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编著的这本《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为纪录片编导的访谈集，共摘录了20位中国现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编导，以代表性的作品为入口，记录了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和思考，不仅是对纪录片制作过程的详细讲解和分析，更有以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面貌的展现，体现了新闻作品的社会性和可读性，令读者非常有感触。

作者刘洁以田野调查式的研究精神，历时8年，走南行北，融合体制内外，独立完成了《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这样一份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的创作图谱。书中的这些访谈，构成了当代中国纪录片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章节。本书在咀嚼了纪录片三味的同时，还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复杂性，正如推开了一扇窗。因此，这并非只是一本访谈汇集，它更是一种真切的、尊重的、有深意的评论辑录。

刘洁访谈：解读人生的风景

活态的“刘式访谈”

水中可揽月 镜里能摘花

面对空空的镜框——纪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

《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

《老宅2003》：让自己的语言生长——纪录片编导李汝建访谈

《房东蒋先生》：在个性的舒展中呈现——纪录片自由创作者梁子访谈

《雾谷》：只为推开一扇窗——纪录片编导周岳军访谈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纪录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纪录片编导施润玖访谈

《白塔》：凝视另一种生存另一个江湖——纪录片编导苏青访谈

《台阶》：延展着形式的意味——纪录片编导费佑铭访谈

《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剧情框架中的生命纪录——纪录片编导胡庶访谈

《船工》：诗性的完整——纪录片编导姚松平访谈

《梦游》：弥散着荒诞的世像——纪录片编导黄文海访谈

《毕摩纪》：直抵心灵的情绪穿越——纪录片编导杨蕊访谈

《高三》：用成长造句——纪录片编导周浩访谈

《化蛹为蝶》：一种挣扎的美丽——纪录片编导王冬冬访谈

《中国已远》：生命面貌的流转——纪录片编导刘海平访谈

《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一种生命的出口——纪录片编导张战庆访谈

《秉爱》：沉淀出活着的苍凉与自信——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

《老马》：粗粝的生命质感——纪录片编导查晓原访谈

《的哥》：折射生命的万象之镜——纪录片编导范俭访谈

《红跑道》：谁人的起点谁人的梦——纪录片编导干超访谈

参考文献

后记 致友人的一封信

致谢

孙：这就得从《望长城》说起。因为，它对当时的影响，就像是爆发了一场地震，是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我们都在它的影响之中。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一直以来受到的是前苏联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注重的是电视的“宣传”功能和“说教”功能，往往忽略了电视的纪实功能。那个时候的创作一般是先有脚本，再按图索骥地进行拍摄。据说，当时《望长城》也是先写了一个本子，刘亚洲他们写的，叫做《东方老墙》，前后写了一年多。这个片子是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刘效礼任总导演，由日方投资合作完成的，创作观念必然受到外来者的影响。加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已经开放，人心渴望求变。

刚一开拍，问题就来了。《东方老墙》中写到的却拍不到，拍到了的又没有写，这时时间已经不等人了。当时，制片人是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和郭宝祥，他们和刘效礼几个人一合计，就像陈胜、吴广一样“揭竿而起”，拉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创作队伍，兵分四路开始了行动。这就像一场“没有预谋的革命”。

刘：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很有意思。

孙：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前提，摄录一体化的设备出现了，改变了长期以来声画分离的现状，再加上录像带的充足。这些条件都是过去不能比的。过去用胶片，片比只有1／3，只能摆拍；摄录分离的背包机，没法儿抓拍生活的自然流程；电池也只能用20来分钟。

刘：你看，朱羽君老师在《长城的呐喊》这篇文章里，写了这么一段，比较客观，我念给你听听：“《望长城》的创作人员还不都完全具备适应新的工作方式的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比如，有些摄像师在长镜头的运用上心中无数，抓不住现场的情节中心和闪光的事物，镜头的运用犹豫不决，不善于从流动的生活中抓人物的心态和整体的情绪氛围，对一些偶发因素和细节的审美趣味认识不足，因此摄像机的积极参与感少，客观冷漠的角度较多。”

