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是英国电影和舞台剧女演员，晚年投身慈善事业，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代表人物。1992年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3年获奥斯卡人道主义奖。由马丁·吉特林编著的这本《奥黛丽·赫本传》为我们讲述的就是她的传奇一生。奥黛丽·赫本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从孩提时代在战乱中逃生，到在芭蕾梦中度过的懵懂青春，一直到那些或痛苦或甜蜜的爱情，以及赫本在各个年龄阶段所经历的明星生活，这一幅真实而翔实的人生画卷，都将在是《奥黛丽·赫本传》一书中历历呈现。如今，一个时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也过去了——时光已将赫本与我们之间拉开了越来越远的距离，然而，当我们匆忙回望时，她却依然如当初般璀璨夺目。

《奥黛丽·赫本传》由马丁·吉特林编著。

第一章 年轻的贵族

第二章 战火童年

第三章 出道

第四章 卖烟女孩的明星路

第五章 电影，在婚姻之上

第六章 “公”“私”兼顾

第七章 终为人母

第八章 窈窕淑女

第九章 奥黛丽的新生活

第十章 老影迷，新伴侣

第十一章 死而后已

奥黛丽·赫本大事记

后记

附录 舞台和银幕作品

参考文献

未婚夫汉森至少在思想上认为，当奥黛丽决定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时，她对他的承诺也相应地减少了。此时的奥黛丽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汉森之间的关系，尤其当她想到汉森对自己事业的态度时，她对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确定。她认为，如果汉森关心自己的事业，那么他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反对自己主演好莱坞电影和百老汇戏剧，毕竟这样的机会或许一生才只有一次。坦白地说，奥黛丽虽然希望能维持和汉森的这段感情，但是她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和汉森结婚。

“当我知道唯一反对我去美国的人就是我想要嫁的人时，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奥黛丽说，“我猜甚至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多少还是想尝试去美国发展这样的一个事实，正如我很希望在事情的表面上能和汉森保持意见一致一样。这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它不仅能给我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而且也将会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另外，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是我确实能用它当借口来推迟我和汉森的婚期。”

不久，奥黛丽便启程前往纽约，开始了漫长的18天邮轮旅途。奥黛丽感觉自己变得焦躁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海上之旅的颠簸，而是因为她缺乏出演百老汇戏剧女主角所需的信心。但当邮轮经过自由女神像前时，她变得异常兴奋。凌晨3点，邮轮一靠岸，她便有幸目睹了夜晚灯火辉煌中曼哈顿那迷人的天际线。米勒安排了自己的一个助手前往码头迎接奥黛丽。随后，奥黛丽便在助手的带领下观看了纽约洋基队（the New York Yankee）的比赛。那一年，洋基队不负众望，在主场洋基体育场夺得了1951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虽然对棒球一无所知，奥黛丽还是被在场观众的欢呼声所感染。

在休息调整了一天之后，第二天奥黛丽便拜访了米勒。一见面，米勒便被她略显发胖的体型吓到了。由于在旅途中贪吃了大量的巧克力，奥黛丽的体重一下增加了15磅。米勒当初在伦敦见到并且喜欢的纤细身材已经完全不见踪影。因此，米勒安排奥黛丽在丹尼莫尔餐厅（Dinty Moore's）用餐，并且预先跟老板商定了她的食谱，让她只能吃一个星期的鞑靼牛排。这一做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奥黛丽成功地恢复了以前的纤细身材。而这次的节食也成为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减肥。

减肥的同时，在凯瑟琳·奈斯比特纽约郊区的家中，奥黛丽每天也勤奋地练习自己的发声，掌握对自己嗓音的调控和扩大自己的声音音域。在凯瑟琳的陪伴下，奥黛丽会在花园中学习如何用高低不同的音调说话，从喃喃细语一直至大喊。不久，凯瑟琳便陪同奥黛丽前往排练厅进行扩音测试。凯瑟琳虽然认为奥黛丽的扩音依然不强，但是已经是可接受的。在奥黛丽的整个演艺生涯中，她微弱的嗓音从未受到过赞扬，但在事业初期她就显示出了征服观众的能力。在观众眼中，奥黛丽自然流露出来的脆弱和不安感成就了一个谦逊的她，如此亲切，让人耳目一新。

但疑问依然存在，奥黛丽真的有足够的经验和天赋来成功地演绎琪琪这一角色吗？在几天的排练之后，奥黛丽还是不能正确表达台词，这让米勒产生了疑虑，他也开始考虑另找他人来出演琪琪。奥黛丽的表演也开始变得过分夸张。如果剧本要求她在某处大笑，她则会歇斯底里；米勒要求她的表演活泼些，奥黛丽则会表现过头。根据米勒的助手莫里·戈特利布（Morrie Gotdeib）回忆，米勒不止一次开除过奥黛丽，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请她回来继续接着演。

