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儿子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父亲爱的是儿子本人，儿子爱的则是对父亲的回忆。

没有哪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我们大家都有某种推测或某种信任。

《回鹿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叙事散文，作者侯健飞以儿子的视角，讲述了一位父亲迷惘、失意、贫病交加又不失坚忍明亮的一生。

《回鹿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叙事散文，作者侯健飞以儿子的视角，讲述了一位父亲迷惘、失意、贫病交加又不失坚忍明亮的一生。这位父亲，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两次战伤，九死一生。就在胜利的前夜，他突然回到家乡回鹿山，成为普通乡民。他四十多岁后，终于做了父亲，然而，他谜一般的身世和讲不清楚的战争历史，却成为他一连串厄运的导火索。于是，在草原深处，上演了一幕幕真实又虚幻的戏剧！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无疑是最痛苦的人，但他既不自怨自艾，也不虚张声势，他用意味深长的文字，细密而深情地叙述了与父亲相处的某些日子——从恐惧到迷恋，从疑惑到排斥，从反抗到绝望……儿子用含而不露的内省笔触，向父亲做了由衷的忏悔。当父亲长眠在回鹿山那条山谷多年后，儿子才醒悟：对父亲的疏远，是一个儿子一生都无法麻醉的疼痛！《回鹿山》自始至终沉浸在一种忧伤的氛围里，不仅赞美理解、同情和宽恕，更把父子两代人之间沟通困难的症结从亲情乱象中抽丝剥茧，一一厘清、开解，使人掩卷长思。

一想到那么多富豪、政治家和名人被后人树碑立传，我就想到那些地位卑微、生活平常的父亲。偶尔，一个老人的面孔就闪过脑际。我努力回忆，就像早年看过的电影中的某个人物，老人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他就是我的父亲。

严格说来，父亲在我眼里一直是老迈的，即使少不更事。我也不曾觉得父亲有多么强大，我喜欢父亲讲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崇拜过他，虽然，在懵懂少年时，父亲还处在人生最灿烂的年月。

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享有小小权力带来的乐趣。

在我成人之前，就差不多知道了父亲有一个不光彩的故事——与母亲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有关，我开始对父亲产生了某种憎恶。这种感情持续了好多年，直到父亲在我眼前变得衰老，更加衰老，然后生病，最后死亡。

远游异乡快三十年了，所有熟悉我的人，都不曾听我提到过父亲。如果我足够诚实，我必须承认，在父亲过世后的十几年里，我还常常为父亲一生中的某些经历感到隐隐的难堪和不快。

我不曾真正爱过父亲，不知道这是父亲的悲哀，还是我自己的悲哀。

岁月易老，人就容易悲伤，而悲伤这个词，似乎惟有中文才能表达，它与亲人的生离死别有关。偶然的一天，我脑海阴霾的天穹突然被一道闪电划破，年少某个时段的记忆全部复活了——几乎全是关于父亲的故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随着往事的复活，我逐渐产生一种隐痛般的愧疚感，觉得自己很失孝道，既没有好好珍惜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也没有好好爱过父亲一回。难过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可以永远不在人前提到父亲，但一个父亲的往事，永远不会被儿子遗忘，这就是父与子的某种宿命。

过去一去不返，人生就是这样，不管是对是错，往事并不能改变。谁都可能用哀伤和忏悔的心回忆故人，但这并不能真正救赎什么。我自己也一样，因为，在父亲眼里，我这个儿子虽然不怎么优秀，但还不算太坏；我也有太多让父亲失望伤心的地方，幸好这些俱成往事。现在，我再次与父亲重逢，平静而祥和。尽管我在人间，父亲在天堂，父子相距遥远，可我相信，天堂里有一双眼睛总看着我，那是父亲的眼睛。

某一天，我在家里心急火燎地寻找起父亲的遗物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张合影，那是1988年夏天，父亲被我接到承德某军医院住院，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午，父子俩在大佛寺前留下这张照片。

