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阴霾漫卷武汉城

6月刚过没几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就已是热浪蒸涌，炎暑逼人。

此时此刻，让人感觉更加炽热的不是武汉的炎热，而是这里空前高涨的抗日激情。

南京失守后，中华民国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和军事统帅部却移驻武汉，与此同时，从沦陷区内迁的工厂、学校也移至武汉。一时间，江南重镇武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蒋介石刚从郑州飞回武汉，还未从徐州突围的惊悸中回过神来，一个惊天的大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5月30日深夜，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神色庄重地将一份绝密文件呈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打开密件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是情报机关刚刚破获的日军绝密文件：5月29日，也就是昨天，日本大本营已向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了进攻武汉的预令。

预令虽寥寥数语，却让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至今，尽管中国军队前仆后继舍身杀敌，但结果却仍然不能尽如人意。东北失守、华北失守、北平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眼见得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转眼落入了敌手。频频得手的日军，胃口越来越大，徐州会战之后，日军的锋芒，又指向了武汉。

日军的企图，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同时蒋介石也做好了保卫武汉的准备与部署。

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拳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胜利为目的”。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上海、南京失守后，“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并说“武汉重心不至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任卫戍总司令，卫戍部队共十四个师、一个旅以及特种兵一部。随后，又以七个师组成江防部队，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防守武汉下游的马垱、湖口、九江、田家镇等长江要塞。

徐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又进一步调整保卫武汉的指挥机构，加强了兵力。

虽说早有部署，但眼下的武汉却让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日本大本营进攻的预令已下达，要不了多久，日军就会凭借其陆、海、空优势，向武汉发动大规模进攻，可国民政府的全部家当几乎都还在武汉，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转移来的兵工厂、服装厂以及日用品生产厂等几百家工厂几十万吨的机器设备和数十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在武汉，这点本来就很脆弱的工业若是落到日军手里，前方战场的武器弹药及后勤补给就会全线瘫痪。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抗日就真的成了一句空话，总不能让将士们光着膀子拿着烧火棍去抗日！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机关、学校、医院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都需要尽快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

让蒋介石稍感庆幸的是，徐州突围，他的60万大军成功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他掐着手指算来算去，这次武汉会战，真正派得上用场的，还是这些大军。可连续征战，部队已是疲惫不堪且残缺不全，有的名义上一个师，兵力不过千把人，还抵不上一个团，这些大军的休整、补充、整训，也需要时间！

此时此刻，时间，对蒋介石来说，异常金贵，一刻千金，千金难买！

武汉不能丢！武汉若是落入敌手，这仗还怎么打？我蒋某人何以向国人交代？何以向苏联、英、美等国证明中国抗日的信心和实力，从而得到他们更多的同情和援助？

蒋介石马不停蹄，刚刚放下那份何应钦送来的绝密文件，便召来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徐永昌等军事委员会要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调整审定武汉会战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日本，国内战争机器高速运转，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连连得手，让这个原本就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进入了一种被贪欲和胜利膨胀了的癫狂状态。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福冈、神户、札幌等地的街头，到处涌动着参军参战的热潮，就连为前方将士提供性服务的“战地服务团”，也因狂热的青年女学生争相报名而人满为患。

占领徐州后，日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的抗战意志极为坚强。他们原本认为，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的格局是一盘散沙，中国远远地落在了他们的后面。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猛崛起，大胆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时候，中国这个曾让他们无比敬畏的近邻，这个四方来朝的东方大国，却还陶醉在闭关锁国的温床上。当日本军方研制并开发出88式、94式、96式战机，BR-20式重爆、97式重型轰炸机、M-25装甲车、89式坦克、航空母舰、战列舰、重洋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各种轻重型火炮以及“歪把子”、“三八”大盖、特种烟(毒气筒)等让英、美、德、意等西方军事强国也为之侧目的新式武器，并将这些武器大量生产配备至各个师团、航空大队以及舰队士兵手里的时候，连普通汽车也造不出的中国却在忙于打内战，中国各地的城头上还在不时变换着各种大旗，各路军阀们的手里还拿着过时的“汉阳造”、“中正式”、“巩县式”步枪和大刀等老掉牙的武器，为了争夺地盘和吞并对方甚至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日本大本营原以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因而在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时，他们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

而事实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大本营损兵折将，恼羞成怒，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台儿庄惨败，他们出于面子，便兴师动众发动了徐州会战。徐州会战，他们只占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的主力却跳出徐州，让他们颜面尽失。

这个时候，日本大本营却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只需要最后一击便会轰然倒塌。因为根据他们的精确统计，攻占徐州后，大半个中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其中包括中国的精华地区，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已不堪一击。