孙：《望长城》的摄像，当时大多是部队搞新闻、搞电教工作的，缺少一定的正规训练。但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反而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没有什么制约。加上他们又兵分四路，那时没有手机，有时几乎到了指挥失控的地步。这反而切合了人们的求变不羁的心理，符合了纪实应跟着生活走的本来路径，改变了摄像机跟着导演走的传统方式。在有意和无意之问，纪实的意识增强了。刘效礼曾“恶狠狠”地说：“要生个不一样的孩子，丑也要丑得吓人一跳！”

刘：《望长城》在节目主持人的使用中也有所突破。

孙：对，这是陈汉元在拍《话说长江》时就意识到的。我觉得，他们做得最聪明的地方就是，意识到了影像艺术的纪实性特点。

“长城”是属于过去时范畴的，但把镜头对准长城两边当代人的生活，而且是普通人的生活，这一下子就触摸到了纪实的本质。所以，它没有叫《长城》，而叫《望长城》。1991年11月播出的时候，《望长城》给影视界和广大观众造成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它的影响，对中国影视界而言，怎么讲都不过分。

刘：那么，它给你带来的震撼是什么呢？

孙：我惊讶，纪录片还可以这么拍！因为，我们当时可以借鉴的影像资料和理论思考几乎是没有的。从此，我的思路拓宽了，我想拍一些现实生活中自己真心热爱的东西，让我感动的东西，让我能从心里找到应对的东西。对《望长城》的纪实风格我非常赞赏，但对那种扛着摄像机，随生活流程，走哪儿拍哪儿的做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想通过精心选择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生活片断，通过纪录浓缩了的真实生活，融进自己的思考。

刘：所以，在《望长城》之后，《最后的山神》没有跟风，没有成为“跟腚派”中的一员。跟风，来自人们的从众心理，来自人们对新事物的欣赏心理。你当时能如此冷静，在“长城”的巨大的影子里，拍出了一个独具风采的“山神”，实在是不容易。它的出现并获得大奖，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一方面丰富了纪录片纪录创作的样式，另一方面，它是对“跟腚派”创作风格的一种修正。让别人也明白了，纪录片也能这么拍。

北师大的张同道先生，把《最后的山神》归为“精英纪录片”一类。他在《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一文里说：“失去思考也就失去精英纪录片的显著特征”。

孙：我的确思考过很多。《望长城》的影响太大了！我就是想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能把我的思考融进去。而我在片子里，没有用主持人这种形式，是受了《沙与海》的影响。

我边做边琢磨，仅仅记录原生态，而没有艺术上的抽象，可能就没有普遍性了。一旦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也可能出现错误，升窄了、偏了。后来我想，我把它做成作品，这就是我对他们生活的理解。认识是我自己的，素材是属于公众的。

P5-6

活态的“刘式访谈”

刘洁的第三本个人专著：纪录片导演访谈集汇，即将出炉了。“刘式访谈”正式挂牌。

她让我来个“序”，我立刻推辞。为一个双料名牌学府之师兼博士作序，起码得博导头衔才撑得起资格，京城名流高人何其多。我只本科，编辑一个，纪录片爱好者，竟抬爱让我？……但因为在多半文字里，自己的“过手”角色，也经不起她的软磨和执著。

现时的电视理论文圈，趋时愈显，见解愈薄，文采愈弱。不少理论文章，穿着“制服”，端着架子，干涩、发柴，就连本该最口语化的访谈文章，也这样。

几年前，看到一篇访谈，仿如“时装”，眼前登时一亮。作者，刘洁。

做学刊编辑，最喜欢看到有灵性的文字，但少有人写。这种文体，评职称时，不被“论文”认可。认为访文，只是转述和传达，是借脑性质。在功利性愈重的当下中国，以“转述”来做学问，并借此晋升，傻了。但偏就有这样的傻，幸甚！“转述”，工夫并不轻简：口语化，原汁味，得要领，才能出亮色，获点拨。看似“简单劳动”，实则“轻工重罪”。做过这活计的都知，再精彩的谈话，仅实录照搬，那出来只是一个“麻线团”。谈时兴奋，谈后如何拎起？理线、编织、成品，考验着“纺弹”的本事。

