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祖杰编著的《来言》内容介绍：有的人，有的事，

你可以回避，但无法忘掉。

记忆是否支离破碎，要看时间的态度。

关于时间的说法，可以发生“破镜”，

也可以出现“重圆”。

盘点生活，

我们要接受毫不犹豫的光鲜，

也要面对毫不含糊的丑陋……

庆祖杰编著的《来言》内容介绍：夏末秋初的一天，

当太阳变得血红的时候，

一个预定了“炎”字的男孩如约而至。

接生的医生按惯例，

在他的屁股拍下人世间的第一个巴掌，

他非常配合，

哇地大哭起来，

哭声委屈、娇柔、做作。

和所有的新生儿别无二致。

继续是在午休的甜梦中被轰轰的敲门声给砸醒的。

继续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还有些迷糊。门的冲击声通过空气撞击着他的耳膜，搞得他的脑袋嗡嗡作响。继续有点生气。他没看地上，习惯性地用脚去勾上床时蹬掉的塑料拖鞋，揉着无精打采的眼睛，朝宿舍的门晃去。

都说过了不准中午来找我，还是不听。他没有问是谁，还能有谁，问了也没用，只要门关上，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找他。他们自己听不见，以为老师也听不见。老师是听见的，问题出在即使门被敲哭了，他们自己也听不见。

继续拧开门，准备打出一个带点生气意味、带点烦人表情——“又怎么了”——的手势。他的手形只做了一半，还没完全展开，只是刚刚抬起，就停在胸前，也就没表示出任何意思。手形和手势不同，手形只有完成为手势，才有词语的意义，才有表达的内容，才能叫作说话。他的这个动作贴切地用一个成语来说，叫欲言又止，或者张口结舌。总之，没有说出话来。

门口立着的是老校长。老校长的手也扬在空中，显然是门的打开让他再一次捶门的动作没有做完。继续愣了一下，他显然睡忘了，他工作的这个地方，除了聋哑学生，老校长也是这样隔着门找人的。老校长的听力这两年每况愈下，到了聋哑学校后，朝着聋哑人的方向靠近得很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他听你说话时，要做一个动作，把脑袋和身体的角度调成与你合适的方向，让耳朵对声音的搜集更有效率。老校长听人说话的表情，动感、丰富、专注、认真，让你不忍分心，不能敷衍，想打九折都不行。

没等继续张口，老校长招手示意跟他走。继续有点尴尬，他发觉自己对嘴巴的控制越来越落在了手的后面。平时对自己也就算了，今天在老校长面前也没调整好发条。

老校长不会打手语，也不用和继续打手语，他们之间的交流用的是口语，还都属于听人的范畴。  “来言被弄到隔壁去了。”老校长瞥了两边一眼，对继续说。

老校长指的隔壁，继续知道。

继续工作的单位是浦江县聋哑学校。浦江是南京的郊县，和南京一江之隔。刨除隶属关系，南京是南京，浦江是浦江。浦江的人习惯说南京那边怎样怎样。虽然只有五亩地，两排大大小小十五间半的平房，但浦江县聋哑学校单门独院，砌有围墙，是个独立的单位。再拔高点说，还是县教育局的直属学校。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它在县城，真要深较，准确地说，出县城西门两公里。

作为单位，聋哑学校有个大门。说是大门，实在很小，和聋哑学校的校园面积成比例。大门没有门房，也不需要人值班，隔壁的教师进修学校代劳了。出了这个门不算出门，真正的门是进修学校的大门，全天候，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聋哑学校从老校长到老师学生，上街、回家、看病、开会，不论外出干什么都要穿过进修学校的大院，经过门房的许可才能进出。聋哑学校的门只是个通道，门的管理职能在它身上的体现就是防止聋哑学生窜到隔壁去。这个门中门是在进修学校北侧的围墙上开的，居于聋哑学校里面两排平房之间不在正中的位置上。站在聋哑学校的院子里看，这门显得不等称，距西边的一排房子太近，骑车进来，不小心能冲到教室的走廊上。这个门开得不安全，不符合中国的建筑学风水。这个门开得最憋气的是不雅观，它原本可以居中的位置端坐着一座厕所。聋哑学校的两排平房坐东朝西，这个挤占了大门位置的厕所堂而皇之地坐北朝南，聋哑学校毫无办法，厕所的厕史远远长于他们的校史。聋哑学校的人和进修学校的人照面最多的就是在进进出出自己的大门的时候，碰到后者提着裤子解着腰带从厕所里进进出出。开始来的人，会觉着不雅。时间长了，大家都这样，慢慢也就习惯了。无论进出厕所，都是人生之快事。办好事和急着办事的人，都不屑计较。