因此，日本大本营饿狼般贪婪的目光，又垂涎三尺地盯上了中国的中南重镇——武汉。

这个偏居一隅的短视、狂躁、急功近利而又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不会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浸润的古老民族，当这个民族一旦遭受异族入侵，便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在这种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裂变释放出的巨大力量面前，任何入侵者都休想征服这个民族。当然，这种力量也是任何精密的仪器所无法计算的。

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武汉，多么美妙的地方！其地北连河南、南接湖南；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穿城而过，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溯江而上，则可背靠巴蜀大后方。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因素，占有这样一方“九省通衢”的宝地，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为“地方政府”，这样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政府“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因此，日本大本营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那时习惯称武汉为汉口)

基于这种战略构想，日军大本营决定转兵攻占武汉。

武汉，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华中明珠”，这座“九省通衢”的通都大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时间，山河变色，血雨腥风，中华民族再一次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汉，凝聚了世人焦虑的目光，牵扯着世界各国或凶残或善良的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后世学者的多项研究表明，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长江流域的武汉会战，起于1938年6月12日日军进攻安庆，止于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上千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创下了中国自抗日战争以来，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

后世学者的评价并非妄言，从战后双方解密的资料就可证实：

武汉会战，日军先后投入兵力共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出动空军截击机和轰炸机400余架、舰艇140余艘，共计兵力40万人。

中国军队投入兵力共120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共计兵力100余万人。

如此看来，日本天皇裕仁豁出去了！

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也豁出去了！(参见张洪涛著《国殇》、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P7-10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人的一生中，冥冥中总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机缘。

我第一次接触万家岭大捷的素材是十五年前，自此之后，一个难解的心结便郁积心头。多少个日日夜夜，我被万家岭大捷的惨烈悲壮所震撼，我无数次萌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一定要用手中的笔，再现当年万家岭大捷的历史真实，为后人了解万家岭大捷的历史真相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因种种原因，我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内心的缺憾可想而知。

万家岭大捷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继平型关之战、台儿庄大捷之后所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完胜，无论是战场规模、歼敌数量，还是对日本朝野的震动、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冲击，抑或是对国人抗日信心的提振以及在当时的影响，都与平型关之战、台儿庄大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万家岭大捷胜利之时，举国欢腾，世界震惊，外国《土米斯报》盛赞此次大捷“可为今后史家大书特书”。然而，时隔七十多年过去，图书市场浩如烟海，竟没有一部从正面全景式反映万家岭大捷的长篇纪实作品面世。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2009年4月，我终于下定决心，全力投入此书的写作之中。与此同时，我果断地给自己为时八年的“北漂”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了搜集素材，我南北奔走，到处查找资料，寻访当年参加过万家岭大捷的老兵，牛进菜园般地阅读了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和前人留下的珍贵史料。我整个儿沉浸于历史的河流中，苦苦追寻着作品中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烟云，始终关注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律动，经过大量的准备，薛岳的形象终于在我的脑海中立起来了，当年万家岭大捷惨烈悲壮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为了此书的写作，我心无旁骛，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2010年新年的鞭炮声在窗外此起彼伏地炸响成一片的时候，我作品中的中日双方正在万家岭的崇山峻岭间打得难解难分，现实生活中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与历史画面中的枪炮声相映成趣。

感谢诸多亲历了万家岭大捷的先辈们留下的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感谢诸多时贤留下的大量图片及文献资料，感谢诸多后人的大量著作。部分资料因年代久远无从知道作者姓名、部分网载资料因无法查找其作者及出处，因而无法标注其资料来源及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力图保持历史的原汁原味，循规蹈矩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还原历史的真实，一切让史实说话，作者只是冷静客观地充当“书记员”的角色，尽量将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历史题材特别是纪实题材的写作就像是在“圆桌上跳舞”。

尽管如此，本书的写作过程，仍然不失为一个充满热度与情感升华的过程，我一次次为书中的人物和酣畅淋漓的杀敌场面所激动，一次次被先辈们于国难当头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与过人的睿智韬略所震撼。

为了使读者阅读更加顺畅，我特意保留了大量鲜活的历史细节，并适当地运用了一些文学化的手法，使作品不至于干涩枯燥，味同嚼蜡。

最早让我坚定此书写作信心的是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编辑朱法元先生，是他的鼓励与支持催生了此书的出版面世。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朱法元先生又多次耳提面命，指点迷津，始终关心着此书的写作，其言之殷殷，情之切切，让我感动。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姚雪雪老师和副总编辑毛军英老师以及美术编辑赵霞老师，感谢她们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此书的写作，得到了政协德安县委员会和中共德安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杨泽旗、王需民、王瑞风、李拥军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因时间仓促及个人才力所限，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期待着方家及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2010年5月20日