时见有些访谈，或清汤寡水，或味同嚼蜡。有些是语境不合，或者只会套用，奥涩费读，简单变成复杂。有些只作“二传手”，看不到内里的互动，划拉文字，徒增信息，分出块块，就出笼了。没有专业的浸淫，窗户纸就隔。真情不到，不入内心，TA就不会交心，敷衍；不事先做好案头，你虽动，TA不互，尴尬。于是明白，访谈的表象是问和答，但实际上，是引和发，是对等的拉话。你原本也是同业，事先对受访人也有了解，只是让访谈有了基础。如果能够入髓入心，拨动思绪的共振，TA就能够拉开话匣，就有深谈。巴金说过，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成如容易却艰辛。

正是那篇访谈稿，开启了一处别致的学刊风景，刘洁也跋涉了几年腿和笔的“长征”。一种融合着灵锐见解和灵性脉动的行文风格，为学刊壮了行色。

理论为体，观照为用。但在刘洁文字里，这“用”，衍生出不一样的呈像——

用心。是思维的历练。在人所不察中，她有所察。所谓看和看见，前者过眼，她人心。

用功。是心性的磨砺。在寻觅中，在定位中，在耗时中，且细磨，慢就慢，只求专。

用巧。是灵性的“狡黠”。先观片，继读人。人通百通，以“同类项”或“相似性”，以感同身受，获得信任。访是目的、功利，谈是忘机、情义。结人脉，巧用“地缘”认人缘；走南北，竟然“乡党”处处见。体制内外，都能找到共通性、认同点。文可柔软，武可刚硬。军人家庭，时代文青，江湖闯荡，圈内同道，学者姿名……阅历，知性，就这样转化为资本，成为公关的通行证。这比单一的身份，无疑更好交情。

用轫。是执著的能量。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不惜食“谷种”，暂“欠奉”。先涉水，蹭会，看片，主动出击的行为，自己垫路费，“逃”会费，获得现场、目睹、交晤的机会。似“实习阶段”，实际进入了“访谈前史”，成为日后的因缘。一旦“三年早知道”，就有了接触的近乎。

用诚。是取信的基础。她的诚意，是以低位进入的姿态，虚心请教，也在其中自我修炼。比她年长者或年幼者，都可以不耻下问，不惜脚力，不计路途，汲取所长。获得所需的同时，也滋养着自己。

用“性”。是自身的优长。性别，性情，性格，柔声慢语可以软化硬言躁心，密友式的“纺弹”，融洽氛围，让彼此双方熨帖气场。时尚的外包装，60后的“骑墙”，女博士的风尚，如此学者做“纺弹”，风姿别样。

或者是这些所“用”，型塑了一种访谈文章的风范。那读文的感觉，好像欣赏着时装。

其实，刘洁以“纪录片是怎样做成的”作一部部题解的过程，也从中逐渐看到了她的访谈是怎样炼成的。访谈本身，也成了一种“准纪录片”历程：冲动，体察，介入，得知，启动。访谈看似是二度创作，其实不弱原创性质。七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排列，就能创造出美妙的乐音。访谈也是，将看似平淡的、琐细的、经意和不经意的行为，随意的表述，经过条分缕析，见出“整理”的功力。以你的识见，进入TA的世界，解读就有了层次和内涵。太极图，因为有了阴阳鱼眼，让简单成为生动。访谈成文后的大小标题，前言后语，就是这“眼”。纲举目张，让碎语有了意义。收放有度，“气口”和“闲笔”，有了情致，有了呼吸，紧致中的舒展，舒展中的紧致。抛开定论和成见，甚至不惜“冒犯”，直面具体的人和片，穿越表象，直抵本原。触发，悟性升华；共鸣，思维延展。做学问，还能与心灵修炼同行，这访谈，就是以个案做“一般”，以个性显人性。

