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化部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书画组，从事书法绘画鉴定方面的研究工作。工作人员有王世襄先生、先师张珩先生的遗孀顾湄夫人和故宫退休干部刘耀山。我原来给朱启钤先生作秘书，1964年朱先生逝世后，经王世襄先生介绍，我也到了书画组工作，主要是学习中国书画的鉴定能力。我的工作是对所里收藏的大量影印书画册(其中包括当时进口的海外印刷的中国书画图录，如台湾影印复制的《快雪时晴帖》等)和书画书籍进行编目。当时文博所为了辨别真伪，还特意买了一些赝品来进行比对。这个书画组已经收藏了当时95％的影印书画册，而且这些书籍有些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我的工作由王世襄先生指导。那时我还很年轻，虽然写了几年的字，但对一些古代的书画知识不很了解，对于书画的历史和书画书(包括影印书画册)的分类，更是外行，得需要老先生的指导。没过一段时间，王世襄先生就下去“四清”了。临走前，王先生特意和我交代说，有问题可找启功先生请教。
那时，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我经常去小乘巷胡同的先生家求教，自此，我开始有机会和启先生深入交往。在启功先生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下，我对影印图册和书画书进行了分类编目。要知道，在当时，启功先生的学问和书画早已颇有名气，而先生仍无私地帮助指导我。这对我这个后辈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在交往中，我始终尊先生为师，但先生却从不以老师自居，始终视我为友。比如启先生比先母小不了几岁，但每次都向我问候“老伯母”如何如何？
我出生在一个旧式家庭，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开始年学习写毛笔字。在认识启功先生之后，受他老人家影响，我对书法有了更广泛深入的学习和理解。我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的工作未及转正，“文革”就开始了，l晦时工都被辞退，我也只好回家赋闲，靠刻蜡版和给老先生们抄写书稿维持生活。在“文革”后期，启先生参加了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在王府井大街的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离我家比较近，有时在街上就能碰面。启先生的大作《诗文声律论稿》的初稿，就是由我代为清抄的。就这样，我跟启先生接触又多了起来，交往也更加频繁，我也成了先生小乘巷寓所的熟客。后来我在中华书局工作，因为工作关系，同先生也是往来不断。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都使我叹服，同时先生对书法文化的深入理解，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影响。
首先，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曾经先后临习过《玄秘塔》《郑文公碑》、赵孟颊《心经》、北魏墓志、蔡襄《自书诗册》和智永写本《千字文》等名家、名碑、名帖，在蔡襄，《自书诗册》和智永《千字文》上，虽然下过很长时间的功夫，但总感觉写出来的字字型结构有点松散，有些发飘。为此，我特意请教启先生，问先生我学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先生说：“你的字没有‘芯儿’。写字要抓住‘字芯儿’，也就是‘字核儿’。写出的字要抱紧‘核儿’，那就不散了。”先生亲手画了方块图形。钩出左上右下对角线，用黄金分割的方法把基本笔画进行演示，告诉我字“芯儿”就在这条对角线自下往上的0．618处，也就是黄金分割点上。并要求我一定要写《张猛龙碑》。启先生所作的论书绝句百首中有四首专论《张猛龙碑》，并附有大段注文，说：“因为《张猛龙碑》于北碑中．惟其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可见先上对此碑的重视。我在《张猛龙碑》上下了一定功夫之后，果然克服字体发飘发散的毛病，逐渐遒健挺拔。
启先生对中国汉字结构和字型中心点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对他的“字芯儿”理论，我自己通过临习古帖，逐渐有了更深的体会。比如我在临写蔡襄字的时候，就因没有注意到结构问题，写的字总是缺乏紧凑感。近年来，我一直临习王字。王字，尤其是《阁帖》中的王字，看似飘逸洒脱，实则围绕“字芯儿”回环紧抱。如果没有看到后一点，临习王字，很容易发软发散。但由于我受到启功先生的启发，临写时，非常注意体会王字在结构上外松内紧、回环紧包的妙处。才没有走上松软一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吸取了王字的长处，使自己的书艺有所提高。
通过临帖，我逐渐领悟到无论什么样结体的字，包括行、草书，启先生提出的中心点理论，都是很有道理的。过去书法讲结体三分式，有横三分、竖三分，认为只要掌握了这种分法，结构就能平衡。但这种办法很不全面，因为行、草书，尤其是草书，是没法划分的。再看启先生的“字芯儿”理论，就觉得不仅适用于楷书，也适用于行、草书。因为，行、草书也是方块字。只要是方块，就有个构图问题，就适用黄金切割理论。比如《阁帖》中所收的王羲之的行、草书，看似流畅飘逸，但细一分析，它们的“字芯儿”又都大体上在黄金切割点上。由于每个字的“字芯儿”都在黄金切割点上，所以一行字的“字芯儿”就会上下连成一条直线。大凡行气好的书法作品，“字芯儿”上下总是一条线，即使左右有些摆动，幅度也不大。符合这一点的行气就好，如果一行字的“字芯儿”摆幅太大，就没有什么行气可言了。书法的结体问题，前人的讨论只限于楷书，不及于行、草，更无人探讨结体与行气的关系。启功先生的“字芯儿”说，不仅适用于楷书，而且也适用于行、草、隶、篆等其它书体，同时更阐明了结体与行气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贡献。P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