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和顺，1964年出生，安徽郎溪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媒体从业人员，供职于深圳某报。近年从事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与岭南文化研究，曾合作编写《深圳九章》，著有《叶启芳传》(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等。

其创作的《老报人的故事》以凝重冷静的史家笔墨，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与才情以及在时代风云变幻下起伏跌宕的个人命运和心路历程。

储安平、王芸生、罗隆基、浦熙修、徐铸成、聂绀弩、赵超构、萧乾、杨刚、范长江、邓拓、恽逸群，是中国新闻史上、报业史上熠熠闪光的明星。他们形形色色，或左或“右”。在旧时代，他们郁不失为敢于向强权抗争与揭露社会不公的斗士；而进入新社会之后，面对新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彷徨、困惑……

《老报人的故事》作者以凝重冷静的史家笔墨，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与才情以及在时代风云变幻下起伏跌宕的个人命运和心路历程。

十二个人的悲情人生，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老报人的故事》的作者是。

序 朱正

前言

一、“《大公报》已没有必要恢复”

 ——晚年王芸生之痛

 理想的梦最终会圆

 少年王芸生

 王芸生与革命

 王芸生与张季鸾

 王芸生与蒋介石

 王芸生与毛泽东

 王芸生与陈布雷

 王芸生的新闻观

 王芸生与《大公报》的结局

 晚年王芸生

 王芸生年表简编

二、“阳谋”盯上了徐铸成

 “独身主义”的终结

 《大公报》的洗礼

 《文汇报》的掌门人

 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

 从“公私合营”到《教师报》

 亲历“阳谋”

 “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徐铸成年表简编

三、储安平：我要扛一扛风浪

 储安平失踪之谜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负笈英伦

 从《客观》到《观察》

 《观察》为什么被查封

 《观察》的回光返照

 出任《光明日报》总编

 向“党天下”进言

 感到无地自容

 储安平年表简编

四、赵超构：软些软些再软些

 识潮流的杂文家

 从《朝报》到《新民报》

 延安和重庆

 《新民报》之厄运

 进入新社会的代价

 “睡不着觉是好事”

 “老将”再次出马

 赵超构年表简编

五、浦熙修：两帅之间另一帅

 罐中的两只蟋蟀

 《新民报》的“浦二姐”

 “我愿向他们倾诉一切”

 “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

 “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工作”

 《文汇报》的能干女将

 “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

 “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

 浦熙修年表简编

六、罗隆基：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政论家之大忌

 从安福到清华

 书生论政

 “我要我的兄弟都读你的社论”

 政治活动家

 管木头的部长

 “帅上有帅”

 罗隆基年表简编

七、萧乾挤进新社会以后

 从右转左，是福是祸？

 流浪少年与新闻结缘

 从抗日前线到欧洲战场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从“新路”向左转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他原来是一条泥鳅”

 他的第二辈子

 萧乾年表简编

八、是谁迫害了聂绀弩？

 特立独行者的悲剧

 文化程度——高小

 短命副刊的编辑

 “真正的新闻记者”

 从特嫌到右派

 “注诗就是破案”

 “是泪是花还是血？”

 聂绀弩年表简编

九、杨刚与《大公报》的终结

 激情的火焰开始熄灭

 叛逆的女革命家

 “浩烈之徒”驰骋报界

 《大公报》的终结者

 像机器一样工作

 理想主义的殉葬者

 杨刚年表简编

十、报界“彗星”恽逸群

 “倒霉人依然活着”

 “我们要和无耻抗争”

 新闻快手与地下情报员

 大上海的报业巨头

 最早中箭落马者

 晚年的悲剧遭遇

 恽逸群年表简编

十一、邓拓：文章满纸书生泪

 书生办报的末路

 史学天才选择了革命

 红色报人与毛泽东迷

 主政《人民日报》

 反冒进与“书生办报”

 “双百”方针与“死人办报”

 “三家村”与邓拓之死

 邓拓年表简编

十二、天才记者远离了新闻

 ——范长江的幸与不幸

 他的才能究竟何在？

 茫然的青年探索者

 《大公报》的旅行记者

 延安窑洞的座上客

 红色新闻的马前卒

 新中国的接收大员

 失意的科技官员

 范长江年表简编

附录一

 194901957年中国新闻大事记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王芸生先生的贤嗣王芝琛，以解放后培养出的理工科高才生的出身，出于对历史负责的公心，当然也有为父亲正名的私心，撰写了《百年沧桑》和《一代报人王芸生》这两部著作，还公布了王芸生临终前的有关谈话，才让我们部分地认识到了历史的原貌。