聋哑学校的大门是以关闭为主的。没有看门人，教职工人手一把钥匙，自己开关锁。学生集中进出的时段每个月两次，他们间周休息，一次周五下午回家，一次周日下午回来，班主任轮流值班。

五亩地的校园，很近的路，和老校长话语的简练相当。P1－3

看到过一句话——人的一生要做四件事：盖一座房子，养一个孩子，种一棵树，写一本书。人到中年的时候，忽然有了对照这四件事的冲动，还较了点真。前三件事都做了，就想写一本书。

写书和走路、开车类似，都喜欢自己熟悉的路。专业的作家每每会有体验生活的做法。像我这样的文学票友，还是相当业余的，只能将回味生活当作体验了。我工作后开始的职业生涯就是特殊教育，没来得及回头看。二十三年像二十三座车站，一座一座立在了身后。我像是开车在前进，又像是坐车在旅行。有很多人会评估所从事的工作对人生的影响——荣耀或卑微，积极或消极，出世或入世，职业或事业。我呢？我走过的二十三年的路，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一直在一条路上走，故而没有细想，也没有比较。横向的，纵向的，都没有。也可能是不敢想，想多了会失重，会无处藏心，掩饰都掩饰不了。就如前段时间，回到我面临拆迁的故乡的村庄，是仲春，草木葱茏，一派的生机无限。父母亲一砖一瓦搭建的两层小楼掩映其中，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可是我发现它分明在流泪，是告别的泪，无奈的泪，远行却不再回来、有去无回的泪。可是我们都无能为力。其时，电视里正在播报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后救援的相关消息。请谅解我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表达同样一个心情。

诧异于我想写一本书时，冒出来的有限素材，都是与我涉及的工作、生活经历有关。之所以说涉及，是书中人物有我的影子，我尊敬的长者的影子，我的同事、同学的影子，我的师范学生以及我的残障学生的影子。但没有一对一的原型——我伤害不起自己，更不能伤害别人。小学时，老师就告诉过我们，一个人物可以有几个原型。综合的越多，人物就越饱满。不知这几十个字，够不够得上废话的档次。我知道，想将话说得让人看了就觉得浪费时间，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会有喜，有怒，有哀，有乐。缘由不同，背景不同，结果也自是不同。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在摆弄这些文字时，重温了我及我熟悉人的喜怒哀乐，我承认了一个事实——我总是被一种叫无奈的情绪笼罩。它存在我的意识里由来已久，只是我从未刻意地触摸它。就如我生长的村庄，父母辛勤搭建的房屋，它们都必然消失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城镇化浪潮中。几乎没有声息，谈不上主动，还是被动。

无从选择。

除非亲历，你不能想象这样的场景。有那么两三年，我给我失去了声音却努力着到大学来求学的学生上课。我用的是手语，还加上口语，我教授的内容比较丰富——哲学、经济学、法律，当然，你不能用研究的标准来要求我和他们。其实我非同一般的空虚，说折磨也不过分。为掩饰内心的空虚，在课堂上，我会发出让自己觉得真实的响亮声音，比高考前夕各地的县中重点班的语文老师还要亢奋，并且激昂。整个教室的空气都被弄得莫名其妙，嗡嗡作响。拎着水壶从教室外经过的物业公司的师傅，惊异地站在窗外，他不仅莫名其妙，脸上还挂着与职业不相称的惆怅和同情。是仿佛知道我的声音徒劳的人的同情，是不需要掩饰的同情，何况他的同情还添加了摇头，以及姗姗而去的背影。我知道，他同情的不只是我，还有在我唾沫星子笼罩下的学生。和他们在一起，我离不开声音，却又害怕声音。你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我在这样的空间中的感受。但你一定走过夜路，做过夜行者，是空旷的野外，漆黑的夜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夜行的惊悚。面对失去声音的人，声音是人的渴望，声音也是人的噩梦。不只是行路者，也包括我，我的同学，我的学生。

一个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为了写本书，学着把事情讲成故事。故事不精彩，叙述也不矫情，甚至有点沉重。讲完一段，回头看，又说不出这样讲的理由。于是，为自己开脱——无奈，是不需要理由的。或者，无奈，就是一种理由。

有的人，有的事，你可以回避，但无法忘掉。记忆是否支离破碎，要看时间的态度。关于时间的说法，可以发生“破镜”，也可以出现“重圆”。盘点生活，我们要接受毫不犹豫的光鲜，也要面对毫不含糊的丑陋。

不知道自序里是否都要说一番感谢。流行的借口是——该说的不说也不对。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筹）丁勇书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蕾女士，郑海燕、王雅琼老师的关爱，使我电脑里的文字，汇聚在有缘人的面前。

实现了我写一本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