“在排练了5天之后，米勒开除了奥黛丽。”莫里回忆道，“但是到了第6天早上，米勒发现找新人接替奥黛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米勒便给了奥黛丽一次机会，让她回来继续排练。几天之后，他再次开除了奥黛丽，但又会把她请回来继续演。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演出的前一天，可怜的奥黛丽一直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P46-48

奥黛丽·赫本深受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很多人赞美她是天使。虽然奥黛丽在纳粹占领的荷兰长大，并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童年，但纵观她一生的诸多方面，她都是善良和仁慈的化身。奥黛丽为人谦卑，毫不做作。在工作和自身生活两方面，对于人们的赞誉，她都一笑置之，这倒不是出于维护形象的需要，而是由于她性本谦和。

奥黛丽·赫本在她的最后一部电影里出演了一位天使。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认为天使与她的形象相符。形象地说，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人间天使”，这也许是由于二战期间她曾亲眼目睹了她哥哥所遭遇的暴行。

童年的种种经历塑造了奥黛丽。终其一生，她都渴求着爱，这是由于她父亲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彻底抛弃了她。她在少女时代很少受到母亲的赞扬，所以在她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候，她都忐忑不安，备受煎熬。她以帮助那些更不幸的人为己任，这是源于战争期间她曾目睹了她的荷兰同胞是怎样被纳粹所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还只是孩子。在她的青春期，她担负着要出类拔萃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有她强加给自己的，也有别人堆在她身上的，这就促成了她渴望过返璞归真、无忧无虑的生活。

奥黛丽并非极不情愿进入演艺圈，但是她这么做的确是出于被动。奥黛丽从来不会欣然接受摄像机的频频闪烁和影迷们的吹捧。很多人登上明星宝座之后似乎自然而然就会自负起来，与她地位相当的明星都沉浸于此，奥黛丽却对人们的褒奖困惑不解，她觉得自己徒有其名。她难以经受成为公众的焦点，不堪忍受公众及媒体对自己无休止的评头论足。在自负感弥漫的好莱坞人群里，与众为伍会令她感到不安。她于是不停地追寻着回归到家庭的怀抱，那里爱意浓浓、温情无限；归隐到祥和宁静的花园，那里美不胜收、芳香四溢。

在评论家和影迷眼中，她纵然才华横溢，却并未充分施展自己的天赋。奥黛丽对此却是满不在乎。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影星都拍了上百部电影，她却只参演了25部，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她息影八年。她把很多演员眼中的黄金八年用在了追求内心平和及自我实现上。

看过她银幕风采的人都称道演艺是她的真正使命。到了晚年，她投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她引导那些第三世界的孩子们绽放笑颜，并将希望播撒于他们心田，直到那时，她才找到她所信奉的真正使命。直到和罗伯特·沃尔德斯共度余年，她才找寻到理想之爱。罗伯特·沃尔斯德对她的爱和尊重是她生命里的其他男人望尘莫及的，她觉得他是个难得的朋友，以致于很难和他谈婚论嫁。

可以说，奥黛丽的谦卑让她苦不堪言；但也可以说，更多时候她是惬意的，谦卑让她受益良多。在镜头之外，信心的缺失困扰着她；在舞台和银幕上，她的表演也处处弥漫着此种谦卑。观众和评论家欣然接纳她的缺点，甚至与她产生共鸣，普通影迷能感到离她更近，恰恰也是因为这些缺点，她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都不乏一些惹人喜爱的不足之处，但又都具有一种让奥黛丽引以为豪的内在力量，像《罗马假日》里的公主、《窈窕淑女》里满口伦敦腔的卖花女和《盲女惊魂记》里惊慌无助的盲女。尽管她在作品中很难展现自信，但她却不缺乏信念的力量。她所扮演的角色亦是如此。

就与他人的感情而言，奥黛丽总是不偏不倚，也从不自以为是。她一再被生命里的男人伤害，至少在她遇到罗伯特之前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对于她与他们之间感情的破裂，她从未责怪他们，甚至对风流成性的第二任丈夫安德里亚·多蒂亦是如此。相反，她曾冥思苦想她早该做些什么来挽回这段婚姻。事实上，对于她未曾愤愤终结她与多蒂之间的婚姻，很多人都惊愕不已。