第十三章 捕战机神兵飞调万家岭

第十四章 陷绝境困兽犹斗

第十五章 鏖战大金山

第十六章 吴奇伟设伏城门山

第十七章 扎口袋薛岳抗命

第十八章 张灵甫献计奇袭张古山

第十九章 松浦第一○六师团被围日本朝野震动

第二十章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第二十一章 扎口袋薛岳再抗命松浦第一○六师团全军覆灭

第二十二章 捷报飞来当纸钱

后记

1938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数千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生死大决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起于1938年6月12日日军进攻安庆，止于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创下了中国自抗日战争以来，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

会战之初，沿长江西进的日军凭借其具有绝对优势的现代化武器和陆、海、空立体攻势，攻城略地，气焰嚣张。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军就连陷安庆、马垱、彭泽、湖口、九江，转眼间就将战场推到了庐山脚下，企图一举拿下南浔线，攻克南昌，迂回长沙，占领武汉。

然而，骄狂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地处鄱阳湖西滨、长江南岸的南浔线战场，他们却遇上了克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毁灭性打击。

南浔线是当时南昌至九江铁路的简称。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署，作为武汉会战的重要战场，薛岳第一兵团十万大军奉命驻防南浔线。

薛岳利用南浔线山脉纵横、湖网交叉的有利地形，巧妙地布下了一个反八字形剪刀阵。当日军进入这个反八字形剪刀阵时，如同进入了一个玄机四伏的迷魂八卦，处处是伏兵，处处有火力，处处有陷阱……

南浔线激战数月，冈村宁次率领的数万日军损兵折将，处处碰壁，锐气全挫。在进攻武汉的数路大军中，冈村宁次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然而却是最失意、最伤感，损失最惨重，同时也是令日军大本营最失望的一路。

无可奈何之际，冈村宁次只得铤而走险，趁薛岳围歼瑞(昌)武(宁)路上的本间第二十七师团，反八字形剪刀阵出现缝隙之际，派松浦第一○六师团在薛岳的反八字形剪刀阵孤军穿插，企图迂回包围中国军队。

孤军穿插，历来是战史上罕见的凶招、奇招、险招。面对这一突然出现的险情，薛岳当机立断，将计就计，主动放弃瑞武路上的本间第二十七师团，在江西德安境内的万家岭一带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松浦第一○六师团17000余人一举全歼，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

日军整整一个师团遭受灭顶之灾，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日本近代军事史上也绝无仅有。消息传出，日本朝野震动，如丧考妣，这个狂妄而不可一世的岛国民族，从此刻上了难以言传的隐痛。

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盛赞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毋庸讳言，在整个武汉会战的数千里战线上，中国军队丧师失地，败多胜少，而且武汉会战蒋介石也以失败告终。然而，薛岳第一兵团所在的南浔线战场，却出现了奇迹，就在中国军队战役败局已定之时，上演了一出此次会战战场上最激烈、最精彩、最惊心动魄，同时也是最让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的活剧。那么究竟玄机何在？我想这看似偶然，实则蕴涵着诸多必然因素，至少有三条是明显的：

其一，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将军，薛岳的军事才华在这次战役中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既注重知己知彼，深入了解分析敌情我情，作出实事求是的兵力部署，确立以险制险的战役决心；又能深谙摆兵布阵之要，巧妙而果断地利用地形地物，实施诈计奇谋，使敌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虽然其对手冈村宁次不失为日军之骁将，参战的日军部队也都是精锐之师，可谓两强相遇，但最终来犯之敌还是略逊一筹，败在薛岳手下。

其二，将士用命，众志成城，舍身报国，奋勇争先。万家岭大捷，真正的英雄还是无数舍生忘死的热血男儿(甚至还有热血女儿)。不论是薛岳统领的第一兵团，还是战役中临时配属给他的部队；不论是当时所谓的“嫡系”中央军，还是所谓的杂牌军；不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游击队(还有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抑或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各种地方武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都能舍身用命，浴血奋战。战场上许多可歌可泣、叹为观止的悲壮场面，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报效祖国的壮烈气概。所有这些都是同样应当载入民族史册的。

