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编著的《为公益而共和》的主题，是通过记录和研究SEE这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环保公益机构的内部组织规范的生成过程，让人们了解中国企业家阶层面对公共领域时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及制度取向。我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是基于如下判断：从长期来看，主导性社会阶层的公共交往模式，将构成这个国家公共领域的制度基础。中国企业家群体自发性公益组织的规范的生成过程，表现了中国企业家特定的公共交往方式的形成，我们从中能看出中国企业家在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制度可能的取向。甚至可以说，企业家公益组织的治理模式，是企业家参与更大范围公共领域治理的预演。企业家公益组织内部成员间的新型公共关系，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公共关系的基因，这种关系的形成扩展到全社会，有可能构成新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社会阶层，中国企业家的公共领域取向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方向。企业家群体性的公益组织模式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研究中国企业家的公益组织模式的生成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课题。

杨鹏编著的《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组织规范研究》是一部讲述中国企业家组成的环保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展历程和组织模式的专著。该协会由100多位中国企业家参与组建，旨在治理沙尘暴和阿拉善生态，并推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组织规范研究》详尽记录了组织从2004年2月筹备到2010年1月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与经历的各种风雨，并力图在这一过程中梳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民主组织模式的经验，提供一些公民社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案例。

前言：中国梦践行者

第一章 筹备：从治沙的理想谈起

第二章 成立：组织规范与民主选举

第三章 2004年：花钱的方向问题

第四章 2005年：与环保无关的事不做

第五章 2006年：风波中成长

第六章 2007年：内部矛盾与组织模式

第七章 2008年：什么样的议事规则？

第八章 2009年：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

结语：问题与启示

附录：中国青年报：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

后记

我们去了以后很震惊。北京212吉普车接我们穿越沙漠，车子上下颠簸，看起来很危险。进去以后，我们看见了沙漠中的月亮湖，突然眼前一亮，很有意思。回来之后，我们对治沙问题有了一些想法。宋军把他自己的那点几钱拿过去，投在那儿，扎根在那里干，在沙漠中央办了一个度假村。他要生存下来，才能慢慢治沙，但我看很艰难。后来我想，我们企业界能不能对中国的治沙，特别是对北京的治沙作点贡献。我提出了一个概念，通过治沙，表现新的理想，新的人类的理想。治理沙漠环境问题，不光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是一件艰难而有意义的事业。

治沙这个问题特别大，几十亿几百亿都解决不了问题。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企业家，某一个国家的问题，我觉得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让人特别感动的是宋军，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扎根内蒙古，这是一种境界。我们去了以后，住几天可以，要在那里待，肯定很难待。那幺怎幺办呢？我们有个想法，这是一个大的事业，是一个环保事业，是一个公益事业。穆军给我们提供了一本书，叫《散财之道》，说明现代公益事业的原则，不是给你钱养活你，不是简单地给你输血，而是帮助你形成造血功能。现代公益事业与慈善事业不同，公益事业是公益心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的，是人道主叉加上市场制度。我们有个想法，第一，我们全力支持内蒙古阿拉善的治沙。第二，首创集团和北京市环保局为阿拉善治沙争取1000万欧元的赠款，是意大利政府的，本来是拿来给我们干别的项目的，我说拿来治沙用，因为它与北京有关系，沙刮起来都到北京了。这个1000万欧元的谈判现在很深入，大概3月份要签一份协议。这1000万欧元是赠款，不要还的，专门用来治沙。我们首创集团一共申请了两笔，这是其中一笔。第二笔是我们自己在怀柔小城的环保项目建设。这个小城，彻底环保，太阳能啊，自然采光啊，垃圾污水再处理啊，这个系统是一套崭新的生态技术模式。这是我们目前做的东西。我们作了很好的科研，到底怎样治沙，像阿拉善的情况、特点，我想这是一件需要物质支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治沙做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公益事业。