在有关人类苦难这一问题上，她的公正与善良又是无疆的。她走下飞机，踏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土，在那里，人们饱受饥饿、干旱、疾病、战争之苦。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开启了这段大爱无疆的旅程。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代表，她劝说那些世界领导者削减战争装备耗资，并加大在粮食、住所、医疗及教育这些和平手段上的投资。她态度坚定，毫不妥协。她的不辞劳苦感化了那些世界领导人，从而增加了给那些最需要帮助之人的援助。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非但没有动用军队发动战争，反而派遣他们援助索马里不幸的战争受难者，奥黛丽对此颇感欣慰。与其他明星相比，奥黛丽更有担当。她奔走在解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口生存问题的征程上，号召人们加大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关注力度和资金投人。

这些都是她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当饰演角色以及她得知自己表演不俗的时候，她都会心满意足。不过，事情似乎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她曾与演员发生争执，就像在《龙凤配》里和亨弗莱·鲍嘉那般；在《窈窕淑女》里，她被迫接受职业歌手为其代唱，这曾让她付出了与奥斯卡提名失之交臂的代价。

对电影业的勾心斗角，奥黛丽从不能应付自如。相反，对于她生命里的人，她总会甘于奉献。在她与梅尔·费雷婚姻的头几年，有人指责她只接拍与费雷联袂主演或费雷参与主演的影片。尽管那已无从考证，但是她曾的的确确期待着梅尔和她一起谢幕。就算她真的只想参演梅尔的影片，那也不是贪婪心在作祟，而是出于和她所爱之人如影相随的需要。她等待梅尔和她共享观众的喝彩，也展现了她的爱意和尊重。毕竟，在奥黛丽的心底里，对亲近之人的爱意和尊重往往会压倒事业上的成功。

奥黛丽极易满足，她会在简单中找寻乐趣，但她身处一个躁动的世界，在这里，媒体的指点和观众的吹捧铺天盖地。为此，她在1969—1975年这八年问离开了影坛。她渴望着与家人一起在瑞士的家中畅享天伦之乐，在那里，她可以散散步，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也可以在花园里闲逛。

然而，她息影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好莱坞已时过境迁。在那之前，爱情还是电影的主旋律，性会被遮遮掩掩，暴力画面极少伴有流血镜头。到20世纪的中后期，性解放运动使得所有的高雅艺术形式荡然无存。在电影中，性与暴力越来越赤裸、形象。虽然她也曾重返影坛片刻，并接演过几个角色，但奥黛丽并不愿趟此浑水。

在情感上，她量人为出，从不挥霍，这促使她早早隐退。她渴望过简单的生活，奥黛丽从不奢望对此予以否认，因为这并不与其他任何事相悖。名利于她毫无意义，金钱也只不过是她用来顾家和养活后代的经济手段。她的父亲曾经抛弃了她，在她长大成年后，父亲也并未流露出想见她的渴望，尽管如此，奥黛丽还是对他尽了赡养义务。她本可以住在豪宅里坐享其成，可以让佣人伺候她的衣食起居，可以让园丁种植美丽的花花草草，还可以让厨师用她最爱的巧克力做出各种的美味佳肴来娇惯她。然而，她只是住在朴实无华的房子里，自做家务，乐此不疲地在花园里忙忙碌碌，并且亲自下厨。

到了晚年，她喜欢搭乘经济舱飞往那些世界上最为偏远、最令人沮丧的地区，她要给那些生活在无望里的人们带去哪怕一丁点儿的快乐。在那里，没有人知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奥黛丽。她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一职并非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满足，而是出于她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仁慈。

有人猜想，她出访的很多国家都是疾病肆虐横行，她的早逝和这不无关系。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奥黛丽就是逝于忘我，恰如她生于无私。诚然，人们会永远铭记她在舞台和银幕上的非凡表演；然而，对于那些受她恩惠的人来说，奥黛丽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值得他们珍视。

奥黛丽去世的那一天恰逢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就职典礼，这看起来并无关紧要。她的离世成为各大新闻的主题，也占据着所有曾和她有所来往的人们的记忆。全世界的吊唁信铺天盖地而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执行委员克里斯塔·罗斯的悼词是其中最感人肺腑的一篇。她曾一度确信奥黛丽会度过这一劫。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曾邀请罗斯录一段讣告，但她拒绝了，她枉然地期望着这个曾给她的组织带来声望的女性能够恢复健康。然而，到最后，她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仍要经受悲恸。

