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注重历史描述，而于结论则较为谨慎，力避武断轻率；书中善于面对繁杂宏大的文学材料做出理论概括，显示出驾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驾驭的出色才能；艺术感受能力与体悟能力很强，能以生动明快的语言提出一针见血的精彩论断。

《超越雅俗》是孔庆东的博士论文集，文章截取抗战时期为横断面，对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和雅俗文学的互动关系作出考察，研究雅俗文学之间的某些规律。

以嬉笑怒骂、幽默风趣的文风见长，成为当代校园文化偶像的孔庆东，做起学问来体现出十足的严谨认真的学者风范。《超越雅俗》具体来说，有三大特色：一是注重历史描述，而于结论则较为谨慎，力避武断轻率；二是善于面对繁杂宏大的文学材料作出理论概括，显示出作者驾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驾驭的出色才能；三是艺术感受能力与体悟能力很强，能以生动明快的语言提出一针见血的精彩论断。

孔庆东绝对对得起校园文化偶像这个名头，这样一部正经八百的学术论著，仔细读来，也能捕捉到孔庆东独有的幽默。“假如王熙凤具有了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这句在网络上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出处正是孔庆东的这部严肃的学术论文集《超越雅俗》。

序：严家炎

第一章 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

 一 通俗小说概念阐释

 二 古代通俗小说流变

 三 近现代通俗小说流变

 四 如何界定通俗小说

第二章 战前通俗小说扫描

 一 现代通俗小说四阶段

 二 民初五年的繁荣

 三 调整期概况

 四 中兴期概况

第三章 抗战与通俗小说的勃兴

 一 勃兴的必然性

 二 沦陷区通俗小说

 三 国统区通俗小说

 四 解放区通俗小说

第四章 理论建设的自觉

 一 理论建设的基础及特点

 二 解放区作为理论中心

 三 国统区的探讨

 四 沦陷区的几场论争

第五章 雅俗文学的互动

 一 十二类考察对象

 二 新文学小说的求雅与随俗

 三 通俗小说的雅化

 四 新类型的诞生，

第六章 类型的深化与综合

结束语

附录 抗战时期重要通俗小说作家小传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其次，南派与北派并非对峙于同一时空。先是“南派”独霸通俗文坛，那时尚无“北派”的影子。而“北派”崛起之后，“南派”便“由盛转衰”，张赣生解释说“也可将北派通俗小说视为南派通俗小说的发展”。。“后二十年北派居上时，才真正进入了民国通俗小说的新纪元。”既然如此，何不简捷地分为前期、后期。以共时性的概念命名历时性的对象，徒滋纷乱。

何况，对南、北两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判断也与文学史实颇有凿枘。比如在“南派为主”的20年代，北方就有董濯缨的《新新外史》，在天津《益世报》连载达十二年，名垂一时；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正集出了八册，续集又出了八册，加上《英雄走国记》、《大侠殷一官轶事》等，与南方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号称“南向北赵”；至于张恨水，他本人最看重的三部大作均诞生在20年代——1924年《春明外史》、1926年(《金粉世家》、1929年《啼笑因缘》。而到了“北派居上”的后二十年，包天笑、程瞻庐、顾明道等南派作家也迭有力作问世，特别是秦瘦鸥1941年发表的((秋海棠》，冠绝通俗文坛，轰动四方，再加上一批受新文学观念影响较深的后起之秀，难道把他们都解释成“身在南方，实为北派”或“南派受北派影响后之自然发展”不成？

所以，对于南派、北派之称，只能在不十分强调精确的语境中，出于对习惯提法的尊重，姑妄言之。南派、北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风格差异，还可仔细研究，但不宜用来划分阶段。现代通俗小说的分期，应从更广的视角来加以判定。

把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约定在民国肇元的1912年，基本不成问题。除了文学创作背景的巨变之外，还有两部重要作品可看做标志——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均在这一年问世。那么，此后的第一次转折发生于何时呢？张赣生定为1919年，理由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在小说方面，批判的矛头直指上海的通俗小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学的起点，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不但改变了通俗小说独霸文坛的局面，使通俗小说面对一个崭新的生存环境，而且迫使通俗小说调整自己的姿态，变革自身的面貌。所以，以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分界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新文化运动并非始于1919年，而应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早在1916年就痛斥当时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许多文章都对通俗小说大张挞伐。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云：“余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批评时下的新小说“全是不懂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批评当时的“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做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这些都在1919年之前。只是到了1919年，斗争进入高潮，出现了钱玄同《“黑幕”书》，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周作人(仲密)《论“黑幕”》、《再论“黑幕”》，鲁迅《有无相通》等重要批判文章，而通俗小说方面则有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等文章进行反击。P33-34

我向来不大为朋友、熟人的书稿作序。几年前，汪曾祺先生曾一本正经地开导我：“人到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家写序的义务。”仔细想想，这也是在情在理的实话。于是，在屡辞不获的情况下，有时也勉为其难地写些所谓“序”的蹩脚文字。

不过，这回庆东的博士论文《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出版，倒是我自己一口应承为之写序的。这并非因为我们曾有的师生关系，而是由于我也对通俗小说的某些现象感兴趣，读他的论著常常引起共鸣。说白点，也许可以叫做“臭味相投”吧。