我从书橱里拿出这张照片，走到窗前认真端详着。父亲的形象依旧，眉眼却怎么也瞧不清楚。一阵酸楚上来，热泪开始在我眼里打转，就好像刚刚得到父亲的死讯，我几乎不敢相信，那个谜一样的父亲真的已经与自己阴阳两界。

最后，我在书房的角落里找到了那把哨子刀。这把被灰尘掩盖了许久的刀，以它特有形制蛰伏着，像一个沉睡了百年的武士突然被惊醒。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开这把刀，一束清冽的寒光直刺屋顶。

哨子刀是满洲有钱人家的旧物，为赶车人专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北方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赶车人，也就是骡马辎重分队。这些特种士兵，都以拥有一把上佳的哨子刀为荣。父亲曾在军旅，却从来没有赶过大车，但在某一天，他得到了这把用最好的钢锻造的哨子刀。我知道，这把刀在父亲的腰带上悬挂了几十年，它像一副钢铸的骨架，从1948年一直支撑着父亲的肉体，也像一盏不灭的马灯，照耀着一个老兵越来越灰暗的道路。

就在这一天，我萌生了写写父亲的愿望。我从军前是一个文学青年，也许机缘巧合，也许命里注定，我穿上了军装，但是，军旅生活在我二十八岁时变了味儿，枪炮还没操练熟悉，却成了一个有些偏执的文学编辑。

我编辑出版过一些人物传记，最有名的，算美国四星上将、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我的美国之路》，财经大佬格林斯潘的传记和影星格里高利·派克传记，即使如此，我仍对名人传记保留自己的看法。  其实，为平民叙事作传，首倡者为胡适，但我非常清楚，当今社会是名利场，为普通人立传虽然能够做到，但要在读者中产生影响几近妄想；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名望的飙升和金钱的积累。在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标系里，一个平民百姓的人生经历，不管多么与众不同，与他人也毫无干系。P1-4

1988年9月，贫病交加的父亲被肺病夺去了生命。那年他六十六岁。2003年元旦前一天，岳父去世，也是肺病，他只有五十九岁。这篇以“父亲”为主人公的作品，就起笔在2003年春夏之交。那段日子，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骇人的瘟疫——“非典型肺炎”，而岳父的所有症状都与“非典”无异。

可以想见，我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虽然我不能向家人说出担心，但我不得不在内心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岳父临终前一段日子，亲人们时刻守护在他身旁。

等待不幸和死亡降临是一种多么特殊的心理体验，心在某一刻突然宁静下来……

瘟疫的不可控制，生命的脆弱，两个父亲的过早离世。这一切就像发生在一夜之间。当时，北京很多所学校停课了，十二岁的儿子'却_什么都不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满头大汗地玩着电子游戏机。

稿子写完了，只有十三四万字，一直不敢拿给人看。放了两年，用化名呈给同事王瑛女士。因为她办杂志辛苦，一直没有时间读。有一天，稿子被她放在卫生间的洗衣机上，却被她的先生王树增如厕时顺便看了……当天晚上，我接到树增兄的电话，给了恰当的表扬，也提出很好的建议。鼓舞就是力量。2006年，我把稿子又呈给另一个同事殷实兄长，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有独立品格的批评家。一个月后，殷实退还稿子时，附上了四五千字的文章：《假如军人无功而．返》。