逐步地，立了一种“刘式”：情真包围程式。文本不彰“系统”，悟性不显“理论”，不披逻辑外衣，不拉大题，只做个案。不是“广告片”，只博亮眼；不是“专题片”，观念领衔；不是娱记体、新闻追，但有精神的愉悦、资情的获得。刘是紧盯“人”，做人的探问，对准体制内的个人行为，体制外的独行侠类，为的都是将作者本身的和作品片中的人性释放与挖掘出来。不孤立地谈作品，纪录片人就大有故事。主流纪录片以大做大，个人纪录片以浅见深。虽然都有着良善的愿望，但思维路径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主流媒体需要赞歌，社会受众更愿直面世相。相信直觉，越可以去感受，接近第一手的感受。人文纪录片者，多有艺术家、诗人的基因，片不独特死不休。哪怕身体是体制的，思维却是个人的，这才导致了一批曾在体制里培训过、濡染过、打拼过，最终逃离体制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并相继进入了刘视线。在做关于“片”的学问中，进入“人”的视野，探求纪录片的堂奥。戒表达俗常空洞的“破词儿”，让自己的语言生长。对个体和群体的感受和观察，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家认知和灵性笔触。

还有什么不足？且说一二。开始的“刘式”，有学者、专家的品评。所持不一，在视野中，便多了思考的向度。可此功太大，费时更多，不能贯穿，有点遗憾。顺拐多，逆思少。就呈象而论的多，质疑性、超越性显弱。如果让访谈行文，时有“跳脱”，也进出个自演的“第三者”，会不会让思考更欢实一点、多维一点、“另类”一点，比“本论”立体一点、深透一点，也更活态一点？

质本洁来还洁去，表达了一种“出世”之质，清纯和坚毅。美之为美斯恶矣，以“人世”的淡定，让心水更清。洁呈单相，法无定则，心主神明，人性通关，以无厚人有间，游刃于大干世相，在咀嚼纪录片三昧的同时，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复杂性，正如《雾谷》：推开了一扇窗。

有一种汤，清亮，料真、味足。广州的一个招牌名食白切鸡，嫩黄清鲜，原汁原味中，皮爽、肉滑，骨有味。烹饪时虽短，“秘水”已浸润，功夫和学问在其中。

且作“刘式访谈”的启示。

2012年4月15日 于广州天朗阁

致友A的一封信

你好！

自从决定把这些访谈辑录成书，我就在想必须请你写篇序言，不为拉大旗作虎皮，只为一路上你在看着，你懂得！

真心说，添麻烦了！张以庆说我找对人了！

你太要求完美了！不过是怪我不周到。我会同时发一份简历、一份自述，再就是这封信，絮叨一下访谈过程，尽可能让事实如在近旁。

记得是在2001年的冬天，我跟孙曾田导演在北师大那窄窄的北门巷子里，看见了那么年轻的你——没想到，因为看了你的很多文字，很敬仰，以为是位老先生。记得你还借了几盘《北方的纳努克》等片子给我们，影像虽不太清晰，但是看见了“真”东西，很感动。当时，我还想考你的博士生呢。

我研究纪录片出道比较晚，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了，当然主要是受了孙曾田和张以庆导演的不小影响。那时，孙曾田正在三峡拍摄纪录片《白龙舟》，途经武汉，经张以庆介绍识得，我便邀请孙导到我们学校做讲座。他的代表作《最后的山神》和《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给我启蒙。那时，我跟张以庆是湖北电视台的“同事”，经常看他的片子，到他的拍摄现场，听他谈论自己的感悟，还跟他混迹各种纪录片会场。我关注并喜爱上纪录片，就是这么开始的。

1987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了中南财经大学教书，1995年又考回了武大读硕，师从刘继馥先生。后来，留在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出校门进校门，但也不断地利用假期、没课的时候在武汉、深圳的报纸和杂志社当记者。当时，我觉得如果连自己都不会写、不会表达，你如何教得了学生呢？所以，总在不断地通过各种实践去翻越从知识到能力的转换之山。

1993年，我去了湖北电视台专题部，兼职担任编导和主持工作直到2000年。当时的专题部主任杨效先、景高地先生给了我太好的创作平台，焦点组和人物组的制片人朱力军和刘小津先生更是对我充分地信任。记得第一次教我电视采访的是我的同学刘文杰，第一次教我对编剪辑的是编导冷智宏。在焦点和人物栏目组，我采写编播样样干，得益太多！后来，我从专题部抽调去做纪录片……在那里跟刘德东搭班儿采访并剪辑了十集纪录片《中国治水人》。可以说后来我转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转向纪录片创作之路，跟这七年多的创作经历分不开。呵呵，张以庆拍摄《幼儿园》，还是我推荐刘德东去做摄影的。他现在跟你拍的纪录片《小人国》，我看了，依然有他独到的发现。

