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上海九章(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由黄树森主编，历史的辩证法一再证明，上海作为中国地理版图上位居承接南方与北方、连通西部与东部的核心地带，因为其优越的地理方位而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地。有人曾以蝴蝶设喻，将上海比作蝴蝶的身子，则就长三角而言，北边有徐州经济圈、南京经济圈，南边有杭州经济圈、宁波经济圈，上海不能仅把自己做大，因为翅膀有力才能飞起来，上海是两个翅膀的节点，必须用服务与交通、金融来联结；就整个中国而言，长三角是蝶身，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是两个翅膀，蝶身和翅膀都强了，中国就能飞起来。由此而论，上海实则在经济、文化上都承担着中华民族在2l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坚重任。在此重任之下，上海已经不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在此重任之下，上海如何实现文化与观念上开拓创新、辟出新路的担当，以引领中华民族稳健前行？这实在是值得深刻探讨的时代课题。

这本《上海九章(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由黄树森主编，主要内容是：

上海，曾经并依然是一个各式话语集聚叠加的舆论场。

这一切，皆因其由1843年开埠至1949年百年间所创造的炫目历史记忆而起，因1990年代以来由浦东开发而急速变迁的城市风景线而起，因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及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家战略的想象而起……

《上海九章(中国奇迹的历史场景与未来宏图)》适合上海发展关注者阅读。

上海的可能(代前言)／熊月之

章一 诤论：爱恨与认知的纠结

 论“海派”／沈从文

 上海之歌／林语堂

 上海气／周作人

 鲁迅和上海的故事／钱理群

 “上海味”和“北京味”／王安忆

 倾斜的天平：上海文化失忆症／张闳

 上海文化的反思(节选)／许纪霖

章二 城事：镇邑与邦国的想象

 上海国？上海市？上海县？／曹聚仁

 上海之梦／穆时英

 乌泥泾的兴衰——“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上的演讲／樊树志

 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1683—1840)(节选)／[美]林达·约翰逊

 被上海了——上海与日本／刘建辉

 世界名人眼中的老上海／邢建榕

 时空的漫游——访问上海／也斯

章三 “活法”：务实与浪漫的融通

 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梁实秋

 只认衣衫不认人／木心

 上海人／余秋雨

 啊，上海男人！／龙应台

 上海的女性／王安忆

 北京人与上海人／易中天

章四 风骨：云间与海上的传奇

 晋书·陆机、陆云传

 陈子龙及其时代／朱东润

 明史·陈子龙传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樊树志

 《明史》上海先贤列传

 少年爱国奇人夏完淳／郭沫若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吴敬琏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徐百柯

章五 风物：故事与世故的演绎

 华亭十咏并序／(北宋)唐询

 松江鲈鱼美／刘义庆

 浦喻／(明)陆深

 上海城隍庙／曹聚仁

 外国人眼中的城隍庙／胡道静

 泥佛头／王季思

 上海的茶楼／郁达夫

 上海蜃景(节选)／许江

 开埠初期上海的建筑／金斯密

 上海里弄的兴衰／巴斯卡尔·安富

章六 风情：商业与文化的共舞

 新松江社落成小言／施蛰存

 文学的上海——193l／王德威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朱寿桐

 海派京剧：中国近百年文化宏篇大作／张泽纲

 早期上海电影业／汪朝光

 “海上画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邵琦

章七 镜鉴：“双城”与“双城”的竟合

 到上海去／熊月之宋钻友

 双城记／李欧梵

 文化双城记：上海和香港／李天纲

 上海人：推动香港工业化进程／黄绍伦

 全球金融中心向东方转移／杰弗里·加滕

章八 世博：城市与生活的交响

 一切始于世博会——写在上海世博会倒数一周年之际／任仲平

 赛会／(清)郑观应

 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刘敬文

 中国20lO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创作构思／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馆

 创作设计团队

 世博精神与上海的城市文化(节选)／陈燮君

章九 愿景：当下与未来的宏图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罗兹·墨菲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白吉尔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关键何在／黄亚生

