来是见仁见智。

美国已故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有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专著——《理念人》(Men of Ideas，1965)。此书一开始就说：“很少现代术语有像‘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如此含糊不清。一提及它就好像会引起在含义和评价这两方面的争论。”他说，某些学者倾向于把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名下，或者是把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的人”都划归为“知识分子”。他说，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并不包括上述所有人，而是特指这些人中的富有理念者，也即具有批评性、创造性和深思型思想的人，他们“为思想、而非靠思想生活”，在其行为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深切关怀。

科塞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四类：不属于某一机构、不靠薪水过活的独立知识分子；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从事学术性教研的知识分子；不局限于狭隘专业问题而从事创造性研究的科学知识分子；在联邦政府部门作为公务员或特别官员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教授爱德华·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个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现状搅乱者”。他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一书中写道，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作用是坚持真理和正义，拒绝权力、金钱和特殊化的诱惑，敢于“向权势说真话”，“不是只说一些趋附时尚的话，而是说出官场内说不出来的真实的思想和评价”；他们“生活在自我放逐之中和社会的边缘”，不崇拜任何神祗，以大众为诉求对象，代表穷苦者、无权无势者说话。

着重研究欧美知识分子史的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首先提出并阐释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术时代的美国文化》(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y，1987年初版，2000年再版)一书中写道，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独立精神的人，针对有文化的受众写作或演讲，他所承担的义务，“不仅仅是在其专业或个人范围内的义务，而且是对公众世界的义务”，那些工作过于技术化或难以吸引公众的知识分子不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列，博物馆管理员和牙医们没有时间或环境为公众撰文写稿，他们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专业知识分子。

在由雅各比引起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深入讨论中，美国学者们基本上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公共知识分子有知识和思想，关心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在研究社会的同时也参与社会，并责无旁贷地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作出反应，为没有地位或能力发言的人代言，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他们所介入的事情并不一定与他们自己的专业相关，他们能超越自己的职业可能会带来的偏见，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作出公正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判断。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大致有大学教授、媒体工作者和影视业工作者三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电视台和电台发表讲话。

美国知识界多年来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都选择大学为其归宿地。从事高等教学和学术研究，在其研究领域内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本是好事，无可指责。何况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把精力放在了对教授终身职位的追求上，而忽视了对文化事业和思想境界的追求。据雅各比分析，造成这种现象有三个主要原因：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化，居住的郊区化，学术上的追名逐利。

雅各比既为知识分子都一窝蜂躲进象牙之塔、隐居在清静校园里只顾自我经营的现象着急，同时也为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被吸收进政府机构的官僚薪金阶层的状况感到忧虑。他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将消失而感到惋惜，希望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现实的状况有所改变，今后在年轻一代中出现更多像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保罗·斯塔尔、文化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和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这样令人怀念的公共知识分子。

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2003)一书中也喟叹美国知识界凋敝现象，批评如今有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哗众取宠，空发议论，不能实质性地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还指出由于过于强调学术专业化，如今产生了大批缺乏全面培训而知识面狭隘的学者，不像过去的非学究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的“通才”因为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而能为公众出色代言。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似乎受美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的感染，也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个问题：《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2004)。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如今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大众，对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他也强调说，知识分子不只是个专家，而应有广泛的兴趣，应抓住当代重大社会问题予以分析研究和协助解决。

笔者为本专栏所选择的美国知识分子，除几个科学家和企业家外，大多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又大多属于自由派、左翼和新左派。他们中有学者、新闻记者、专栏作家，也有文学家、评论家、广播电视工作者。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美国知识界状况，本专栏也写了两三名属于新保守派、对美国社会也具相当影响力(即便有时可能是消极的)的知识分子。

从早期的“扒粪者”——社会黑幕揭露者，到后来的消费者保护运动倡导者；从笔指官场揭露腐败现象的文字记者，到心系流浪农工的小说家；从为穷苦的另一半人呼号的摄影记者，到为饱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呐喊的作家；从反击反共歇斯底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反对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文人学士；从忧虑环境污染将使春天沉默无声的生物学家，到为新世纪绿色革命鼓呼的评论家……一个个都是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无畏气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崇高的目标、庄严的追求：维护社会民主、自由，保护广大民众的利益，谴责非正义行为，揭示不公正现象，批评政府错误的内外政策，抨击贪污腐化的恶劣风气。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激昂慷慨，放言高论。

人们至今记得他们对后人有启迪意义的嘉言懿行。

林肯·斯蒂芬斯说：“行贿和受贿不仅是一般的重罪，而且是叛国罪”，“因为贿赂的实际结果是改变政府的性质，把政府从民众利益的代表蜕变为寡头政治集团，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他还说：“腐败是由商人和政客合伙控制的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是享有特权者掌控其特权、掌控特权之资源、掌控无特权者之思想和行为的组织形式。”

拉夫·纳德说：“健全的民主不能容忍不公正行为，不允许少数人从很多人那里获取利益而不让很多人享有其正当的报偿，不允许少数人为很多人决定一切。”

蕾切尔·卡森说：“我们仍在侈谈征服。我们尚未成熟到足以认识自己是浩瀚得不可思议的宇宙的很小一部分。人试图用权力来改变和摧毁自然界从而控制自然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反对他自己的战争，一场他会失利的战争。”