最后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关于这位偶像人物，她一吐真言，但罗斯并没有把焦点放在奥黛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上；相反，她谈到了奥黛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本能。“不论是多么私人的问题，我都早该询问奥黛丽的建议，”罗斯说，“她有着那种侧耳倾听他人并给出正确建议的罕见能力，这既有其他因素，也是出于本能。她全心全意地待你，是让你怀念的人。”

人们可能认为，没有人会真去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公室里收到的所有吊唁信。但奥黛丽的儿子肖恩的确把它们通读了一遍，甚至还对其中的大部分都回信致谢，对来自那些同样致力于给遭受苦难的第三世界国家带去希望人们的信件，他更是如此。

尽管诊断出结肠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做好了噩耗降临的心理准备，但对朋友们来说奥黛丽的离世仍然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把她看成一位圣人，她本该长命百岁，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尽管奥黛丽从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在那些感到震惊的人之中，演员阿琳·达尔（Ar'lene Dahl）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说：“那时，你看着她，你所能想象到的全部就是任何厄运永远都不该降临到她身上。”和奥黛丽搭档过《双姝怨》的雪莉·麦克雷恩补充道：“如果社会精英和高贵女王有合体的话，那么她便是了。”像格里高利·派克、索菲亚·罗兰、肖恩·康纳利和艾伦·阿金这样的世界知名影星也表示赞同，不过也许伊丽莎白·泰勒的一句简明陈述成了最好的诠释：“现在上帝身边有了一位最美丽的天使。”

导演比利·威尔德认为赫本的辞世标志着电影业一个时代的终结。他相信她在荧幕内外的独特气质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是他在赫本凭借《罗马假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之后注意到的。威尔德说：“她毫不做作，她不装成‘奥斯卡奖得主’。她虚怀若谷，她机智地聆听着。她的所言所思是如此的情真意切，以至于她的搭档——不论是荷顿还是鲍嘉还是库珀——也就不得不正儿八经地回应她……让奥黛丽著称的是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即高贵、优雅和风度，这些都是你无法选修的课程。它要么与生俱来，要么压根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明星所需要的额外元素，上帝把它赐给了你，抑或没有赐给你，你无法习得它。她刚好有幸蒙神之恩，上帝亲吻了她的脸颊，于是便有了那个她。”

1月24日，葬礼在德-托洛施纳兹教堂（Eglise de Tolochenaz）举行，那是她所在村庄的一所简陋的石质教堂。小镇曾禁止在周日举行葬礼，但这次为她破了例，这是由于哀悼者从全世界的四面八方大量涌人，还有600名小镇居民在街边列队听祷告。主持祷告的牧师是83岁的莫里斯·因狄谷尔（Maurice Eindiguer），他曾在1954年主持了奥黛丽和梅尔的婚礼，又在6年后为肖恩洗礼，还在奥黛丽去世前的两个小时为她举办了人生最后的仪式。参加葬礼的人中包括第一任丈夫梅尔和他的第四任妻子。在拥抱肖恩的时候，梅尔强忍住泪水。在最近的几日里，这并不是梅尔的第一次情绪波动。在奥黛丽的弥留之际，他去看了她，抚摸了她的手，并亲吻了她的前额。自从10年前肖恩的婚礼后，这是他第一次再见到第一任妻子。

此后，肖恩将要度过很多美好时光，但毫无疑问，这并不包括他母亲去世前后的时日。不过，得知她死而无憾并且在睡梦中离去让肖恩感到满心慰藉。而且，在她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依然能感到她给他人带去的善良。

“妈妈最信仰一件事：她信仰爱，”他在传记中写道，“她相信爱可以治愈、加固、修补一切，爱可以让一切最终变得美好和善良……而且，它的确如此。”

赫本离世的3个月后，奥黛丽·赫本追思会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为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会募捐。音乐会云集了世界上很多颇有威望的音乐家和演艺人士，他们汇聚一堂，向她的慈善工作表达敬意。一段15分钟的电影放映是整晚所有活动中的亮点。

出席者不仅包括许多古典音乐大师，还有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iters）、罗杰·摩尔（Roger Moore）和哈利·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这些娱乐界的明星。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Boutl0S Ghali）发表了演讲，他赞扬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期间的无私精神。“她谦虚地说自己没有给予太多，”他说，“相反，她一再地告诉我们她才是收获的一方，还强调那些孩子们和母亲们的勇气和尊严让她变得多么坚定和振奋。”

奥黛丽究其一生都在找寻幸福和满足，在晚年，通过给那些支离破碎的不幸灵魂带去笑颜，她终于找到了它；在闲逛花园的无欲无求中，她找到了它；在一个无需婚姻的伴侣身上，她找到了它；在最后，她的的确确找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