1998年，刚去武大新闻学院那会，有一次为毕业班学生看论文，他们写有关纪录片的，说到这片那片……我看文字大多来自你们的书、文章和言论等，我就问：“看过论文涉及的哪些片子？”回答：“一部都没有！”——这在当时刺痛了我。

武汉，上下不着！那时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武大新闻，专于史和论，当时少有新近的纪录片能给学生观看。这在你们看来不可思议，可在北京之外不少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至今仍然如此。

出于责任心吧，我决定搜集片子。不能在我的纪录片课上只干讲，没片子看。那就从力昕能及的事做起吧！

这样，我“蹭会”的各种经历就开始了（当时，会务费大多几千元，学院只鼓励用课题费参会）。呵，采用会务服务、写稿子、混脸熟等方式蹭会。纪录片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贡吉玖先生、秘书长刘莉女士，还有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韩亚力先生、办公室主任王磊先生等都给过我很多帮助。当然，独立纪录片影像展是不收会务费的。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会议，我结识了全国体制内外不少的纪录片人，大量搜片子的活动也就开始了。搜着搜着，感觉应该去好好解读，并研究——这是缘由之一。

一次，曾田找我说有杂志跟他约稿，希望他谈谈中国纪实性纪录片的创作历程与评价。怎么才能阐释得清呢？我建议他以访谈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理性中透着感性，可以让读者各看各的景，各修各的道。我好好地做了“功课”。第一篇访谈在2002年就这么开始了。

2003年，我来到中国传媒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与新闻学院读博，师从朱羽君教授。头三个月特别矛盾，我的导师、高鑫教授、钟大年教授、胡智锋教授等，以及我们学院多年研究纪录片的何苏六、张雅欣、陈刚教授等，还有你和单万里研究员……你们较早研究纪录片，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真的，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走？！  思来想去，高处登不上，我往低处走。那时，纪录片已经被娱乐化、市场化严重挤压，关注纪录片创作与发展“现在时”的学人并不太多。那我为什么不学“田野调查”的那种扎实的精神，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去找、去做，做多了就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况且，此时我还看见一种觉悟，看见林旭东、吕新雨、张献民、张亚璇等，正在以一己之力努力地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独立创作。复旦大学的吕新雨教授曾经也做过一些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人的重要访谈，这给我启示不小。

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只要片子好，无论编导在哪里，什么昆明、大连、黑龙江、天津、武汉……都得亲自去访谈，不找人替代。那会，读博期间，收入微薄，但我不想因为这难为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差钱就想办法挣，还厚脸向家人伸手，呵呵。

想好了就开始，从熟人下手。那时张以庆的《幼儿园》刚出来，各种版本我已经看了12遍，就从它开始。我还是认真做了功课，准备了20多个大题（每个题还可细分）。为了与张以庆拉开“陌生化”的距离，我叫上了我的三个美女硕士，面对美女们张老师讲得很好，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3天扒完词，我陆续整理了近20天，之后又跟朱羽君老师、陈汉元老师、刘效礼老师、董子竹老师、时间老师等链接采访。其中，思考访谈的关键点、提炼观点、顺畅思路、同类合并、呈现样态、氛围语气还原等。等完成访谈稿，一个月了！

时间成本特别高！当时，有一本独立影像访谈录2、3个月就完成了一本书！我着急、焦虑过。后来想想，既然不愿找人替代，既然想让访谈呈现一定的深度，没别的办法，慢就慢吧。

当然，我曾在电视台做过多年的人物访谈，很清楚无论你怎样提炼、归纳，“还原”是第一位的，就是让被访谈者看完这篇访谈，觉得还是他说的，不能是你刘洁说的。——以至于每次完稿，我都会发给TA本人看。一看，有没有硬伤，二看，是不是TA说的话。

