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一部随笔集，收录随笔三十九篇，内容从中国到世界，从文学到社会，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作者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病灶，以戏谑的文笔戳穿生活表象。内容丰富而多元，呈现出一个多面立体的、极具情感与个性的、日常生活中的余华。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余华自2003年以来的首部杂文集。十年来他走遍世界，以亦庄亦谐的笔锋将观察到的社会、时事、文化等现象一一记录剖析，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洞见社会固有病灶，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外而内深刻反省，在与世界的踫撞交锋中，呈现出一个崛起、变迁中的中国。

一个记忆回来了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哀悼日

奥运会与比尔·盖茨之杠杆

最安静的夏天

七天日记

录像带电影

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

巴金很好地走了

我的文学白日梦

荒诞是什么

飞翔和变形

生与死，死而复生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

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

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

两位学者的肖像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中国摁下的快门

我们的安魂曲

一个作家的力量

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

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大仲马的两部巨著

关键词：日常生活

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笔记

篮球场上踢足球

南非笔记

英格兰球迷

埃及笔记

迈阿密&达拉斯笔记

纽约笔记

非洲

酒故事

儿子的固执

写给儿子的信

附录一 《兄弟》创作日记

附录二 《第七天》之后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佘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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