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提出的新教育实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行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种中国的教育风格的研究，它如一条鲇鱼，必将搅动中国教育这一潭水！

《教育的承诺(朱永新教育访谈录)》收录了39篇访谈，是从100多篇采访中选编的。限于篇幅，有许多精彩的访谈，尤其是内容相似的对话采访，就无法收录了。

《教育的承诺(朱永新教育访谈录)》收录了39篇访谈，朱永新先生作为身处高位的官员，对教育仍怀有如此激情，甚至是痴情。且如此深沉而质朴，实为难能可贵，不能不令人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永新先生的人格魅力衍生了新教育的魅力。

承诺是一种责任(代序言)

戴着镣铐，也要舞蹈

一个官员兼学者的教育理想

教育是一种理想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言说方式

用爱品味生命的美丽

戴着镣铐，也要舞蹈

教育，需要来一场深刻变革

让教育决策更加科学

让人文自觉突破政策短视

民办教育改革的出路

决策要倾听民间的声音

教育改革的方向

重建教育财政是唯一出路

经济发展背后的教育

转制学校路在何方

高等教育亟待新一轮改革

教育公平未完成

教育改革要用些猛药

重建教育改革的信心

教育改革三大看点

是理想者，更是行动者

新教育实验的意义、谱系与展望

是理想者，更是行动者

“新教育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新教育：孩子幸福快乐学习的“试验田”

前行、攀升与飞翔

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新教育

改变，从阅读开始

与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交流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

改变，从阅读开始

阅读让书香漫城

经典是文化的密码

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

最好的图书给最美丽的童年

浇花要浇根，教人要教心

转型期道德教育的新理念

共筑“人格长城”

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一所学校能给家长多少承诺

浇花要浇根，教人要教心

中国教育，从娃娃抓起不如从父母抓起

父母应该成为孩子的朋友

把智者的声音远播，将弱者的声音放大

后 记

记者：近两年您在教育界特别活跃，经常到各地学校调研、演讲，还主持着教育在线网站，并且不时有文章著述见诸报端，大家都想知道，您用什么时间当市长呢？

朱永新：我曾说过：“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我为苏州市打工。周六、周日，我得为自己的理想打工。”我的绝大部分精力毫无疑问在政府，我分管的工作不能说是完成得最出色的，但可以说是最出色的之一。无论是教育、文化、体育还是新闻出版，应该说做得都是很棒的，积累了很多经验，出台了很多在国内有影响的条例、法规。我做了七年的市长，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对我们的城市我是尽心尽力的，并不像有些人讲的，这个人不务正业，市长不好好做去做学问。

记者：有这样的说法吗？

朱永新：当然有。我这些年文章写了不少，但他们不知道我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到九点上班我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别人可能睡懒觉、搓麻将、喝酒，可我在看书，在思考问题。我想这是别人不知道的。

记者：听许多校长谈起您，就像谈他们的老朋友。在您身上确实少见“官”气，倒是彰显出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气质。您怎么评价这种个性？

朱永新：我承认自己比较张扬，但也得承认，任何个性都有两面性。外显的个性使很多人容易跟我一见如故，大多数人喜欢这种率性、率真的风格，跟我相处不需要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比较容易坦诚相见。我在和很多校长接触时，常会单刀直入，直陈这个学校的缺点，当时他们可能比较难堪，但过后会理解。当然，也有人觉得我喜欢出风头，说我搞“新教育实验”就是标新立异，以此标榜自己。我倒不是很在乎，也很少考虑别人怎么说。我知道这种个性和中国传统的谦谦君子的风格相去甚远。

记者：但您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学者，您尽可以保持这种鲜明的个性，然而现在您还是位政府官员，您有没有刻意地去改变什么？

朱永新：我从未想过改变，因为人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谓个陛就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思想的自由表达，是一个人快乐的源泉。有人开玩笑说：“您能够在中国的官场上存活下来是个奇迹。”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生存的这个环境比较宽松，我们苏州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和我的同事们，对我都很理解和宽容，大家知道我是从大学里来的，相对来说，大学里的人总是比较率真、耿直、敢讲话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好的生存环境非常重要，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P16-17

许多学校的招生广告中都有这样一句话：“给我一个孩子，还你一个英才。”

不少学校的墙上都写着这样的宣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每每看到这样的广告，我都不禁哑然失笑：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吗？

其实，在我们的教育中，承诺，责任，似乎已经难以找寻。嘴上说的，墙上挂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上做的，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套体系，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理念。这是我们教育的痛，也是我们心中的痛。