殷实兄的肯定和鼓励，让我惭愧，也让我重拾信心并有。所觉悟。

确然，战争并没走远。新中国的建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千上万个官兵死了，也有很多人靠勇敢、智慧和运气活了下来，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最终成了金字塔顶尖部分。而那些侥幸活下来、解甲归田的老兵，却生活艰难，晚景凄凉。老兵们不是英雄，更不会成为卡莱尔笔下的英雄；这些寂寂无名的人，即使罗兰再世，也不会成为他笔下的巨人；他们不需要军礼，不需要墓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需要。这些被称为“卑贱者”的灵魂，飘荡在山谷和野草间的灵魂，痛苦而喑哑的灵魂，却把“不要仇恨”的遗愿传给下一代，又下一代，这是一种多么顽强又高贵的品质——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我在写作时想到的，我没有这种高远，更不会这样深邃。父亲在两场战争中的作用也许是无足轻重的，虽然各有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身体。我甚至不知道，战争留给父亲的回忆是快乐还是悲伤，但我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弱小的父亲，眼见一个拼命寻找人生出路的儿子走到悬崖边儿上，他再次向命运妥协了——他坚定地把儿子送进了军营。这就是一个父亲的全部而不是一个老兵的全部。西方有句话，大意是，父亲和儿子的感情截然不同，父亲的爱是儿子本人，而儿子的爱则是对父亲的回忆，仅此而已。假使如树增、殷实诸兄，在作品中读出了大体上的另一个或另一些父亲——千百个像我父亲一样的老兵故事，我当然是荣幸的，我愿意眼含热泪地向这些父亲致敬！

纪实写作必须忠实于记忆。何况这些记忆中的事实并没看成为过去。历史就是现实的血脉，忘记过去，蔑视贫贱，让为国家流血的人流泪，并且让他们的子孙因嫉妒和仇恨步入歧途，甚至甘冒上断头台之险……这一切，不仅直接威胁着当下的国家生存，民族未来更可堪忧——如果说，几位老师和友人的感受唤醒了我的某种觉悟，我也愿意真诚而惴惴地把此篇纪实性很强的文章(或叫非虚构作品)推荐给有缘的读者。

2011年11月于北京三镜斋

大约每个成年以后的男子，心中都多少有那么一笔关于自己和父亲关系的糊涂账，这迟迟未了或已经再也得不到机会了结的账，相类于某种心病，是很难彻底痊愈的。有一天，当他们忽然开始念叨父亲，历数父亲的修为、品格和生命故事时，多半是自己也在做着一个有点心烦意乱或踌躇满志的父亲的时候。果真如此的话，他对心目中父亲形象的描述，必然是带有追悔、反省、自我辨析等复杂成分的单方面行为，而不是生发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对父亲的爱之类。尤其当被不受约束地评说的那个对象(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对任何的臧否均不会予以回应时，就更是如此。提说父亲可以用来观照自己，检点父亲甚至可以为自己某些不够理想的现况寻求支援，等等。这就是《回鹿山》这篇纪实色彩浓厚的作品让我想到的。

……

作品最大的启发意义在于：我们当善待无名之辈。战争年代，在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中，许多人倒下牺牲了，只有很少幸运者在战神护佑下成为人民功臣、国家元勋和集体记忆中的璀璨星斗，被历史郑重书写，更多的人活着回到故乡，由战士还原为各式各样的劳动者，命途不免崎岖多舛，生活不免暗淡艰辛。他们是无功而返的军人，却不等于在战争中没有自己的战绩和作为，他们没有勋章和可以证明自己“身价”的凭据之类，也压根没想过拿自己的“光荣历史”兑换丝毫的幸福和荣耀，他们在故土完善自己的气节，并将自己的生命融于故土，不要求评价，甚至连致敬都不需要。

本书最大的启发意义在于：我们当善待无名之辈。战争年代，在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中，许多人倒下牺牲了，只有很少幸运者在战神护佑下成为人民功臣、国家元勋和集体记忆中的璀璨星斗，被历史郑重书写，更多的人活着回到故乡，由战士还原为各式各样的劳动者，命途不免崎岖多舛，生活不免暗淡艰辛。他们是无功而返的军人，却不等于在战争中没有自己的战绩和作为，他们没有勋章和可以证明自己“身价”的凭据之类，也压根没想过拿自己的“光荣历史”兑换丝毫的幸福和荣耀，他们在故土完善自己的气节，并将自己的生命融于故土，不要求评价，甚至连致敬都不需要。

——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