I.F.斯通说：“我觉得，党派从属关系不相容于独立的新闻工作，我想成为自由人，从而来帮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维护每个人的公民权利。”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说：“尽管美国已是个丰裕社会，但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还有很多人缺吃少穿，没有住房，上不了学，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仍然还有广大的穷人。”

戈尔·维达尔说：“基督教是一种愚蠢的宗教”，“人们一旦迷上神学，他们就永远失去理智。世界历史上，在耶稣名义下死去的人多于在其他名义下死去的人。”

诺姆·乔姆斯基说，他的座右铭是罗素的一段名言：“有三种简单而极为强烈的感情主宰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承受的怜悯。”

……

或许有人会说，美国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人们可以大胆说话、发表异言，而不至于惨遭文字狱之灾。出现一些敢于直言不讳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几个甚至可以把总统逼下台去的新闻记者，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可事实并不尽然。别忘了美国还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别忘了这些政府机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监视、调查、记录知识分子的言行，在一定的时候对他们采取跟踪盯梢、上黑名单、吊销护照等惩治手段。也别忘了美国还有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慑服于专权的舆论工具，知识分子的箴言谠辞也可以被之混淆、曲解，被之渲染为“叛逆”、“颠覆”和“卖国”。

1976年美国政府通过“查询自由法”后，公众有权查阅和公开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的某些档案材料。有学者查阅有关美国作家的档案材料，结果发现有134名美国作家的档案原先都打有“机密”字样，内有特工人员为他们作的“鉴定”，他们之中有：“颠覆分子”，“危险分子”，“间谍”，“共党分子”，“赤色分子”，“强烈左倾分子”，“同性恋者”，等等。海明威、斯坦贝克、赛珍珠、帕索斯等小说家，桑德堡、洛厄尔、奥登等诗人，个个有“重大嫌疑”而榜上有名。

在本专栏所写的知识分子中，杜波伊斯曾被诬告为“外国间谍”而遭无理拘捕审讯，被取消出国护照；斯坦贝克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被列为“危险分子”，他的《愤怒的葡萄》等作品被视为苏联和纳粹德国用以反美的宣传材料，也是美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反政府武器；鲍德温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材料则多达1750页。

还有其他人受到了各种不同方式的打击和威胁：菲利普斯被人枪杀，米特福德被斥为“亲共反美小姐”，卡森被怀疑为“美共党员”，默罗被诬陷说“他的名字列于苏联工资发送名单”，米尔斯被列入暗杀计划，雅各布斯被以“暴乱”罪名被捕，桑塔格被扣上“憎恨美国之徒”和“第5纵队”的帽子，施莱辛格被诬告为“哈佛共产党员”，萨义德办公室遭人纵火，乔姆斯基收到邮包炸弹，等等。

事实说明，即使在美国这个号称“言论最自由”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凭良知说真话、反专权、揭黑幕、反腐败也绝非轻巧之事，而需要足够的勇气，需要不顾自身安危、不怕遭受迫害的大无畏精神。

正是由于知识阶级勇敢大胆的进言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人民才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公正，更好的教育，更美的环境，更好的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他(她)们的代表性著作已经与重大事件或重要国法写在了一起：《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南北战争，《屠场》与肉类检验法、洁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参议院的背叛》与宪法修正案第17条，《章鱼》与“扒粪运动”，《寂静的春天》与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富裕社会》与“向贫穷开战”政府行动计划，《任何车速都不安全》与全国交通和汽车安全法，《夜间军队》与“向五角大楼进军”，《总统班底》与水门事件，等等。当后人重温这些力作时，都会赞叹这些作者的正直人品、坚毅性格和过人睿智。

尽管有学者在感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在质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或在怀念“最后的知识分子”，可今天毕竟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继承其前辈的传统，活跃在大众媒体，活跃在讲台论坛，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健康保险计划和教育改革方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大胆地发表着他们的看法，抨击着阻挠社会改革的保守势力。从长远来看，美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课题似乎有如下几个方面，他们将为之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一些：

反对向外扩张，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限制公民自由权利。反对官场贪污腐败。反对大公司控制政治、经济。反对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改变贫富不均现象。支持教育事业，提高教学质量。提倡绿色革命，保护环境，防止地球暖化。呼吁控制枪支，加强治安措施。

人们至今十分怀念20世纪初的那些“扒粪者”，称赞这批新闻记者致力于调查政界和商界人物互相勾结、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并将调查结果公诸报刊。著名报人普利策后来概括说：“新闻必须有揭露社会弊端的特色。”这倒令笔者想起我国的鲁迅先生，他站在“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此是个永远的批判者。美国“真的知识阶级”确实也一直在挥舞粪耙埋头清粪，为社会开辟一条比较干净、美观的道路，促使这个社会朝着比较健康、良好的方向前进，而不至于在左道或斜路上更行更远。

最后，感谢林贤治先生为由这些文章编成的集子所撰写的分析透彻、论述精辟的序言”，感谢《凤凰周刊》提供如此宝贵的园地来让笔者绍介40余名美国知识分子，也感谢不少读者有兴趣阅读本专栏文章，有些读者还发表了读后感，使笔者感到这一年多来的撰述并非徒劳，并应对美国知识分子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