 全球化与上海价值／杜维明

 重建文化之都／李天纲

后记

最近一期的《现代》杂志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问。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像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态度说来，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固可见出容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评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我觉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别人指为海派了的。这是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曾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不正派方法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品质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关于海派风气的纠正与消除，因为距离较近，接触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较之北方作家认识必更清楚，且更容易与之利害冲突，上海方面作家，应尽力与可尽力处，也必较之北方作家责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这种事实，我却希望他已明白这种事实。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是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杜衡君，宜于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虽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够受了。在南方，所谓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卖弄行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耻感觉，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则正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技巧古朴的自赞，以及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作者本人虽多以为在作品本题下，见着自己名字，便已觉得不幸，此外若在什么消息上，还来着自己名字，真十分无聊。然而由于读者已受了海派风气的陶冶，对于这人作品有所认识的，便欢喜注意这作者本人的一切。结果在作者方面，则平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机会，且对于陌生的会晤总怀了恐惧。在读者方面，则每日多读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种人，却又开了一条财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于友仇的誉毁，这类文章原是不求自来的。但在北方，愿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出于拜访者大学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来了。这种消息恶意的使人感觉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怜，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觉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所谓必需东西虽很多方面，为什么却偏让读者来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一个编辑，不将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却只花钱来征求属于一个人的记载，这种糟蹋读者的责任，实在是应当由报纸编辑人来担负的。若干刊物的编者，现在是正认为从这种篇幅上，得到若干读者，且希望从这方面增加读者的。这种风气的扩大，我认为实在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北方读者近来喜欢读点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从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伪记录上，决定对于这作者的爱憎，可以说是这种恶习发展当然的结果。

从南方说，几个稍稍露面的对于未来有所憧憬在沉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种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种谣言中受迫害吗？P013-015

上海的可能

熊月之

上海，曾经并依然是一个各式话语集聚叠加的舆论场。

这一切，皆因其由1843年开埠至1949年百年间所创造的炫目历史记忆而起，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浦东开发而急速变迁的城市风景线而起，因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及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家战略的想象而起……

历史记忆为各式话语灵感提供了长盛不衰的丰富素材。在这方中西并存、新旧交错、贫富共处的神秘之地，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先进与落后纠结、进取与堕落共生、荣光与耻辱比肩的畸形繁华都市，在短短的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孵化了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五都会”的奇迹。“魔都”，这个由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魔都》(小西书店1924年)而广泛流传的对于上海的命名，曾经是用来描述上海城市历史特征的最恰切的关键词之一。在半殖民地旧上海诞生的“魔性”“恶之花”，长久地唤起人们或向往或警惕的关注。

一

对于从旧中国机体中横空生长出来的近代上海奇迹，曾有学者形容其犹如“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R.H.Tawney，1932)。作家方方也曾有类似的表述，说想起上海，就想到一块镶有精致西式花边的蓝印花布，它不全然是东方味道，亦不全是西方味道。

在这脱离了主权控制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国中之国”，“恶之花”以如此魅惑的方式盛开，甚至新质的生长也为其所掩盖，以至扭曲。但无可否认，“魔都”上海向世界展示的是如此丰富的多面性。对此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红色摇篮，黑色染缸；冒险家的乐园，流浪者的家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万国建筑博览会，现代中国的钥匙，东方明珠……”(熊月之《上海通史总序》)。

抛开“魔都”上海“魔性”中恶的一方面，内中实在也包含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合目的”的经济、社会现代性因素。在长江人海口东海之滨这一方“风水宝地”，在清帝国以至民国政府统治权力的治外之地，第一次成规模地生长起中国历来所缺乏的初具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民族工商业、现代金融业、现代银行业、房地产业、现代保险业、现代新闻业、现代出版业、现代演艺业……，现代城市应有的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在这里急速孕育生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里也第一次成规模地萌生了中国历来所缺乏的市场规则、自由多元、公共治理等现代社会运作机制，第一次成规模地培育起中国人历来所普遍缺乏的市场意识、契约意识、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公共意识……

我们看到发生在这里的不仅仅有经济与社会物化形态的巨大变迁，传统固有的意识也在这蕴含中国现代性新质的生长语境中调整视角，开始其艰难的价值转换。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激烈的交汇碰撞，所产生的强大思想活力与文化创造力更令人叹为观止：