完成后，再交给《南方电视学刊》。经刘宏教授和学刊的编辑——漂亮的程缨女士引荐，我有幸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编辑郭际生老师，他拍过纪录片，常年研究纪录片，具有很高的眼界。他鼓励我做成系列，并给访谈系列起了一个名——“中国新派纪录片编导访谈”。每次全文一万多字，他都给了足够的文稿空间。他非常可爱，只要我的访谈写了在什么“酒吧”采访的，他一定让我改成茶社，说酒吧“有点那个”，茶社像文人去的地方。哈哈。

接下来，各种官方民办的纪录片会议、纪录片沙龙、纪录片工作室……只要有片就去。以至于，有人误解我是个开会迷！哈哈，不管！为的就是选我要访谈的片子！张以庆夸张地表扬我是高校里与纪录片界联系最紧密的“铁杆儿”。

后来，这个系列访谈每在杂志上发表一篇，一个月后就上传到纪录片委员会创办的“中国纪录片网站”上。各种报刊、网站陆续采用转载，甚至还有些影视培训机构直接“拿去”作为教案。当时，担任“中国纪录片网站”站长的田力先生给予了很多帮助。

可以说，至今每一个访谈背后的故事都历历在目——

大连。李汝建是一个你还没开始提问，他就滔滔不绝的人，哈。吃着海鲜，听他神侃。到机房看他新出的片子，见他的哥们张申。酒店里还有他让好友王轶群送来的白玫瑰……只好连续采访两次，才慢慢“拉回”了他。

采访梁子可难了，个性＋名人的没时间，哈！先是短信、电话、邮件，不理！均认为“刘洁是一个穿平底鞋、梳秀芝头，戴眼镜，呆头呆脑，丑了吧唧的女博士……她采访什么劲儿！”（梁子原话）于是，我继续攀云南老山军人出身家庭、攀陕西西安乡党……用尽招数。她突然有一天说你来吧……其实，那会我已经放假回了武汉。好吧，二话不说，立刻进京。待到见面之前，她突然又打来电话说算了吧！……气坏了我，叭叭叭说了一通后，女人街终于见面……她请非洲的大使夫人吃饭，我是被捎带脚儿随便拉来一见的。可是，一见面，我俩就“钟情”了，呵呵。最后成了我俩私谈，送走了大使夫人。坐在一间酒吧的房顶平台上，从晚上9点，谈到了凌晨3点，被众多蚊子轰咬着。结果，超过了23点锁门时间，我回不去学校的博士公寓了，又没带身份证……唉，打车穿越北京城，敲开了住在亚运村的一朋友家才算安生。

采访到凌晨，可不止一次。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尽量靠近被采访者。在北京电影学院旁卢米埃尔咖啡屋，跟杨蕊聊得酣畅，聊到了快打烊，直到她妈妈打来电话……把苏青请到北师大，借了一间宿舍，畅聊至天快亮，可是怎么完成编辑要访谈照的任务呢？灵机一动，把刚买来的砖头型面包抠个槽儿，卡片机往里一插，放到书架上还能调整上下角度，就这样完成了自拍访谈照。苏青大赞说作为专业人他都想不到！说来好玩，我们的访谈照有饭店、宾馆、酒吧的服务员……甚至路人给拍的。呵呵，每次所上图片，都是交给女儿沃克，请她裁剪、修饰，从初中、高中直到她大学。

在北京前海的第一家酒吧里，见到施润玖，他年轻，很有想法，走南闯北，但挺纯粹。在昆明，见周岳军。他热情有想法，说话是联想型的，经常会让我跑神儿，跑去想象那云南山野中“天堂隔壁”的唱诗班那些拙朴的农民们唱出天籁般的歌声……以至于，我又采访了一遍。

这系列访谈，经历了我毕业、留校。在持续访谈的这些年里，我没少烦扰我的精神导师董子竹先生，以及我武大的硕导刘继馥先生。我经常通过电话，跟他们述说，得他们教诲。

后来，采访黄文海、刘海平、查晓原，我的感触是我为他们做了一件踏实的好事。黄文海很羞涩，谈话时结结巴巴，眼睛不看我，哈哈……现在不同啦，说话滔滔不绝！访谈快要出刊时，他传来信息，获得了法国马赛大奖！文稿第一时间给他做出了应和。

