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县中学、桂林师范和全州中学

当时，省教育厅是黄朴心当厅长，他是政学系的人物，广西贺县人。当时贺县中学办得不好，他要求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去办好贺中，我经过汤有雁——师专同学，大革命时脱党，脱党后倾向进步——的介绍，在1943年下半年到贺县中学当校长。

由于“七九”事件后，苏曼、罗文坤、张海萍自杀，伪省训团的地下党员分别离开，当时，我始终在伪省训团工作，但组织上没有人来联系，我的组织关系也暂时中断，直到我去贺县中学后，吴赞之同志（现在南宁市委工作）到贺县中学和我取得联系，经过上级审查以后，继续接上组织关系。

我到贺县中学后，陆续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到贺中，如陈贞娴、萧敏颂、曹国智、何明、冯娱修、吴帆波等来校教书。1944年桂林沦陷，贺县中学处于敌后了。但贺县八步有平乐专员公署，专员李新俊，他是李济深的旧部，李济深正酝酿在梧州、八步一带搞武装。当时，由桂林疏散到八步的，有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如陈此生、陈劭先、莫乃群、梁漱溟等，他们在昭平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也在积极活动。我党也在平乐专区内搞农民组织工作。组织上当时给我的任务是，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逐步设法向伪政府搞一些枪支自卫，必要时，听组织上指挥，组织学生搞武装斗争。

由于敌人始终未到贺县，我也没有暴露过。学校在情况紧张时，停课一下，在平静时又复课教书。由于有进步教师在学校教课，地方反动势力把我看成眼中钉一样，他们几次发动学生在校内闹风潮，但由于黄朴心的关系以及地方进步力量的支持，他们没有得逞。

在贺县中学时期，处在沦陷区的形势下，我们在学校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抗战必胜的教育，稳定敌后人心，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敌人到达后发动武装斗争和敌人对抗。但日寇始终没有到过周围县份，贺县也没有沦陷，一直搞到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当时组织上和我联系的是吴赞之，吴赞之是我们融县人。以后另派一个同志来，这个同志记不起名字了。粟稔当时在家，也和我联系过。组织上和我都是个别联系。在校工作的地下党员有陈贞娴、冯娱修（粟稔的爱人），她们和我都没有组织联系，我的组织关系，她们也不知道。  1945年下半年，我辞了贺县中学校长职务，到桂林师范学校教书半年。汤有雁任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在学生中我党势力占绝大优势，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研究抗战胜利后的实际问题，十分活跃。

在教师中，地下党员有张镇道、陶保恒、毛恣观和我四个人。开始时，没有建立支部，和学生也没有联系。后来，钱兴同志和我联系，他指定张镇道当支书，建立教工中地下党支部，逐渐与学生中党员建立联系，这时，我已离开桂师了。

我在桂师工作时间只一个学期，在桂师工作时，通过汤有雁的关系继续得到黄朴心的保荐，1946年，我就到全州中学当校长去了。

全州中学是一个反动势力控制比较强的学校，有伪专员陈恩元及蒋综逊等反动势力，充当学校反动教师的后台，校内又有赵经武、赵钦武兄弟是中统特务。我初去时，即受到反动势力的抵制，后来终于坚持进去了，安排了一些进步教师去教书，如王松（现云南新华报记者，共产党员）、李仲良（云南宁洱地委宣传部工作，共产党员）等，反动势力又发动学生来排挤王松等进步教师离校，斗争是比较复杂的。

当时，组织上和我联系的是陆翔和张镇道同志。1946年下半年，张镇道同志通知我，组织上要我考虑，如广西无可靠后台作依靠，即坚决撤出广西：我研究的结果，认为我在广西当了两次校长，主要是靠汤有雁向黄朴心推荐的。此外，我还到伪中央训练团受训过。除此之外，并无什么靠山可以依靠。而且，我和黄朴心的关系，只是一般关系，他想利用我来办好学校，作为他升官的工具而已。

考虑的结果，决定坚决执行组织上的决定，马上离开广西。当时正有朋友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工作，经过他们的介绍，我在1946年7月左右，便辞了全州中学校长职务，到重庆乡建学院去了。

我到香港后才知道是广西省委书记钱兴同志经过张镇道（也是1946年从广西撤退到广东打游击，他是一个主力团团长，在攻笆江时牺牲）通知我的。

重庆乡建学院

重庆乡村建设学院是晏阳初靠美元来办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叶德光是一个进步人士（叶德光留美后，在解放后由美国回国，在我外交部工作。叶德光及其爱人都擅长英语，是否党员不清楚，因我和他只有到乡建学院时有过一面之识）。因此，他聘请了一批进步人士在那里教书。正因为他办得比较进步，我到乡建学院不久，晏阳初借故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欢送叶德光去留美的欢送会开过不久，乡建学院学生正掀起一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即派来大批军警，对进步学生与进步教师进行大逮捕。