我们想在今年4、5月份能种树的时候，联系100个企业家，到阿拉善种材，发出一个阿拉善宣言。这个宣言要体现出很重要的意义，要有崭新的东西，一种代表人类共同精神的东西，既要有对当地弱势群体的关注，叉要有对大自然的治理作用。当然，这100个企业家要作点儿小贡献，我们设定每个企业家拿出10万，连续10年，共1亿。加上意大利政府赠款1000万欧元，也约是1亿人民币，合起来启动资金有两个亿。这两个亿治理得7沙漠吗？当然不行，但作为一个种子资金是可以的。当年“爱我中华”公益项目实施时，最初从计委拿了1400万，那1400万现在变成好几百个亿了。用1400万种子资金，开始修慕田峪长城，但修不起来，钱不够。后来北京市政府发起一个“爱我中华”的活动，几十亿钱就来了，然后就一段段修长城，一直到现在。我想我们将来也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光靠1亿加1亿，只有种子资金的作用。我们用这两亿的种子资金，建起一个生态公益基金，项目不仅可以在阿拉善范围内做，还可以在其他地区做，这件事就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再讨论。我认为，重要的是从这件事中，体现我们关于新人类，新理想和新信仰的精神。P4-5

2011年12月10日下午，《南方周末》举办的“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广州大剧院隆重举行。“中国梦践行者”是中国媒体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奖给事业上有成就，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个人和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与科学家袁隆平、演员陈道明、作家贾平凹、媒体人白岩松，以及见证中国改革及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易玛、阿克曼共同获奖。SEE被评为“中国梦践行者”，是SEE成立7年以来获得的最大的社会承认和荣誉。SEE四十余名会员参加致敬盛典，现任会长冯仑、章程委员会主席任志强代表SEE上台领奖。颁奖仪式介绍片画外音这样说：

中国近两百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民间非营利性生态保护组织。他们参与中国治理沙尘暴，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他们公开账目，公开选举，遵循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等治理原则。他们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颁奖词如下：

30年来，他们属于崛起的中国企业家共同体，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贡献者。7年来，他们以阿拉善为支点，不仅以自我的力量推进绿色事业，恪尽社会责任，还不遗余力地探索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树立了榜样。

理由主要是两个，一是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内部治理结构。当天上午，在致敬盛典举行之前，《南方周末》还在南方报业集团大厦安排了“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论坛”。这是SEE专场论坛，论坛的名称为：为公益而共和——中国梦践行者南方行。刘晓光（SEE创始会长）、冯仑（SEE第四届会长）、戴志康（SEE第四届监事长）、任志强（SEE第四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等参加论坛对话。SEE会员及嘉宾约80人参加论坛。论坛讨论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NGO（非政府组织）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第二个议题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杨鹏（SEE第二届秘书长，第四届会员）宣布论坛开场并为论坛结束进行总结。“为公益而共和”是杨鹏正在写作的SEE5年史一书计划用的书名，被《南方周末》选来作为“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论坛”的题目。对《南方周末》评选组来说，SEE当选“2011中国梦践行者”的核心理由，其实就是“为公益而共和”。论坛点评嘉宾、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的点评发言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共和治理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另一条线索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成为共和的关系，这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共和关系的社会基础。肖滨盛赞SEE建立了公民群体从事公共事务的共和关系，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革转型有重大意义。

《南方周末》官方微博的“2011《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话题中，以不同的方式这样描述SEE的获奖理由：

一群中国顶尖的企业家，为了治理北京的沙尘暴而创建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他们对外治理环境，对内践行民主，他们的梦想始终不变：“实现共产主义，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学者和媒体习惯在共和政治的层面上解读SEE内部共和治理的意义，会长冯仑在“为公益而共和——中国梦践行者南方行”论坛上，则尽可能回避从政治共和的角度解读SEE内部治理结构，他强调大家聚在一起是想做环保，是“掺和”，他说：“我乳房大，你们看到的是性感（民主治理），我看到的是奶水多（环保业务）。”

不管冯仑如何尽量避免人们用过多政治术语来描述SEE的内部治理结构，当我们回答SEE为什么被评为“中国梦践行者”时，可以将分散的信息集合起来，形成如下可能是更准确的表达：

中国企业家承担环保与社会责任，践行民主，为公益而共和，为中国公共领域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和治理的组织模型。

毫无疑问，《南方周末》将SEE评为“中国梦践行者”，关注的核心是SEE的组织规范——共和治理的组织规范。SEE组织规范向来被媒体关注和赞扬，被评为“中国梦践行者”是媒体对SEE组织规范最大的认可，这样的共和治理的组织规范是如何生成的？本书所记录和研究的，就是SEE组织规范生成的历史。

本书研究的对象：SEE组织规范生成史

2004年6月4日晚，贺兰山西麓，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腾格里达来沙漠月亮湖基地，来自各行业的64位中国企业家就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章程》及领导人《选举办法》进行讨论表决，对会议筹备组提出的方案进行了修改，会议直到夜里零点才结束。2004年6月5日上午，企业家们按照6月4日夜里通过的《章程》和《选举办法》，直接选举出了SEE首届执行理事会15人、监事会5人，执行理事会选举出会长、副会长，监事会选出了监事长，以会长提名、执行理事会表决的形式确定了秘书长，宣读了《阿拉善宣言》，宣布SEE成立。

