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一场局都是一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前，有一次他在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宗承灏编著的《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颠覆了你对权力游戏的一切想象。

《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由宗承灏编著。

《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简介：

明朝皇帝不靠谱——成祖朱棣能夷灭他人“十族”；正德皇帝不爱当皇帝却爱当大将军；嘉靖皇帝一天到晚想着如何“成仙儿”；天启皇帝整天鼓捣木工活儿……

明朝大臣很变态——内阁首辅给皇帝看色情图书；御史们没事骂骂皇帝，惹得龙颜大怒，屁股挨顿臭揍，还要把打掉的肉用罐子腌起来，一来人就拿出来显摆，说自己多么“爷们儿”。

明朝的太监很强大——司礼监能够代替皇帝处理公文；东厂特务让举朝上下闻风丧胆，一些太监居然还能带兵打仗；满朝公卿争着喊他们“干爹”。最要命的太监干政甚至成为一种制度，得到朝廷的认可。

大明是一个跑偏的帝国。它让一切关于君臣关系不可能的想象成为现实，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王朝权力运行的一般认知。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后世君王在面对把持着“道统”而与其分庭抗礼的文官时显得总是力不从心，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荒废朝政，任由权监胡为，祸害国家。

有意思的是，尽管这趟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276年不脱轨。

一、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lO

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

二、白骨堆不起一个清明世界

空印案是一场小事故

贪和不贪都是大问题

来自民间的总动员

三、靖难之变：噩梦来临的前夜

皇位是块硬骨头

屁股下的火药桶

警觉的“喜羊羊”

跑偏的“三驾马车”

谁才是真正的王牌

疯子用暗器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四、文官集团：欲望是一把双刃剑

帝国的荷尔蒙时代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

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

与狼共舞的日子

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

帝国需要这个古怪的道德模范

五、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角

“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赌博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

六、是谁掐断了帝国的神经

魏忠贤：“第三代宦官之王”差一千到一万

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

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捞着，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撒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省)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的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存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得上老来再得子。只是这新生的孩子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迹象，反而在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艰难世道这场赌局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于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了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也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的生活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埋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殆尽。朱家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此人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甥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世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庙里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到处去化缘乞讨。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间社会时，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引发的。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那么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便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那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就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容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缺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这些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颖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

我们从朱元璋留下的那本《明太祖御制文集》中可以了解到，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居然会写一手还算过得去的文章。后来的戎马生涯，他应该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他的学习机会更多应该来自于当和尚的那段相对来说还算稳定的时光，经文没有念进心里去，诗文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御制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才历练了他的多重性格。P2-4

十五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句实话，那次阅读体验并没有给我带来愉悦，只读得昏头涨脑，磕磕绊绊。也正是那次阅读，严重挫伤了自己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积极性。因为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对于历史知识的认知度，还是源于教科书上那些没心没肺的文字干货。书没有读透，只好暂时放下，谁知道一放就放了十年。等到我再度拾起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曾经让自己迷恋的那些历史幻象或者真相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历史的真实度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人心的真实才是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中所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追根溯源。黄仁宇先生让我懂得了，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也是可以这样读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不是几个概念、几个观点堆砌起来的历史。近年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的官场。

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一场局都是一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前，有一次他在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言下之意，老子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官员，还是被当成冤大头忽悠。

这句话为三百年的帝国官场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皇帝与官员的权力博弈成为明王朝的主旋律。朱元璋扫平四方，他在自己的帝国布满了无所不在的特务网络，用铁血手段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尽管如此，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贪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要净化帝国官场生态，而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拔刺”。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明朝的权力博弈不可能达到真正有效的“拨乱反正”结果。

草根阶层出身的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其中创业的艰辛是那些权贵出身的帝王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份家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这就像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经过白手起家的打拼，成为亿万富翁。他不想自己的子嗣再吃自己曾经吃过的苦，再过自己曾经过的苦日子。作为创业者，他必须要为那些守业者扫清一切可能存在的障碍。无论是他杀戮开国功臣，还是废除丞相，让诸藩王离京，还是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都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帝王政治和官场权力博弈的集大成者。可是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并没有按照开国者所预定的想法或轨迹往前发展，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尽管这趟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不脱轨，延续276年国祚，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从一开始布下的局，已经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而每一场局都是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将帝国和它的末代皇帝崇祯扣成一道死亡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家天下”历史中，无论是皇帝治官的暴烈程度，还是官员之间权力斗争的猖狂程度，明朝都是一个可堪深度研究的标志性时代。而我这本书不过是抛砖引玉，博君一哂而已。

这本书完成之际，恰逢我的父亲宗为正先生七十岁生日，在这里就将这份薄礼赠与他，祝他永远健康。他老人家关注当代史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古代史，毕竟那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同时还要感谢那些爱我和我爱的人，感谢读过这本书的每一个人，你们是我走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蒙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

——吕思勉

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傲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之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

——钱穆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