当时，我到学校只有一个月左右，与学生、教师接触不多，我的职务是讲师兼注册主任。后来，因许多进步教师与进步学生被捕，我即和进步教师的爱人及留校学生再组织起来，搞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那时，在学校搞营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天行的爱人俞淑清。当时，晏阳初已新派一个教务主任来了，此人姓屈，什么名字记不清了，我被推选为留校师生代表之一去和他谈判。当时，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师生，他答应同重庆警备司令部交涉。

后来，由此人担保，当局释放了乡建学院被捕的一部分教授、讲师及部分进步学生。我的朋友刘天行、徐坚等被释放后，马上搭飞机到香港。我亦被学校辞退。当营救运动得到一定效果后，我就和刘天行的爱人俞淑清等一道离开重庆，经广州到香港。到香港后，通过粟捻介绍和钱兴同志见面，接上了关系。

我在乡建学院只搞了三个月的工作。在乡建学院时期，和香港的粟稔同志有个别通讯联系。在乡建学院和刘天行、俞淑清夫妇有过工作关系，刘、俞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广东茂名县工作，刘任文教局长，俞任卫生局长。

在十一年的广西地下工作时期，我对于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革命还是不甚了了。广西地下党大革命以后的工作一直是浮在青年学生中，只在抗战时期才有一部分转到农民中去。因为没有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为基础，斗争就没有力量。我在城市中工作，对长期隐蔽、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所体会，但对武装斗争这一主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实践知识，实在了解不多，对于如何利用敌人矛盾，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如何逐步把敌人的统治推翻，我在广西地下工作十一年，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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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记忆（代序）

自传

陶保桓烈士传

附一：从苗山中出来

附二：融县罗城苗山拾零

广西师专概况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关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情况

附：我的历史问题交代

我所了解的广西地下党的情况

我在广东及云南工作情况的交代

附一：板桥日记

附二：录音记录

附三：钟山乡纪行

上海通信

附：对大量生产类型工厂工作的意见

“文革”前笔记

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

附：十年历程

我的检查

附一：“文革”初期几个问题的交代

附二：张云莹逝世前后的情况汇报

关于三个问题的交代

附：关于处理秦似、赵佩莹问题的检查

思想汇报

附一：对支部大会所提意见的补充意见

附二：对杨江同志三次失掉组织关系及参加国民党等问题的

审查结论

附三：关于杨江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

附录

往事的回忆

杨江与罗盘区

并不遥远的记忆

父亲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从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军队疗养院那间宽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归宿地与他过去的军人身份挺相符。

父亲一生里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25岁—35岁，他做过国民党桂系军校的教官、国民中学的校长，但隐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支部书记。35岁—41岁时，他已不必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军在云南的一支正规游击队里，拥有自己心爱的美式卡宾枪的司令员。直到1954年，当上一机部司长的父亲，才上缴了那支随身多年的勃朗宁小手枪，军人情结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广西，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搞教育、搞运动成了父亲后半辈子的专业。不过，在伴随我们成长的许多个周末里，父亲也会技痒难耐，他带着我们几个小兵到郊外打鸟，枪也换过好几种：小口径、猎枪、气枪。“文革”初起，红卫兵给他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打鸟书记”。

后来，当我开始翻检那一大箱“文革”后退还父亲的档案材料时，我发现，尽管父亲的身份几十年中发生过很大转换，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认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本色。这个秘密注释就藏在一册绛红色的64开日记本的扉页上，落笔时间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国人民可以子孙万代享……幸福了。纬！将来我们……飞的计划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着我们写作……

这个被38岁的父亲称作“纬”的昆明姑娘叫张世纬，时年21岁，是父亲任司令员的那支部队里的一名教导员，毕业于著名的昆华女中，后来成了我们的母亲。

早年就读广西师专时，父亲就是墙报、校刊和《民国日报》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亲在南宁养病，我随侍身边。一天，我在广西图书馆查到一篇署名“芦苇”，发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岁的父亲依稀记得，这正是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之一。在父亲的一篇回忆大学时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个发表苗山乡村调查的“芦苇”，一年之后（指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同样是在南宁，又成了《广西学生军宣言》的几位起草人之

父亲走了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墙壁上的镜框——那是父亲1957年离开北京回广西前的照片——是母亲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我们都会沐浴在父亲的目光下。有时，与墙上的父亲默默对视，那一刻，我感觉目光穿透了时空。但我分明意识到，假如父亲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这种交流似乎要平淡许多。

也许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种血液遗传里包含的沟通，是一种动物性很强的嗅觉，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审视和仰望，却似乎仅仅在家族成员缺席的情况下才被诱发出来。

其实，我们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中，母亲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随左右。至今已属于50后、60后的小同学之间那些亲密无猜的日子里，最让人记忆的场景，莫过于寒暑假时家中叽叽喳喳的学习小组了。那时，总是母亲替我们张罗，嘘寒问暖，遇到保姆煮了红薯，包了饺子，乃至那几瓮泡菜缸又腌出酸萝卜、茼笋、蒜苗、辣椒什么的，母亲会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导致许多年后，我们的同学仍能大谈在“杨书记家”吃的经历……不过，每逢这种场面发生时，似乎父亲总不在场，即便在，留给我们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亲来去匆匆，秘书有时跟着进家门，见我们在后院打闹，最多是秘书过来与母亲打个招呼。如果哪一次父亲也走到我们围坐的小圆桌，同学们便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一声：“杨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声了。

