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流行伪知识和本本主义的时代，《红楼十五章》是一本罕见的由一个真正的学者写就的有思想创造力，真知灼见并且充满激情的著作。

著名旅美思想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李劫，不落窠门，别开生面，全新解密《红楼梦》真相。首次披露民国时期名家手绘原版人物图谱一百多幅，林黛玉的爱情期待·薛宝钗的生存策略·老祖宗的牌桌阴影·大观园的女人世界·贾宝玉的死亡准备。

对以往历史的颠覆，标志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与《三国演义》和《门外汉通鉴》讲述的权术历史不同。李劼对《红楼梦》的讲解，让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有了人性的面目。

作者不落红学研究的窠臼，另辟蹊径，将《红楼梦》搁置到由中国近现代史、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文学史、美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术体系构成的多维空间进行解构论述，将其阐释成为一种崛起的人文精神，引导读者向上可以厘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络，向下可以纵观文化历史的大致走向，向外可以全景关照西方文化的演变历程。

作者行文汪洋恣肆、才气横溢，阅读此书，可以感到一种率真人文激情扑面而来。

自序

绪论 文化灵魂和历史命运

第一章 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

第二章 总体结构及其存在论意味

第三章 叙述阅读：自然无为的太极章法

第四章 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

第五章 名词的垂直联想和回目的对比设计

第六章 人物造型的核心布局

第七章 贾宝玉的死亡准备

第八章 林黛玉的爱情期待

第九章 薛宝钗的生存策略

第十章 补天者的意兴阑珊

第十一章 老祖宗的牌桌阴影

第十二章 大观园内的女儿世界

第十三章 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

第十四章 深度空间和意象建筑

第十五章 文化皈依和美学革命

后记

以往所谓红学研究之所以总是流于肤浅甚至庸俗，我以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贵族精神作为阅读前提的严重阙如。在一部题为《豹》的意大利影片中，一位行将就木的公爵沉痛地感叹，豹子(贵族)消失以后的世界，将为走狗和绵羊所替代。这种感叹几可令人联想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历史命运的领悟。在文化的鼎盛时期，人们感受到的是豹的强劲和豹的高贵；及至其衰落，则是一片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如果可以把人类的基本处境划分出生存一～创造一一审美三个层面的话，那么与此相应，在其生存层面上呈现的是走狗和绵羊的世界，在其创造层面上体现的是进取性极强的豹的世界，而在其审美层面上展现的则是具有崇高意味的豹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讲述的是一个创造的世界，或日豹的世界，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呈现的则是一个审美的世界，或日贵族的精神世界；而那个以所谓红学为标记的《红楼梦》的阅读历史所隶属的恰好是很不幸的生存的世界，亦即走狗和绵羊的世界。或者是走狗的居心，或者是绵羊的道德，阅读前提的这种低贱决定了人们对《红楼梦》的先天误读。也许这本身就是历史，这本身就意味着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一旦获得揭示，那么这种不幸的阅读历史就应该结束。作为《红楼梦))的阅读前提，人们要摒弃的不仅是走狗的动机和绵羊的道德判断，而且还包括豹子的进取。也即是说，只有当读者具备了对豹的精神的领略，或者说具备了贵族的审美的精神素质，才能真正进入《红楼梦》所展现的世界。

这样的阅读前提显然与历史截然相悖，因为无论就《红楼梦》的问世还是其被阅读的背景而言，人们所看到的都是走狗和绵羊的历史。且不说豹的精神，即便是有关豹子本身的时代，也成了遥远的历史回忆。春秋战国几乎作为一场最后的创造性的博弈，给整个文化留下了一个辉煌的高潮性的终结。周秦以降，历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不如说是延续性的。汉不如周秦，唐不如汉魏，宋明又不如汉唐，如此等等；文化气脉一代比一代衰微，历史精神一朝比一朝灰暗，以致于儒家学说竟然作为一种绵羊的道德主宰了整个文化的历程。而所谓绵羊道德，不是旨在创造，而是张扬功名，表彰忠臣节妇。在此，道德楷模如同坟地里的墓碑一样，比比皆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有了关公、岳飞，诸如此类典型的人物。在这样的历史上，王权与宗教是同一的，暴力和道德是互补的，顺民和痞子是同构的。