第三条至为关键：与整个抗日战争的性质一样，万家岭战役中，日本帝国主义是站在非正义一边，而被迫奋起反抗的中国人民站在正义一边。尽管中日在国力、军力强弱的对比上悬殊，加之当时的中国当局及其军队腐败无能，经常自取其败，令英雄扼腕叹息。幸而有始终高举抗战大旗、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光辉思想和雄才大略，指引了全民族的抗战方向，才使抗战历经艰难走向胜利。应该说，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程度、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沉痛牺牲，是不堪回首的。然而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这是一条铁的规律。无论情况如何复杂，道路如何曲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正义一方，属于中国人民。所以整个武汉会战虽多显败绩，但在局部战役中，一旦遇到了有血性有作为的对手，日本强盗也就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江西作家叶绍荣的长篇新作《万家岭大捷》一书，是一部全景式正面描写万家岭大捷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书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打开了有关万家岭大捷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档案，逼真地再现了万家岭大捷宏阔悲壮的历史风云，展示了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军人舍身报国的生命激情和人生情韵，塑造了薛岳、张发奎、吴奇伟、商震、王隆基、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群像，再现了国难当头无数热血男儿特别是基层官兵前仆后继血洒疆场的英雄气概，为后人了解万家岭大捷的历史真相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

薛岳是叶绍荣在此书中着意刻画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以其个性鲜明、能征善战而著称于世，史学界公认他为八年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抗日名将，是当之无愧的“抗日第一战将”。他成功地指挥了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他创造的“反八字形剪刀阵”、“天炉战法”等经典战例，至今仍为美国西点军校等世界各军事名校的必读教材。然而，作为国民党军事营垒中的重要一员，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薛岳也有过与人民为敌的记录。无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是铁杆反共分子，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是他生命中无法掩饰的败笔。薛岳一生中的两面性，我们一定要客观对待，区分清楚。我想表达的是，为什么同是一个薛岳，打日本时往往得心应手，常操胜券，而与共产党对抗时却屡吃败仗，最后还是落得个蜗居一隅、忧郁而终的下场？这就又回到了前文所述，即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即便是再有能耐的英雄好汉，只要站在非正义的立场上，就必然会被对手打败。所以抗日他能当英雄，反共他就只能是狗熊！

在对薛岳等抗日名将的刻画上，叶绍荣在《万家岭大捷》一书中作了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对薛岳，作者用当代意识审视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薛岳的功过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还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薛岳。我认为叶绍荣的探索是颇有意义的。杨成武将军曾经说过：“对他们(指民国将领)的历史坚持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是功绩就讲功绩，是过失就讲过失，一段时间有功就讲一段时间有功，一段时间有过就讲一段时间有过。”我想这是颇能发人深省的，也是我们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应该遵循的。

正如叶挺将军所言，万家岭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继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后所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然而平型关大捷、台儿庄之战早为人们耳熟能详，而与之毫不逊色的万家岭大捷却一直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所幸的是，随着《万家岭大捷》一书的出版面世，将拂去历史的尘埃，并将使这种遗憾逐渐成为过去。

《万家岭大捷》如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那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那如群星璀璨的人物群像，那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那险象环生的激战场面，那鲜活而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阅读美的享受。尤其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无数先辈用血肉之躯书写的保家卫国的生命壮歌，更是激励我们爱国向上的生动教材。

在此书脱稿之际，叶绍荣求序于我，我欣然应允，遂成此篇，以求教于方家。

2010年5月16日

发生于1938年的万家岭大捷，是抗日战争初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继平型关之战、台儿庄大战之后所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这次战役奇迹般地锄下了全歼日军一个师团这一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纪录。万家岭大捷胜利之时，日本朝野震动，举世震惊。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盛赞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外国《士米斯报》盛赞此次大捷“可为今后史家大书特书”。然而，因诸多历史原因，当年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却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至今鲜为人知。

该书是一部全景式描写万家岭大捷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直面历史。秉笔直书，为我们打开了有关万家岭大捷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档案，逼真地再现了当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宏阔悲壮的历史风云，为后人了解万家岭大捷的真相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部全景式正面描写万家岭大捷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书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打开了有关万家岭大捷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档案，逼真地再现了万家岭大捷宏阔悲壮的历史风云，展示了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军人舍身报国的生命激情和人生情韵，塑造了薛岳、张发奎、吴奇伟、商震、王隆基、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群像，再现了国难当头无数热血男儿特别是基层官兵前仆后继血洒疆场的英雄气概，为后人了解万家岭大捷的历史真相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该书如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那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那如群星璀璨的人物群像，那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那险象环生的激战场面，那鲜活而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阅读美的享受。尤其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无数先辈用血肉之躯书写的保家卫国的生命壮歌，更是激励我们爱国向上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