戏剧。京剧由南派而为海派，在上海滩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推动的京剧发展新高度，以及在这里聚集的各式剧种的同台上演，为中国戏剧史上所未见。这里所聚集的剧种之多，戏曲剧团、演员人数之众和阵容之强，前所未有。越剧、淮剧、评弹、扬剧、甬剧、锡剧以及上海本地的沪剧、滑稽戏等，皆在上海大成气候。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于是成为发放资格认可的窗口：不论哪个剧种、哪个剧团、哪个艺术家要想取得全国性的影响，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就必须要在上海打响，跳过这个“龙门”。

绘画。在中国绘画由南宗而衍生为海上画派的同时，上海也成为外来新兴的油画、雕塑、版画、水彩画的发祥地与创作基地。美术的大众化藉由大众传媒第一次得到如此兴盛和发展，由1884年创刊的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发轫，各种画报如雨后春笋，连环画、漫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等广为流行。

文学。市场的机制催生了大众阅读的繁荣，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盛极一时；与此同时，阅读导向的文学市场培育了更为多元的文学景观，为社会、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并行不悖，左翼、右翼、第三种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丰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等流派、思潮、团体无所不有，人才的集聚效应空前强大。于是这里有了苏曼殊、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周瘦鹃；有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有了蒋光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胡风；有了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有了穆时英、施蛰存、徐讦；有了张爱玲、苏青、钱钟书，有了杨绛、傅雷……

电影、音乐与娱乐。电影、音乐等新兴的艺术手段和娱乐形式迅速改变着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在这里，电影、话剧、西洋音乐等舶来艺术形式与世界同节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交响乐、电影、话剧基地；以“大世界”为典型的现代游乐场，以及歌厅、舞厅、电影院、公园、跑马场等现代游乐业在这里兴起，成为影响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新奇事物。

思想。新式激进的思想也在这里萌生和传播，这里孕育并生长了彼时最激进最具建设性的话语与批评。晚清至民国的上海，一直是激进思想的创生地：《新青年》创办于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此，激进人物和社团也大都云集于此。

深究其中原因，近现代上海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表现的强大活力与创新力，由王纲解纽而致的开放氛围与包容多元的环境是一方面原因，而基于市场机制的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发达是又一根本性的因素。

二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运动全面启动。在上海，浦东开发的新城市化触发了人们基于历史记忆的都市未来想象，自90年代开始的持久而强劲的老上海怀旧风，事实上正是伴随这一波城市化运动的想象产物。十里洋场，为长期以来的上海阐释提供了足够丰富多样的素材，上海由此成为各式体验、情绪进行想象与思考的奇异场所。

“怀旧风”弥漫上海。从讲述十里洋场传奇故事的流行、张爱玲和苏青作品的大热，到以旧上海生活场景为内容的影视、音乐、广告的流行，再到咖啡厅、酒吧、饭店、服装店的怀旧风格大行其道，乃至于家庭装潢、家具的怀旧风格，以至于大片弄堂、街道改造的修旧如旧，“怀旧热”已然构成了上海近十多年来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怀旧”的上海似乎在刻意追求着一种浪漫化的效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怀旧”仅仅钟情于十里洋场的上海，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里弄小市民的上海及苏州河两岸工人区、棚户区的上海，“‘怀旧’的视野变得这么狭窄，只看见老上海的繁华，而与这个繁荣、富裕、纸醉金迷结合在一起的苦难、悲惨和动荡，几乎统统都不见了。”(王晓明《当今上海的“怀旧热”——答上海文汇报问》)

这种取向，对于当下正在着手重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出于历史的无知？是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偏爱？还是仅仅作为当下情绪的非理性宣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建设可谓日新月异。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上海外滩那一排灰色的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银行大楼对面，以东方明珠、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为中心的浦东成为新上海地标。而更为内在的，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接着是上海的金属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粮食交易所的建立。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显，其以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吸纳来自国内国外的海量资金。  但在许多老上海人或者有着强烈上海情结的人们来说，未来即是过去，上海正在进人都市“重建”时间。其基本的参照系，依旧是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充满魔性与刺激的十里洋场的老上海。

人们对于历史记忆的浪漫化想象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当代上海确乎依然有着种种这样那样的不足乃至缺失。对此，不少研究者的写作已经多有表述，比如大政府小社会的政府强势挤压市民空间，比如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应有的对内对外辐射力的不足，比如上海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缺失，比如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的弱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应有的品格不相匹配。