在走狗和绵羊的历史结构中，社会形态是奴隶性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构成其基本成份，而奴役和顺从则是人际间的关系原则。就奴役者而言，成功与失败乃是奴役技巧和运气好坏的问题；就被奴役者而言，顺民和痞子的区别则在于顺从不顺从，或者听话不听话。生存是这种社会所遵行的最高原则，而竞争则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竞争所必需具备的平等前提，就好比赛跑没有起跑线一样。本着这种生存原则，对奴役者而言是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欲望，对被奴役者而言则是只要活下去就行。对生命中的欲望成份和物质追求的满足，构成整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仰；如果说这种社会也有宗教意识的话，那么不过是生存愿望的凝聚和物质欲望的渴求，诸如金钱至上，唯物主义，恭喜发财，保佑得子等等。人们烧香磕头不是因为精神需要，而是出于物质动机。宗教意识在这种社会里完全堕落为物的迷信。与这种唯物主义宗教相应的，则是绵羊的道德准则。听话和服从，是这种绵羊道德的核心。当年孔子定下的具有贵族气息的仁义礼智信，在这种道德社会中被全然曲解成驯顺和监视，驯顺是被奴役者对奴役者的道德准则，监视是被奴役者之间的督察规则。也即是说，一方面是听话；一方面是互相揭发，构成这种社会道德的明暗部分。公开宣扬和灌输的是听话，暗地里提倡和鼓励的是揭发。听话者将揭发看作理所当然的义务，揭发者促使听话者更听话。听话者所基于的是绵羊本性，揭发者则缘自狗的忠诚。这样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形态，人们可以在《红楼梦》中看到其生动的预告，我指的是袭人形象。

作为晴雯形象的反比，袭人形象的象征意味在于对以往历史的揭示和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她凝聚了一个生存社会的全部道德，概括了一部走狗和绵羊历史的全部黑暗。她对贾宝玉的规劝和对林黛玉的告发，与其说是出于一种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如说是源自绵羊之于贵族的恐惧和反感。作为一只典型的绵羊，袭人的所作所为是朴素的自然的合乎其心理逻辑的，因为这基于绵羊的本能。她本能地向王夫人告密，本能地向薛宝钗效忠，本能地向贾宝玉进言，本能地对林黛玉反感，如此等等。如果说，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是对昔日的贵族时代的追忆和对历史回光返照式的眷顾的话，那么大观园中这只惟一的绵羊所意味和暗示着的则正好是失落了贵族精神的历史和社会道德。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当这种绵羊道德变成一种生存的游戏规则时，这种道德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也即是说，听话和揭发在人们心目中不再作为朴素的本能和神圣的准则，而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生存目的的有效手段和互相残杀的人际关系武器时，这种道德在袭人那里的坚定性也就被自然瓦解了。

在论说《红楼梦》所揭示的走狗绵羊历史时，必须提及的还有与袭人形象对称的奴役者形象王夫人。这个女人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没有丝毫贵族的文化气息和审美精神。她是走狗绵羊历史的另一种概括。在老太太跟前，她扮演的是孝顺的媳妇；在其丈夫跟前她所遵行的是传统的妇德；而面对那个大观园世界，她则既具备狗的凶残又善于使用绵羊的道德。王道和霸道在这个女人身上有着如此完美的结合，以致于人们在她那里读到的只有那样的历史而没有丝毫女人的意味。从她不屈不挠地念佛和对女孩子尤其是美丽出众的女孩子的嫉恨和歹毒，人们完全可以揣度她和她那个迂腐的男人在一起的性生活的贫困。这种贫困导致她在对被奴役者的施虐时放纵和无法节制。她几乎集中了一部奴役和被奴役的历史的全部阴柔和全部暴虐，从而以一个柔软而狰狞的形象不声不响地站在大观园世界的对立面。