采访刘海平，是在北京玉泉路的一家苗族餐馆里，嘈杂，说话头疼。等采访完，服务员已经打扫完卫生，围拢着看电视，等待着我们离开。这一期，整理文稿的工作量最大，不光要了解安东尼奥尼的所有影片风格特色、创作经历与创作言论，还要了解安公1972年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的背景、实拍情况，以及后来遭批判的情况……还有刘海平及夫人的创作状况，刘海平作品特点和风格，以及他们的纪录片《中国已远》……文稿将要出刊时，大师安东尼奥尼去世，访谈稿成了最先追忆大师的文稿。

查晓原原来是宁夏银川干电信的，快50岁了，突然被一种东西感动，关掉了自己的公司，去西海固拍上了纪录片。当他由朋友摄影家王征引来找我时，我看见一个花白头发、留着平头，很利索的中年人。他带了一大摞光盘。回家打开一集集看，呵，他的字幕出得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但影片的人物、场景，着实令人感动，质朴得直逼人心！于是好好地替他做了一些整理，提出建议让他修改那长长的片名，并剪成单片。后来，他在草场地、宋庄参加影展，获得了很多支持和赞誉。

这些踏实的好事，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这是慢慢显现出来的。

1.这么多年，一篇一篇的访谈打牢了我的基础，为我博士论文的完成给足了力量；也为我现在观片、审片、评片，能够做到清醒透彻，给足了底气。

2.通过梳理，将一些零碎的客观信息，如时间、地点、片长、耗材等呈现出来；将一些零散的体会、思辨、灵感，有效地进行组织；将一些零落的体会、经验、偶感，有机地编排在一起。尽可能做到了有效的档案记录。

3.每个采访前，至少拉片子3～4遍，阅读大量的文献，观看相关的影片，列出20～30个大问题（每个问题还可细分），把功课做足。方法很笨，但很有效！尽可能在访谈中传递出饱满的有效信息，以及对话的环境与情境，以便整合地理解访谈录透射出来的灵性。

4.每一份访谈稿，从照片到文字，无论怎样提炼、归纳、梳理，“还原”编导的本意、还原语境、还原气氛、还原真实感，是最为重要的！他可以让读者各看各的景、各修各的道。

5.从目前一些有关纪录片的书籍、期刊、网站来看，人们大多在谈论着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和拍摄技巧，谈论着独立的纪录影像、谈论着女性纪录片……我也思考过，我为什么这么选作品，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访谈样态呢。是随机？是爱好？是有意设置？——真感谢郭际生老师，他没限制我。他是我犹豫不定时的主心骨！

应该说，我是随心而往，没有提前设置的，只是访着写着就形成了这种样态；我也没有划定被采访者的作品是体制内或体制外，是商业或独立，是运动或宣传，是电影或电视……那么，我选片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从一篇、两篇，直到二十篇，郭际生老师不拦着，我也就觉得没有禁忌，全凭眼力、凭着内心的召唤……突然有一天，明白了！我找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尽心之表达、率性之呈现”的作者纪录影像！即具有法国新浪潮所倡导的“作者电影”品质。

这样，我的路就更宽了。

昨天，在学校北院的小书店买到一本书《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主题·视点·表达》，作者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姜娟博士。偶然翻到她写的一段文字，摘抄给你，不为虚炫，仅提供参考。

……个别访谈还触及了纪录片深层的理论问题，比如，刘洁在《南方电

视学刊》上所发表的“中国纪录片新派导演的学术访谈”，系列中涉及了多个

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访谈，属于较有分量的访谈录，触及了独立纪录片有关纪录

真实、主观性、纪录形态、纪录精神等纪录片深层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成为

研究独立纪录片创作主体以及纪录片本体的重要参考。

当然，姜娟是从独立影像的角度来看的。

记得年少时得到过一本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小说《失去的金铃子》，这本书为我开智。奇怪的是，这书如同它的名字一般，丢失了一本，又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一本，可是后来又失去了……就像我们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人生。情节不大记得，只是牢牢地记住了一句话：“有意义的是追求的过程。”这句话曾经激励过我的青春，也正在诠释着我的现在与未来。

祝好！

刘洁

2012年3月26日识于北京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