前不久，我的学生陶新华博士和北京大学的徐凯文博士来看我。他们两位都是大学生心理咨询行业颇有成就的专家，我抓住机会向他们了解现在许多大学生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们告诉我，现在学生的心理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普遍觉得没有方向感。

“为什么考大学？”——是父母和老师让考的。

“毕业以后干什么？”——找一个收入高的工作。

这是最普遍的回答。

徐凯文博士告诉我，他们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活动，向大学生播撒理想、阳光、乐观、幸福的梦想种子，希望我参加一个叫做“果壳时间·北京大学”的演讲会，通过“我有一个梦想——向内心找寻幸福的土壤”的活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讲自己的人生梦想。

陶新华博士讲到了南京某著名大学一位外籍老师的故事。一位德国汉学家的夫人，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书，系领导一再要求她在SCI(注：全称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上面发表文章，而她却毫不理会，仍然把大量时间花在批改学生作业和与学生的交流上。她说：还有什么比帮助学生成长更加重要的事情呢？她对中国大学对SCI如痴如醉的现象感到不可思议。徐凯文博士说，许多大学老师讽刺现在的SCI可以译作“愚蠢的中国人的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SCI上发表的论文完全不是准备给中国人看的，到底有多少用处呢？为什么不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

大学生和大学老师的问题，反映了我们的中小学与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正确的方向，没有真正的承诺。

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虚假承诺面前，所有的教育其实都不是指向学生的，而是为了一个分数、一次考试，为了学校的“整体荣誉”，为了教师自己的晋升。

那么，学校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承诺什么？

我认为，与其承诺还父母一个英才，不如老老实实说，还他们一个健康善良的孩子。学校毕竟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我们的教育，既要培养创新型的优秀人才，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实用型的技术能手，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培养合格的公民。让孩子们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个向上的梦想，有一种学习的能力，是教育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也应该是学校对于社会的基本承诺。

承诺是一种责任。承诺了，就要努力做到。做不到的，就不应该承诺。

承诺与责任，不仅存在于学校和家庭、社会之间，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缺少的品质。缺乏诚信，到处造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现象。所以，承诺与责任，本身也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承诺，让孩子们成为有理想、有激情的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果我们的大学承诺，老师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关爱学生的事业中去，或许我们的教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景。

朱永新

2011年4月22日

于北京至上海途中

山西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专程把《教育的使命——朱永新教育讲演录》和《教育的承诺——朱永新教育访谈录》两本书的摹拟本送来征求我的意见，不同的开本与装帧设计，很美。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就等你的序言和后记了。

我知道，不能再拖了。五月有一个书市，印刷在即。书总是需要一个序言或者后记的，交代一些事情，谈一些感想，答谢一些朋友。所以，只有赶紧写。

这些年来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尽管坊间流传着“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训诫，也有好心的人经常劝我少说话，少出头，少接受采访，但是我总是喜欢与媒体的朋友们交流。因为从优秀的媒体人身上，我们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他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经常让我耳目一新。

一般情况下，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不动脑筋的，他们往往喜欢拿着现成的新闻“通稿”，到会场转一下，从通稿上抄一些文字，应付差事，或者根本没有系统地看过你的材料，没有做任何预习的“功课”，就来采访你，让你从头开始说起。对于这样的记者，我基本没有讲话的愿望，往往敬而远之。

另外一种记者是非常用心的，在采访之前，他们往往比较全面地阅读了你的文字和关于你的文字，熟悉了你的基本情况；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也别具匠心，是你很少认真思考的，或者直逼你的薄弱环节，入木三分。他们能够发现你自己也没有发现的东西，能够丰富你的思想、开阔你的胸襟。幸运的是，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记者，如原《南方周末》的首席记者章敬平先生，在走进新教育以后，他提出这是“中国的新希望工程”，是“心灵的教育”，为新教育的发展定了位，把了脉。

因此，我不愿意放弃与那些有思想的媒体人的对话，许多媒体人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

这本书收录了39篇访谈，是从100多篇采访中选编的。限于篇幅，有许多精彩的访谈，尤其是内容相似的对话采访，就无法收录了。

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刘立平先生和责任编辑为这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访谈稿件我自己手边已经无法找到，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找来的，而且对于部分文字作了调整。感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的朋友，国家博物馆的画师陆天宁先生，为这本书提供了精美的国画。他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他的画作精致中有豪气，让人有想象的空间。感谢他的慷慨与美意。

朱永新

2011年4月22日

于北京至上海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