作为与大观园世界对立的走狗绵羊世界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性形象便是薛宝钗。这个少女介于王夫人和花袭人之间，既没有达到极端的伪善和暴虐如王夫人，也不致于落入极端的可怜和顺从如花袭人，从而得以将绵羊道德本身推向极端。并且像王夫人和花袭人一样，把生存作为其生活信念和最高原则。所谓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之类的权术原则，在薛宝钗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同样，后人所谓和风细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在这个少女那里也已经有了十分经典的示范。她不仅以此获得了贾府中所有当家人的信任，而且也同样征服了贾府中所有浑浑噩噩的人，甚至连她的天敌林黛玉也被她的一番谈心谈得晕头转向。除了那个鹤立鸡群般的贵族少妇王熙凤，几乎没有人能够洞悉她的真实面目。这个形象在绵羊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致使一代一代的阅读者都为之走火入魔，倾心不已，从而掉入这个温柔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在一个走狗和绵羊的世界里，没有文化的被奴役者扮演的是袭人角色，有文化的则学习薛宝钗，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效法王夫人。这三个形象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生存历史，既蕴含着史前的愚昧，又具有来日的平庸。而且十分不幸的是，这部历史又正好与《红楼梦》的阅读历程全然同构，我指的是王国维、胡适以降的红学，以越来越红的形象步入走狗和绵羊的粗俗。P31-33

在汉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难书，一本是《易经》，一本则是《红楼梦》。有关《易经》，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在阐释上却惟有望洋兴叹叹而已。所幸的是，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份；不仅仅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惑。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

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解，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如我等凡夫俗子无以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吉，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吧。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在我去年写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深惑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似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的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忘的命运。

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是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说中国历史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是一个方面，但在另一个方面，整个历史文化也确实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两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两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足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地存活下来。及至当今最新陷入毁必性的境地时，我想还会度此一劫的。但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忘的课题。

尽管救亡一说，因为历史原因，已经十分可疑。任何有关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终总要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说法表述身处沦丧年代的心情。在《圣经》中，上帝用洪水解决了人类的坠落。但如今上帝何住？也会诉诸洪水么？抑或大火？原子弹之类核武器的发明是否意味着上帝之于人类的第二次惩罚？……也许等到答案降落时，人们都来不及“哎哟”一声。至于诺亚方舟的启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诉诸文化空间的重新构建。尽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争相满足物质欲望，但真正能够发泄物欲的机会还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号比1966年天安门广场三人山人海的集会欢呼，等到事过境迁，人们才会发现空空荡荡，并且为自己的盲目感到好笑。愚昧的比众总是乐于成全权杖的魔术，十分自觉地投身一次次虚假的历史游戏。他们实在应该时时重温《好了歌》的告诚，以便保持一种做人的清醒。 《红楼梦》的阐释作为一种研究，其置身的领域已经相当不堪，浊气熏人。好在我从来不曾相信过那些鬼头鬼脑的说法。为自己的解读在心灵上留出一片纯粹余地。即便我的闸释毫无价值，我也为那样一片纯粹而感到骄傲。从研究毛泽东现象到闸释《红搂梦》，在我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站在新的基点上，不免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也许这种感受不无孤寒，但至少使我获得了种学术方向。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胳；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文化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受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历程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正身处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当黑夜黑到深处时，黎明也就开始了。

