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昏暗狭小的房间内，我父亲躺在窗前的地板上，全身素白，显得身子特别长。他光着双脚，脚趾头怪模怪样地向外翻着，一双亲切的手平静地放在胸前，手指头也是弯曲的。他双目紧闭，可以看见铜钱在上面留下的黑色圆圈①；和善的面孔乌青发黑，龇牙咧嘴，挺吓人的。
母亲半光着上身，穿一条红裙子，跪在地上，正在用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将父亲那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去。母亲一直在诉说着什么，声音嘶哑而低沉，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已经浮肿，仿佛融化了似的，眼泪大滴大滴地直往下落。
外婆拽着我的手；她长得圆滚滚的，大脑袋、大眼睛和一只滑稽可笑的松弛的鼻子。她穿一身黑衣服，身上软乎乎的，特别好玩。她也在哭，但哭得有些特别，和母亲的哭声交相呼应。她全身都在颤抖，而且老是把我往父亲跟前推。我扭动身子，直往她身后躲；我感到害怕，浑身不自在。
我还从没有见过大人们哭，而且不明白外婆老说的那些话的意思：
“跟你爹告个别吧，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他啦，他死了，乖孩子，还不到年纪，不是时候啊……”
我得过一场大病②，这时刚刚能下地。生病期间——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照看我时显得很高兴，后来他突然就不见了，换成了外婆这个怪里怪气的人。
“你从哪儿走过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由上头，从下——下诺夫戈罗德①过来的，不过不是走过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是不能步行的，小傻瓜!”
这话听起来很好笑，叫人感到莫名其妙：屋内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做羊皮生意的黄种人——一个卡尔梅克族老头。从这儿可以骑着栏杆沿楼梯顺势而下，不过一旦摔下来，便一溜跟斗地往下滚——这事儿我最清楚不过了。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真是乱弹琴，实在可笑。
“干嘛说我是小傻瓜?”
“因为你的话太多了，”外婆说着，也在笑。
外婆说话亲切、快乐、有条不紊、顺理成章。从见面头一天起，我就跟她好上了，现在我只想让她赶快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的心情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哭号使我心里有一种新的惶惑不安的感觉。我头一次看见她这副样子——她一向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清洁、整齐、人高马大、身体结实强壮、两只手非常有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她整个人好像都浮肿了，头发披散着，衣服凌乱不堪；平时端端正正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漂亮大帽子似的满头秀发，如今却披散在裸露的肩头，遮住了面孔，而她的另一半头发则编成了辫子，在父亲沉睡的脸前一直摇来摆去。我在屋子里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但母亲甚至一次都没有看我——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边梳边哭，泣不成声。
几个粗壮的农民和一名巡警在向门内张望。巡警气鼓鼓地嚷道：
“赶紧抬走!”
窗上挂着一块深颜色的披肩，被风一吹，很像是一面扬起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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