SEE发起人中有不少人是中国著名企业家，SEE从成立起就受到媒体的关注。企业家们聚在一起成立环保组织，他们是如何进行组织治理的？媒体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SEE的治理结构尤其是历届领导班子更替的选举过程向来被媒体广为报道。但是，对SEE组织规范的生成过程，对生成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对SEE价值观、制度的演化与周围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关系，还没有媒体进行过系统深入的追踪和调查。与媒体的关注不同，学术界对SEE的研究比较少，目前还没有看到学界对SEE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主题，是通过记录和研究SEE这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环保公益机构的内部组织规范的生成过程，让人们了解中国企业家阶层面对公共领域时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及制度取向。我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是基于如下判断：从长期来看，主导性社会阶层的公共交往模式，将构成这个国家公共领域的制度基础。中国企业家群体自发性公益组织的规范的生成过程，表现了中国企业家特定的公共交往方式的形成，我们从中能看出中国企业家在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制度可能的取向。甚至可以说，企业家公益组织的治理模式，是企业家参与更大范围公共领域治理的预演。企业家公益组织内部成员间的新型公共关系，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公共关系的基因，这种关系的形成扩展到全社会，有可能构成新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社会阶层，中国企业家的公共领域取向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方向。企业家群体性的公益组织模式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研究中国企业家的公益组织模式的生成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课题。

2007年10月20日，我被SEE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王石担任会长）任命为SEE秘书长。2009年lO月28日，SEE换届选举，新当选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韩家寰担任会长）继续任命我为SEE秘书长。2010年1月1日，我辞去SEE秘书长，经我推荐，SEE任命原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项目总监卢思骋接替我的SEE秘书长工作，我转为担任SEE！专家委员会主席。在担任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期间，我开始准备写作《为公益而共和》一书资料，计划写作SEE从2004年2月筹备到2010年1月5年的历史，这是我参与策划成立SEE到我辞去SEE，秘书长的时间。

我决定写作《为公益而共和》，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保留组织记忆

组织文化形成，需要组织记忆。一般来说，公益组织都比较缺少历史记录的习惯，时间一长，资料档案散失，组织过去的历史就逐渐变成了传说。当事人的回忆，往往会增加事后的情感因素，表达上常出现偏差。媒体报道SEE时所引用的一些当事人讲述，内容就不时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关于SEE的历史演化，需要一个客观系统的记录本。

SEE两年一次换届选举，领导层每两年更换一次，SEE员工流动性也较大。较为频繁的新旧替换，不仅业务的稳定性受到影响，组织价值的稳定性电会受到影响。我在SEE工作6年，亲历SEE的创建及以后二次换届的震荡，最担心的倒不是换届新旧替换对业务稳定性的影响，而是价值基因的中断或破坏。这个价值基因，就是以民主法治的组织方式去实现环保的目标，就是同时要推进民主法冶及可持续发展。如果失去了这个价值动力，组织就失去了灵魂和魅力。这种价值动力如同空气，因为拥有，大家平常并不太关心，但如果忽然失去，就是很危险的事，就是死亡。业务安排是紧跟着价值取向走的，是为了实现价值诉求。例如，如果没有提高公民社会的民主议事能力的诉求，培训业务中就不会考虑安排关于民主议事规则的内容，也不会因此把议事规则专家纳入SEE，也不会因此要求被资助的环保组织要强化财务及项目透明化管理。如果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业务安排也将不同。自由人平等志愿联合起来的公益组织，一定是价值导向的， 一定得有理想主义精神，如果价值导向出偏差，就不町能持续成长。在会员之中，真正对价值问题特别敏感的人并不多，他们选举投票时，未必会把候选人是否具有民主法治理想这个因素纳入考虑，因此每次换届，都面临价值偏差的危险。如果价值不合适的人被选上，运行过程中一定会暴露出问题来，但调整起来成本极高，这要浪费大量时间，还要承担内部人事冲突的情感成本。

一个组织进入到成熟阶段，组织记忆或组织传统就成了重要的管理资源。以北京大学为例，经历过许多届性质不同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也经历过许多调整，校长走马灯换了许多人，但北京大学大体保存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格。可以说，这主要是历史传统在起作用。是否违反蔡元培等人开创的开明的历史传统，成了是非荣辱的潜在标准，历届领导班子都受到历史传统的无形制约。