三

但崛起中国的时代巨轮正在嘎嘎前行，上海，这位于长江人海口东海之滨的传奇都市，正在日新月异地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向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的叠影处。

在2001年上海为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燃放的焰火中，在2002年申办世博会主办权的摩纳哥蒙特卡洛格林马迪会议中心的欢呼声中，在2008年迪士尼确定落户上海的目光聚焦中，在2009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双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的尘埃落定中，人们似乎看到一个全新的远东中心在招手。依此展望，我们确信，那个曾经作为东方巴黎的都会上海将焕发新颜、再被荣光。

2007年底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双中心”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是明确服务意识，强势推进既有的“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更好地服务全国”发展策略，强化对长三角周边、对全国的服务，提出上海要“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另一方面，强化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对内对外服务的能力，优化自身素质，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在“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世纪旋律中，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被称作“经济奥林匹克”的世界第一大综合性展会，使世界的目光又一次在这里聚焦。更重要的是，世博会为上海带来的巨大的要素集聚和经济提振效应，有效提升上海市民素养和城市品质。“一切始于世博会”，《人民日报》写于上海世博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的社论文章如是说。对于上海而言，中国承办世博会百年梦想的实现，不啻是这个传奇都市沐浴重生的重大机遇。

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时间节点上，上海呈现了美丽动人的前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于2003年底参加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时，曾殷切提出全球化中“上海价值”的命题，认为“自由、容忍、开放、实用和多元多样如果真能成为上海人的核心价值，那么上海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龙头便有历史意义”、‘上海的海派(乃至洋泾浜)特性，有现实感(未必有历史意识)，有海洋视域(不必有中原气象)，也有广结善缘向世界学习的雅量。如果上海能深化自身的现实感、视域和雅量，为文化中国提供‘学习文明’的典范，上海的地方价值便有全球的意义”。(《全球化与上海价值》，《史林》2004年第2期)

而在更早的20世纪50年代，罗兹·墨菲曾断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这些事实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虽然20年后的罗兹·墨菲否定了自己这一观点，认为上海的奇迹和辉煌仅仅作为个案特例，“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并非是了解中国的恰当钥匙”。(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但吊诡的是，历史演进的实证却正在印证着罗兹·墨菲最初的断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的新上海来说，罗兹·墨菲最初的预言依旧闪现着真理的光点。

一直以来，我们相信，上海今天的超常发展，乃一种伟大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逻辑同步。编撰完这本书，海量的阅读与坚实的材料，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一点。因为上海的发展，有其内生的历史文化逻辑；正是凭藉这种内生的逻辑的力量，使其在历史变迁中，曾屡遭外力阻滞，却总能在阻滞力量消除之后迅速崛起，以超常速度成为耀眼明星。明清两朝，尽管朝廷一再严禁海上贸易，但上海还是一步步成长起来。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并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准许海上贸易，上海随之一扫“海禁严切，四民失利”的颓败，成为“莞枢南北，转输江海”的“互市巨埠”(吴馨等修，姚文楠等纂《上海县续志》)；五口通商则更给上海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跃而为举世瞩目的“远东第一都会”。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上海摆脱计划经济桎梏，再一次成为展翅高飞的金凤凰，万千宠爱集一身。2010年世博会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吸引全球超过1亿人次前来上海旅游观光，上海的魅力也将在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发展中尽情展现。

以远在南方另一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广东视角看，市场经济语境下上海的崛起，往往以广东为前奏——上海腾飞俨然是广东发展的纵深开拓和终成正果。“南风”“北吹”或日“北伐”，是多年来一直没有断过的话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南而北，并最终在中国大地上落叶生根，也是与上海这一介于计划经济堡垒与市场传统结合体的“成就正果”紧密相关的。有论者言，上海因为地理位置上南北方交汇点的特殊优势，使得上海成为代表官与商、计划与市场、规整与灵动相结合的奇异城市，南方与北方的东西都在这里得到改造，以南方与北方都容易认可的形式出现。

代表传统农业文明的北方文化南下与代表现代市场文明的南方文化北上之间的异质文化间双向运行，在上海这一交汇地带得到或激烈或温和的缓冲与整合，因此，在历史演进的路线图上，我们看到的是貌似殊异实则同一的景观：

