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派大多是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尤其是做了“言官”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清朝政治结构的变化让这些人惶恐，也让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既失利益者”；他们对八股取士、儒家治国等也念念不忘，担心这些“国本”动摇，令他们的地位、荣誉和未来都变成问号。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赵舒翘、倭仁等，成为与满清贵族集团结盟、与地方汉族实力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地方汉族实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对满清贵族一清流派的联盟，它们的对策是强化地方权力，积极影响中枢。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地方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强，最终到了庚子时代，出现了不听命于中央而单独与列强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甚至差点弄出个“独立国”来。
公平地说，三股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它们彼此争斗，内部也经常互相拆台(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争，地方实力派中湘淮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之争等)，最终让清廷形不成内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被逐渐掏空。
清代的军制，原本是地道的“皇军”制度，由八旗军(满蒙族和关外汉族组成，主力驻扎京城)和绿营(由汉族组成，人数众多而分散，控扼全国各地)组成。
然而，由于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大量歼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实力派组建的勇营——湘军、淮军、左系湘军等。打仗是最花钱的，太平天国之战刚开始的1851年，仅广西军事，咸丰皇帝就不得不额外拨出内库银100万两，而太平军占领南京的1853年，咸丰为筹措军费，不得不采取了三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卖官鬻爵、发行大钱及推广厘金制度。
卖官鬻爵破坏的是吏治，发行大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厘金制度的推广，却成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关键。
所谓厘金，指地方军政首长有权设立关卡，从各项交易中征收额外税款，以补充军事需要。厘金制度的推广造成中国大地上关卡林立，层层盘剥导致商业停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严重的是，因为有了厘金这个法宝，地方实力派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央财政，自己养兵。自1863年起，湘淮军相继建立起近代军事工业，掀起洋务运动高潮，并一度建立起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和可观的军事工业。但这些国防项目却因为厘金制的普及和财政的地方化，几乎都被地方实力派等既得利益者把持。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廷竟没有一个直属中央的军工厂。各地自行其是的结果，不但造成中国军队“勇怯不一，枪械异式”，无法发挥合力，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也让战后军力的恢复变得十分缓慢、困难。
据统计，1874年，厘金用作军费者占73．7％，1885年占77．6％，其中90％以上被各省用于“私兵”，即本省军费开支。这种省内军事开支主要起到对内镇压、控制作用，对国防意义很小。全盛时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14％的厘金收入，却被用于和国防无关的军事用度，清末军费捉襟见肘，国防废弛，又何足为奇。
对于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清廷始终是抵制的。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朝廷就压迫湘军裁撤解散，压缩淮军编制，在天津设立皇族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恢复旧的八旗、绿营体制。但地方势力已成，中央财权已失，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腐朽至极，根本无法恢复成经制之师，此事不了了之。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转而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腐朽的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额外的钱财，却多养了一支毫无用处的纸面军队，不但无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
既得利益集团对晚清军事的控制，以及满汉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让清朝自白养了庞大的军队和军事机器，却始终难以建成强大的国防体系。不但满汉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对抗、拆台，清廷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不能免俗。清朝一度建立过4个水师，却分属4个地方大臣指挥，不是互不相救，就是协调不力。中法战争激战方酣时，李鸿章唯恐新建成的北洋舰只被用于作战，造成损失，授意正从英国、德国赶回的军舰放慢行程；甲午海战时，南洋、广东水师态度消极，广东水师3艘军舰虽然最终参战，却一方面系李鸿章强压，另一方面拜3舰舰长程璧光等人积极请战所赐。
国防战略思想也同样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内争的牵制。“同治”、“光绪”之交，左宗棠和李鸿章著名的“塞防”、“海防”之争，就是这种牵制白热化的结果。尽管这一争议最终以“海塞并重”的妥协方式解决，但长期的争议不下和清朝中央财政的虚弱，最终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隐患，其消极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P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