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样“自我讨伐”式的长文，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临终前对张季鸾之子张士基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王芝琛认为，其父当时实在顶不住压力。他的压力有多大？据说周恩来跟他谈过三次话，最后一次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终于在权力意志面前弯折了。

其实王芸生也算是“自投罗网”，当年杨刚从美国回来，奉命跟他谈《大公报》的转向，杨刚虽是共产党员，但也并没有拿枪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解放区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甚至看过延安的报纸关于王实味的报道。但他终于“向左转”，他后来写《和平无望》、《我到解放区来》和《大公报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自愿。

为什么？因为他离不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因为他希望《大公报》能一路走下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公报》的国家至上主义。

张季鸾过去常说：老记者如果不记就成“老者”了。1949年后的王芸生彻底变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论政”已成明日黄花，他晚年甚至不愿再写自传和回忆录。

但是王芸生还算是幸运的，他在临终前终于吐露了心声，于后人这仍是一笔宝贵财富。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记者节社评中的那句话：“理想的梦，最终会圆的。”

少年王芸生

王芸生生于1901年9月26日，河北静海人，原名王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常对人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

王芸生出生不久，因为家里破产，父亲带着他从静海来到天津。他曾经流落到天津西头芥园庙乞讨，后来当过厨工。

王芸生聪明伶俐，父母省吃俭用，让他读了私塾。1937年7月，年近不惑的王芸生为《宇宙风》写过一篇题为《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的回忆录，他在文中说：“我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近二十年来虽常生活在城市里，但总是脱不掉这份乡下人的气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说有些‘吃不开’。人既然没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说话既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常带着那份乡下人呆头呆脑的神气。”

少年王芸生有一个梦，就是进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办的一所中学，也是中国最有名的私立中学。但是他家里无力开销昂贵学费。读了8年私塾后，王芸生便辍学了，他到一家茶叶店当学徒，白天干活，晚上读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他将这些小说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给老邻居“说书”，老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

正是在这家茶叶店，他读到了《天津白话午报》，这是他最早接触的报纸。后来他就到报栏去读报，读到的是《益世报》。久而久之，他萌生了给《益世报》投稿的念头。

后来他又到北方木行当徒工，那里有间阅报室，有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大报纸。从此，他把工余时间一股脑儿地投入到这些报纸上。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唤醒了亿万青年。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他还参加过声势浩大的游行。  他在1937年10月《大公报》出版的《芸生文存·自序》中说：“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他还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

也是在这个木行，他第一次接触到英文。强烈的求知欲使王芸生产生学英文的念头，正巧上海《申报》登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招生广告，学费约需40元。他硬着头皮向木行副总经理借了40元钱。凭着一股顽强的精神，不长时间他就能阅读一些英文书报了。不久他又参加天津新青年会英文补习夜校，学习英语发音。少年时期打下的英文基础，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王芸生与革命

在加入《大公报》之前，王芸生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也参加过共产党。他是凭着一股热情，带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参加革命的。但是他却带着失望退出了革命。

1927年6月2日，他在天津《大公报》第一版登出一则“王德鹏启事”，声明退出一切党派，专心从事新闻工作。启事说：“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唯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

王芸生是两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他的办报经历也是那时开始的。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天津各界也纷纷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王芸生参加天津洋行华员工会，并当选宣传部长，主编工会出版的周刊。后来周刊改出日报，取名《民力报》，由王芸生与一帮同仁合资经营，他仍任主编。他写了大量反帝、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文章，他的文采开始令人刮目相看。

1925年底，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春天，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平津一带与奉直鲁联军交战。由于日本舰队和各国使领馆的介入，国民军悄悄退出天津。3月22日，王芸生不得不抛弃报馆和家人，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天津逃到上海，他当时“既悲国家的遭际，复伤个人的孤零，且惧眼前的危险，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酸楚”。P2-4