父亲谨言少语，但我们并不害怕他。有时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缠着他，要求带他们到郊外打乌，并且坚持自己扣动扳机，这时候，父亲便会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小脑袋，用夹杂着普通话的桂林腔说道：“礼拜天我带你们去鸟山……”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许多鸟类的名字，如肥硕的斑鸠、敏捷的鹞鹰、傻乎乎的“包鸟”、谨慎的白鹭、小不点的绿豆鸟、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鹰等等。只有小妹超英从不参与这种“血腥”的活动。

好多年了，家里总是放着一两支那种漆成深枣红色的小口径步枪，我们爱看父亲擦枪的样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来复线”为何是螺旋状的。小口径子弹装在一种特制的纸盒里，打开抽屉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着黄铜和铅做的枪弹，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当父亲带着我们，骑着那辆北京带来的东德产倒闸自行车，兴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钻进当时人迹不多的树林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目标。把标尺缺口与准星连成一线，指向枝头跳跃的斑鸠或小绒球似的绿豆鸟，指向水田里觅食的白鹭或独秀峰上孤独的老鹰时，我们的心脏就怦怦乱跳……最揪心的还是那“啪”的一声，如同拍巴掌似的枪响——现在想起来还对那些无辜的生灵心有内疚。但当时最令我们兴奋与困惑的便是“应声倒下”这种画面，因为我始终闹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弹何以能让数十米开外的猎物瞬间栽倒？

另一个与父亲记忆有关的场景是游泳。

尽管长大以后对父亲的“栽培”记忆犹新，按照顺序，最先是学会游泳，其次是骑单车和打鸟，然后是照相。上小学，我们已懂得摆弄相机，初中时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遗憾的是，除了上述几项生存本领，我不记得父亲是否要求过我们练习书法或阅读某一本书。

对于游泳，生长在南方的父亲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从小就把游泳视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游泳的目的是锻炼身体。“锻炼”两个字，也许是我们听到的父亲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我们非常乐意跟父亲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见底的江水，铺满鹅卵石的沙滩，自由自在的嬉闹正是我们童年的乐趣也！

……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卖，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罗文坤（苏曼夫人）、交通员张海萍三人，为保守党的机密集体自杀身亡。苏、罗、张被捕后曾被当作诱饵放回他们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学，准备抓捕前来联系的人。第三天晨，苏、罗、张被发现已在宿舍内自缢身亡。后来，地下党内部传达的通报是：苏曼担心罗、张两女同志恐难承受敌人严刑逼供，三人议决用牺牲保住组织机密。当时，父亲因先后担任桂林两所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与苏曼、张海萍均有秘密联系，这些足以证明，由于战友的献身，当年31岁的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事件后，地下党纷纷撤离桂林，而父亲因未暴露身份而继续潜伏，直到一年后，组织上对他重新审查，并派人接上关系。

第三次发生在1946年，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广西全州中学校长，由于内战已开，桂系与中共对立，地下党派人通知父亲择机撤出广西，怎样撤？自己想办法也。父亲的办法是，先到重庆朋友所在的学校谋职过渡，以避免引起广西的注意，然后再辗转到香港，与组织接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审干时父亲才知道，通知他撤离广西的人后已牺牲，在香港为他恢复关系的地下党领导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前病逝，这段“脱党”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证人。  这些“脱党”情节，显然成了父亲个人历史中政治纯洁程度的伤疤。我想，父亲内心深处对那些伤疤一定保持着适当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从云南调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审干时填写的履历表副本，1957年他调回广西前一机部对他作出的审查结论，以及1956年写的《自传》初稿等等，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脱党”的，包括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必不厌其烦，记录在案，坦诚面对组织，不可谓不由衷。

关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这两部分的手稿，都是当年的检查认罪材料，语言风格是经历过那个“急风暴雨”时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们原汁原味地留下来，恰恰是因为这是历史原物，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组词造句习惯、不同的情绪和心态写成文章，便保留了时代情状和历史现场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时候不至于太费劲，我尽可能地作出注释和说明。

以我过去和现在对父亲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许并不愿意让研究者以外的后人看到这些文字，在他还活着并且还有预期心愿的时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后，人们已经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辈和扭曲的历史。

扬三五

杨小肃（执笔）

杨小山

杨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我们的父亲以“杨江”这个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伟良”，这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号”。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

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绝大部分内容以“文革”后发还的父亲档案材料为主，禀真据实，编缀而成。

《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之名，取自母亲生前最爱的小诗，诗云“红豆生南国……”，而父亲读大学的校园（桂林雁山西林公园）内，便曾有一株这种罕见的相思红豆树。

《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为路伟良（又名：杨江）先生的遗稿和生前图片结集。路伟良先生1911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年青时期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长为优秀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投入祖国教育事业建设，为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取名自“红豆生南国”，表达路伟良先生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全书生动地反映了他饱经沧桑的一生，以个人奋斗史折射出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