一、中国文化重心自北向南演进。近代以来，持此观点者远非一二家。典型的如张君劢：“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自地域性的观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黄河流域时期；第二，是扬子江流域时期；第二三，是珠江流域时期。”他认为，中国文化之变迁，是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古代之重心在北方，近代及最近代之重心在南方，这是历史的地平之推移，想来无论何人不至于否认的”(张君劢《历史上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推移与西南之责任》)。比如梁启超指出，“浙人、闽人，于明末鲁、唐监国时代，崎岖海上，奔走国难者，号称极盛。浙闽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亦自二百年以来也。……他日龙孥虎掷之大业，将不在黄河与扬子江间之原野，而在扬子江与西江问之原野，此又以进化自然之运推测之，而可以知其概者也”(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又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于20世纪初也曾有“文化中心流动论”，认为明以后中国文化中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而海通以后则移到珠江流域的广东。

二、南方以市场文明为特征的文化“北伐”。广东文化素有“穿堂风”之名，“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易中天曾称此“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同时，又与广州城市性格有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易中天《读城记》)。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就成为“南风”北伐的接力站与终成“正果”处。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后上海的迅速崛起与广州十三行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上海新城崛起与广东仅此一家独占风头的不再，无不一再印证了这一规律。

然而，从文化的流动与变迁考察，则自粤至沪由南而北的传播路线赫然可察。五口通商后，大批粤人北上，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批极重要的人力资源、资本及观念支持；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正式启动，大批江浙、上海人才回流，加上众多粤(港)人赴沪投资及寻觅发展机会，同样为上海的再次迅速崛起提供了诸多人力、资金乃至观念上的支持。

历史的辩证法一再证明，上海作为中国地理版图上位居承接南方与北方、连通西部与东部的核心地带，因为其优越的地理方位而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地。有人曾以蝴蝶设喻，将上海比作蝴蝶的身子，则就长三角而言，北边有徐州经济圈、南京经济圈，南边有杭州经济圈、宁波经济圈，上海不能仅把自己做大，因为翅膀有力才能飞起来，上海是两个翅膀的节点，必须用服务与交通、金融来联结；就整个中国而言，长三角是蝶身，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是两个翅膀，蝶身和翅膀都强了，中国就能飞起来。由此而论，上海实则在经济、文化上都承担着中华民族在2l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坚重任。在此重任之下，上海已经不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在此重任之下，上海如何实现文化与观念上开拓创新、辟出新路的担当，以引领中华民族稳健前行？这实在是值得深刻探讨的时代课题。

唐代著名学者成玄英说：“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我们博洽群籍，采取选本的形式，成就这一本《上海九章》，是为了表明我们在上面的文字中提出对上海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种种看法，并非一己之臆说，亦非为人立言，而是事出有征。至于书名，也须再次聊赘数语，以为说明。古人有言，九为至大，亦为至尊。昔舜制九章韶乐以鸣王道之盛，屈原赋九章楚辞以盼楚国之强，后世也每以“八卦九章”推演盛世文明图景，而上海在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中所承担的大任，亦与九章所寄望的盛世图景紧密相连。我们命名上海九章，不是效古人敷衍王道，而是求得大处着眼，小处努力，希望通过这本小书，以史为鉴，攻错他山之石，开辟全新时代图景。

《上海九章》最终得以出版，实则缘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市动画有限公司的鼎力帮助，在此，要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有限公司王海编辑等人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感谢上海城市动画有限公司出版中心刘亚军先生和广州京师文化教育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先生的无私帮助。感谢上海标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监罗峥先生为本书所提供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感谢所有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人们。

编者

2009年11月20日

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郑观应

在香港朋友的眼里，过了深圳，那边是广州省城，再以北韶关、南雄就是极边。再往北。便属于“上海国”了。

——曹聚仁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余秋雨

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

——易中天

“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这些事实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

——罗兹·墨菲自由、容忍、比较开放、实用和多元多样如果真能成为上海人的核心价值(当然并不表示狡诈、浮华机灵和软弱的积习即可一扫而空)。那么上海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龙头便有历史意义。

——(美)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