在SEE创始成员中，我是唯一的学者，而且我以专家、秘书长的身份参与了SEE的具体工作，我最有兴趣和条件来记录SEE的历史，传承SEE的组织记忆。对社会来说，5年不算长，对一个组织来说，5年已算长，这是组织基因的重要形成期。我是个中人，一直在决策和执行核心，了解组织内部最隐秘的麻烦、困扰和矛盾，如果我不来做这件事，目前就没有更合适的人来做，SEE的组织记忆就可能逐渐在岁月中离散淡化，形不成对后来者足够的影响和约束。组织传统的记录，组织记忆的固化，我得承担起这项工作。二、传播共和治理经验

媒体对SEE的报道重点，主要在SEE内部民主治理模式上。SEE曾想将媒体的注意力引向SEE做的环保项口，但这种引导没有成功，煤体报道得多的一直是SEE的“民主试验”。这说明从媒体角度看，SEE最有意义的地方其实并不在其所做的环保项目，而在于企业家会员从事环保公益时采用的民丰组织制度。荒漠化防治，资助民间环保组织，这事SEE在做，政府和其他环保组织也在做，在这方而SEE并没有什么特圳突出的地方，但100多名企业家以民丰的方式有效组织起来，这倒是SEE独一无二的地方。或许，中国城市之中，这样规模的完全按照民上原则开展公盗的组织，也就只有SEE。SEE最特别的社会意义，在于其认真执著地实践并走通了民主共和的治理模式。2011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将“中国梦践行者”奖项授予SEE，正是看到了SEE内部民主共和治理实践的社会意义。  5年来，参与SEE的余业家会员塑造着SEE，同时也被SEE所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企业家发展成为环保与民主的拥戴者。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逐渐成长为中国企业界具有影响力的绿色倡导者，立场上也逐渐偏向民主宪政的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多数企业家在经济上信奉发展是硬道理，在政治上信奉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权威主义，认可成权下的经济改革。为保障SEE的凝聚力，为处理好会员之间的关系，企业家会员不得不走上民主治理之路。我们可以说，SEE是严格按民主原则治理的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家公益社团，SEE会员也是对平等参与的民上治理模式最有实践体会的中国工商人群。从SEE成员人数小断增长的情况看，企业家喜欢这样的治理模式，他们认可SEE这种平等参与、公开透明、公平竞争、民上决策、依章程管理的文化和制度。任何一位会员都有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他们体会到了内部关系的平等与尊严。他们中优秀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在SEE的选举竞争规则中胜出，他门对民主公平竞争的规则有了信心。SEE的民主开放并没有造成内部的混乱，会员们仵SEE中真切体会到了民主与理性的内在关系。SEE的实践，使企业家会员对民主有了基于自己经验的认识，他们对民主治理模式有强烈的好感。在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中，任志强、刘晓光、王石、冯仑等成为宪政民主的重要倡导者，这与他们在SEE的体验有重要关系。中国丁二商界的领军人物们认可民主宪政规则，这不是一件小事，SEE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更重要的是，SEE5年多的民主治理实践，留下了许多宅贵的经验。自由人的平等联合体如何治理，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新课题。清末帝制结束以来，人们呼吁民主共和。SEE是认真按照民主共和原则在进行治理的组织，而且这种实践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它面向未来，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假想敌。SEE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SEE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这些经验不仪对SEE自身的持续发展具有价值，对整个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SEE也许是中国城市中唯一一个按民主法治理念进行自我管理的成规模的群体，它的民丰治理经验应当记录下来，这是一笔需要记录并扩散开来的中国财富。

2010年2月，在担任SEE专家委员会主席的同时，我受王石和李连杰邀请，参与将壹基金注册为公募基金会的筹备工作。2010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册，我辞去SEE专家委员会主席职务，担任了壹基金秘书长。原计划在2011年春天就完成《为公益而共和》的写作出版，但担任壹基金秘书长以后，不得不应付新成立的公募壹基金的繁忙工作，《为公益而共和》的写作被耽误了下来，直到2011年12月才终于完成初稿。感谢中信出版社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努力，本书并非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思路，而是100多位中国企业家共同的公益行动的组织历程的记录，相信《为公益而共和》对SEE、对中国公益组织、对中国企业家群体、对研究组织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都会有一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