是为自序。  1993年8月4日

写完这部书稿，好比在天空完成了一次飞翔；回到地面，整个文化景象已经惨不忍睹，以致令人不得不提出救亡的口号，尽管这也许不是人为的努力可以挽救的没落。

能够完成此著在我有一种幸运感，因为我总觉得仿佛天境如此。从18岁开始读《红楼梦》至今，整整20年。记得整个阅读真正变得清澈见底，是在身陷囹圄的日子里。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同时又以同样的清晰可辨将《存在与时间》通读了两遍。大约三年之后，我才突然发现这两本经典之间的天然联系。而这种发现构成了本著的缘起。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写作过程的自然程度令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刚刚动笔时，仅仅基于《红楼梦》和《存在与时间》的文化对称性。而且第一次走进课堂给学生讲述本著时，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我只是怀着一种自信，只要站到讲台上就会有话可讲。果然，第一课我就讲出了灵梦情的三维结构。接下去的过程是，讲完第一课就会有第二课向我走来；写完第一章，第二章就跟着浮现。我以先讲后写的方法，每堂课后收几本学生的笔记，以助我回忆自己所讲内容。遗憾的是，一个学期讲完后，书稿只写到第十章。余下的几章是在暑假里完成的。老天是如此的助我，在最炎热的酷暑中，连降大雨，将气温遏止在我刚好能够保持写作的程度。全书25万字，500页的稿子写了500张，而且写到第500张的时候，我发现该说的全都说完了。

毋庸置疑，本著涉及的大量观点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和展开。有些地方甚至犹如蜻蜒点水，一掠而过。但我想这种不完满也许正是本著的特点之一。且不说《红楼梦》的阐述本身是否能完满，即便有这种可能性我也不愿意独自把话说尽。因为重要的是，我完成了一个总体构架，哪怕这个构架仅具指向意味。在此，我可以告慰学术前辈王国维先生的在天之灵，他在《红楼梦》阐述上的努力业已获得大大的推进。

在整个阐释过程中，我深感曹雪芹当年的孤独。我敢说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即便《红楼梦》问世这几百年来，真正理解者又能有几个？如此宣称并非我为此感到骄傲，而是出自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凉。假如我现在的处境不是和当年作者的境况相去无几，那么也许我至今面对《红楼梦》都无从说起。当然，我也无意于在此作一篇陋室铭绘境言志，我能说的只是，从当年陈景润的六平方米到我今天的九平方米，历史只不过前进了三个平方。

在此我想提一下我的母亲，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人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个优秀的母亲。而我，不管成功不成功之类，能说的只是，帮助我度过风风雨雨岁月的，只有我的母亲。生活上的所有琐事，几乎都由我母亲默默地承担了。让我深感惭愧的是，我至今对此无以报答。我能够在天空飞翔，是因为我母亲承担了全部后勤。由于我母亲的照顾，使我得以在月薪只相当于救济金的情形下顽强地支撑了下来。当然，这还得感谢来自朋友的通财之义，尤其是一位跟我在农场相识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友谊的好友，戴济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及时地给了我经济上的资助。

在成书过程中，亡友胡河清曾看过前面几章的手稿，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中的个别章节，曾受到一位修佛的朋友王先生的启发，比如那个著名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圣经》的内在关联。有关文本结构和人本结构的概括，是我的学生杨慧敏在她的期末考卷上提醒我的。有些学生特意在课堂上作了详细的笔记，以便我在写作时回忆自己所讲的内容。此外，黄湛、章华弟、张佃增三位朋友承担了大量的复印事务，以便手稿留底。我的一些学生还帮我校对了部分复印不清晰的章节。在此，我一并致谢。

本著脱稿之际，正值我38岁生日，可谓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无法预知以后的岁月中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命运，但不管如何，我想肯定还有许多事要做。这种紧迫感使我写完本著后都无以体味如释重负。我现在能够感受到的，竟是海明威的一句名言：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

1993年8月10日

于华东师大陋室

1994年7月14日

重写于师大校园

在这个流行伪知识和本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本罕见的由一个真正的学者写就的有思想创造力、真知灼见并且充满激情的著作。

——于坚

李劫对《红楼梦》有很深的缘分，有较高的哲学美学素养，熟知现代文化，而他恰恰又是红学“圈外人”，这就使他有可能对《红楼梦》研究做点有趣的事情。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