从马克思、列宁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就十分重视报纸工作，十分重视舆论导向。就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有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这样公开的机关报，还派了一些像夏衍、黎澍这样高明的宣传干部去办左倾的“民营报纸”，还要一些隐蔽的党员去办色彩不那么鲜明的报纸。这样还不够，统一战线工作在新闻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些很有影响的报纸，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时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争取到它们在舆论宣传上的配合。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报纸的负责人，乃至编辑记者，许多都是有爱国心的、有正义感的、有进步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他们颇具吸引力，能够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这样，统战工作就奏效了。这些党外报纸也就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作宣传。例如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新民报》首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词，为他在文化人中间吸引了一批仰慕者。内战爆发，它们的同情在共产党这一方，国民党越来越看出它们的敌意，终于把它们封禁了。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新华日报》的发行寄递竭力加以阻挠，有机会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每日每时影响着广大知识界(主要是青年学生)、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的，是《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些报纸。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些报纸把自己的主张透露出去。1949年人们对共产党的胜利持欢迎态度，这些报纸在争取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了原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报纸刊物复刊了，这当然是极可欣慰的事情。可是，要怎样办报办刊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就摆在这许多老报人的面前了。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这些报人的地位会有怎样的变化呢？这里且举一件小事为例。我没有去查考过，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每年9月1日被宣布为“记者节”，好像这节日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决定的，而是记者们公议决定的。但是可以确定地说，共产党是承认过这个节日的。某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就是《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我记得，每逢记者节，就有记者们的集会，并且发表一些保障记者权益的宣言或声明之类。新中国成立，这记者节就被取消了：大约是1 950年8月某日，总之是记者节前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华社电讯宣布了这事。记不清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言人的名义，还是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的。理由大约是说：现在解放了，新闻记者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五一劳动节也就是他们的节日，不必另设记者节了。当然，几天之后的9月1日也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前一两年吧，又宣布定某月某日为中国记者节了。对不住，我忘记定的是哪一天了。也不见有谁去反问：在五一劳动节之外另定一个记者节出来，是不是说要把记者从劳动人民中间分离出来呢？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新定出来的记者节，并不是保护新闻记者权益的节日，人们也不重视它，所以定的是何月何日我也想不起来了。)

一片落叶报道了秋天的来临。记者节的废除标志着新闻记者身价的跌落。老报人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

丑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文汇报》的徐铸成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他参加会议的观感：“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从这一段文字的语气来看，他这位老报人对这种新精神是颇为抵触的，他明白：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习惯、业务知识，都已经不合时宜了。

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其实就是那“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的教条文化。应该注意的是：实际上这个文件仅仅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共产党的党报。对于事实上还存在的少数几家党外报纸，文件并无一字涉及。这并不是忽略了这些报纸的特殊性，也不是起草文件的时候疏忽和遗漏了，而是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写上这一笔了，因为这时已经确定了将这些报纸消灭的方针。如果听任这些报纸继续存在，对于实现“舆论一律”是颇有妨碍的了。于是储安平的《观察》被新办的一本命名为《新观察》的刊物取代了，其实人员组成、刊物的内容、方向和原来的《观察》毫无延续性，仅仅封面上的刊名还是用原来的字体。从此，那个锋芒毕露的时评政论刊物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文汇报》呢，先是想把它改变成共青团的报纸，还是由胡乔木亲自出面找徐铸成谈的。那时徐铸成还没有领会到上面已经下定消灭《文汇报》的决心，商谈没有成功，团中央于是创办了一张《中国青年报》，而任《文汇报》苟延残喘，那时《文汇报》的困境在徐铸成的回忆录里有清楚的反映：例如他记下了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一个党员来担任副总编辑，这位仁兄很坦率地对人说：我来《文汇报》，就是来消灭《文汇报》的。最后呢，就是以一纸命令将《文汇报》改为教育部管的《教师报》了。

这里我可以插说一件我直接知道的事。1949年9月，我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社工作。当时长沙还有一份中国民主同盟的报纸《民主报》，我是亲眼看见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承受的种种压力，终于办不下去，不久就停刊了。人员星散，有几位还调到我们报社来了。

《文汇报》的复活，是在那个短暂的“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人民日报》由每天4版扩大为8版，《文汇报》以原班人马在上海复刊，一时显出有意扩大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可是和雪莱说的不一样，春天来了，冬天就不远了。这个“不平常的春天”实际上是那个肃杀的冬天——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说来也有趣，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写的一篇重要的反右派社论，题目就是《不平常的春天》，这篇文章还曾经编入中学生的语文课本里。

对于新老报人来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真正是肃杀的冬天。这是当然的，毛泽东在表明他决心发动反右派斗争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突出地提到了新闻界。他说：“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再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谈到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文章指摘说：“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罪名已经够大了，还有更要命的呢：“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这就属于犯罪的性质了。

在这篇文章里，再没有对另外任何一个界别说得像新闻界这么重，这么多的了。在这篇文章之后，毛泽东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足见他对新闻界状况关注之深。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反右派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肃清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而这许多体现“资产阶级方向”的老报人首当其冲，成了这一场斗争的打击对象。像储安平、徐铸成、浦熙修这些人，从此脱离了新闻界，不但不再是报人，甚至不再是享有人权和尊严的正常的人，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这些事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要一章，虽说只是从新闻界这一个角度着眼，反映出来的却是整个的历史，这段历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夏和顺先生有志于此，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12个老报人的经历，写出他们早年亲共的态度和晚年悲惨的结局，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我原先读过夏和顺先生和他的老师易新农先生合著的《叶启芳传》(叶启芳先生也是一位有着报人经历的右派分子)，十分佩服，曾经发表我的读后感，也就因此同他有了交往。现在他的新著脱稿，给了我先读的荣幸。并嘱作序，我就趁此机会说一点自己对这一页历史的看法，并祝贺他新作的问世。

朱正2009年10月23日于长沙

2005年11月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突然死亡，‘法制报’明天停刊。”上午10：30，深圳报业集团在38楼会议室召开《深圳法制报》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党组会议刚刚作出的决定；11时许，在西二楼会议室召开全体在编人员会议，宣布解聘所有临聘人员。

那前后是我情绪最低落的时段之一。我供职十多年的《深圳法制报》突然被迫死亡，进入不惑之年又重新面临着就业(又叫上岗)的难题，并且悲伤地发现，在别人的刀俎之间，我们只是一块不起眼的鱼肉。为饭碗，也为尊严，我曾给某主管领导写过一封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后，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波。

那段时间，我一时兴起，想做自由撰稿人，“自由”这两个字诱惑着我。但我的志向被好心的朋友们劝阻。他们说：当自由撰稿人，你会饿死的；你饿死事小，你的家庭呢？

自由撰稿人没当成，但我还是做过一些尝试，眼前的这本小书就是结果之一。

《深圳法制报》的死亡，引发了我对中国新闻史的兴趣。文学是人学，新闻也是人学。如果离开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新闻人，新闻史也就变得苍白无力。1949年前后，中国天翻地覆，报业被大规模改组，报人们也经历了再就业(或者叫上岗、转岗)的过程，他们是如何面对“饭碗与尊严”问题的？他们是如何从“书生办报”转向“政治家办报”的？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今天报人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何区别？当然，当年绝大部分报人都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他们的心路已经无迹可寻，我广泛搜求，选择了曾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重大影响的12位老报人，将他们的遭遇和心路写成这本小书。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现代新闻史的有益补充，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有志于新闻事业及这段历史的读者有所裨益。

我首先要感谢朱正老师，他于1949年进入《新湖南报》社工作，我拜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时，已经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他本人还不在我所关注的“老报人”之列，但他写的《报人浦熙修》却给了我写这本书最直接的触动。本书初稿完成后，我抱着试探的心理呈请朱正老师审读指正，并希望他能赐一序言。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并将书稿介绍给北京某出版机构。朱正老师与我素昧平生，当年的出版计划虽然搁浅，但他奖掖后进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念不已。

我要感谢花城出版社和林贤治老师、倪腊松、苏灿明先生。林贤治和倪腊松在百忙中读完了本书初稿，并提出积极的修改意见；倪腊松先生特为本书扉页题写书名；苏灿明先生严谨认真，他的编辑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徐琼，她的支持使我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我的师兄刘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鼓励我，没有他的鞭策，这本书不可能完稿。还有我当年的同事们，那一份战友的情谊对我是一种有力的慰藉。

12位历史当事人和有关专家学者的著述使我受益匪浅，我在所附参考书目中已将他们的名字和著述一一列出，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书中错漏在所难免，唯望读者方家批评指正，匡我不逮。

作者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