文学历来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向前发展，这一点，现在大概已无须详加论证了。正像范伯群先生所说，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原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两翼。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都市的形成与印刷出版业的发达，通俗小说之兴盛，更达到了异常可观的规模，其社会影响亦未必小于商雅小说（鲁迅的母亲就爱读李涵秋、张恨水的小说而不懂得读自己儿子的作品）。八十年前发动的“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实现了我国文学自古典向现代的转化，根本改变了视小说为“闲书”的旧观念，将古代小说抬进了文学的殿堂，从而建树了巨大的历史功绩，但它对当时存在的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作品却是鄙视和否定的。正是受这种偏颇思潮的影响，文学界长期以来也将通俗小说摒弃于学术视野之外，研究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近年苏州大学在范伯群教授带领下组织力量展开研究，局面才开始改观。

庆东的著作虽然讨论通俗小说，其实却是以高雅小说（严肃小说）为参照系，来研究雅俗文学之间的某些规律的。这需要作者对雅俗两方面的小说都很熟悉，都有宽广、厚实的根基。它截取抗战时期这个横断面来对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和雅俗文学的互动关系作出考察，论题本身也富有开拓性。抗战时期不仅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成熟期，也是整个现代文学雅俗合流、蜕旧图新的巨大转折期，而恰恰对于这一阶段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学术界研究得最少，基础相对来说也最为薄弱。这就使庆东的论著既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庆东却似乎驾轻就熟地突破了这层客观的限制和困难，完成得相当轻松潇洒。

然而我知道，在这轻松、潇洒的背后，是他付出了巨大艰苦的劳动。他不仅广泛阅读了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大量通俗作品，还充分占有相关的各种史料，查阅了诸多文艺期刊，并且做了许多探索性的考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丰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具体来说，我欣赏庆东这本论著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注重历史描述，而于结论则较为谨慎，力避武断轻率。如第一章，鉴于通俗小说迄今尚无公认的定义，作者采取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叙述中，引出通俗小说“与世俗沟通”、“浅显易懂”、“娱乐消遣性”三个特征，这就比较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同。

二是善于面对繁杂宏大的文学材料做出理论概括，显示出驾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驾驭的出色才能。如借助大量史实，指出抗战时期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一条新的道路已被探索出来”的结论；又如，指出雅俗文学的“结合部地带”，常常体现“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再如，提出“小说的审美品级、艺术水平与雅俗无关”，并非通俗小说注定低级，严肃小说一定高级，这些论点都很中肯。第六章论述抗战时期通俗小说不同类型(言情、武侠、侦探、滑稽等)之间的相互渗透与错综发展(即作者所说的“综合与深化”)，尤其富有创造性，读来令人甚感兴趣。

三是艺术感受能力与体悟能力很强，能以生动明快的语言提出一针见血的精彩论断。如第五章从雅俗互动的角度分析了赵树理、徐讦、张爱玲等各自小说的特点，指出赵树理小说是“外俗内雅”，徐讦、无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张爱玲小说则是“大雅大俗”，她的“雅和俗如同薪与火、刀与锋、形与影那般难以简单剥离”，可谓十分精辟。至于说“王熙凤假如具备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便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这类语言，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所有这些，都证明庆东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在我来说，这和十几年前读他为应征北大校歌而写的歌词，印象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所不同，那时他多点青年人的孟浪)。看着他一转眼间已经从大学生成长为大学教师——其间虽然也不无坎坷曲折，并且攻得博士学位，感慨之余，当然更是高兴。如果现在还要对庆东说点祝愿或希望的话，那么，我愿留给他八个字：

超越自己，永不止步！

1997年9月22日于中关园

三十多年的旅程，充满了坎坷与不幸，历尽了突围与拼杀——这些都是从干净整齐的履历表上所看不出来的。我唯一感到非常幸运的是，由少及壮，我一路都遇上了好老师。他们疼我，爱我，鞭策我，勉慰我，理解我，信任我，他们是造就我灵魂的精神父母。当这本粗糙浅陋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念我敬爱的老师们。

本书原有个内容提要，我把它的前两段抄在下边，算是对本书的一个学术交待：

将通俗小说作为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加以研究，一向进行得很不够。尤其在现代文学领域，通俗小说长期被摒于正统的学术视野之外。而事实上，现代通俗小说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其规模、影响，并不低于新文学小说。它拥有一个悠久的艺术传统，一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数量惊人的作品。现代通俗小说不仅是大多数现代读者的实际读物，而且与新文学小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联。这种关联的总和构成了现代小说的整体风貌，并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小说的整体风貌。抛开了通俗小说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一定会产生许多片面的结论和不可解释的现象。只有认真面对这一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才谈得上还文学史本来面目。尤其在当今文化市场五光十色、通俗文化洪波涌起的时代，更需要一批学者捐弃“雅俗”之成见，真正关心人民大众之所读、之所想。须知“通俗”并不等于“庸俗”或“低俗”，通俗小说并非审美意义上的低层次小说的代名词。通俗小说中有大量精品，而所谓“严肃”、“高雅”小说也有大量次品劣品。小说的审美品级和艺术水平与雅俗无关。况且，雅俗的标准又因时空而异。《红楼梦》作为白话章回小说，在问世当时属于通俗小说家族，而时间的流逝证明了《红楼梦》的文本具有超越类型的丰富的审美意义，它在今天已经成为高雅的经典。而许多刻意卖弄“先锋”技巧，效名家之颦，自以为“入流”，实则自欺欺人，不知所云，根本没有读者的“高雅”小说，尽管每天都有人制造出来在“圈子里”流传，时间却证明它们“媚雅”反俗，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垃圾。因此，对通俗小说的研究，无疑应当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对整个现当代通俗小说进行全面研究，非本文所能胜任。原因是这一研究尚处拓荒阶段，既缺乏资料整理，又缺乏理论建树。本文选取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发点在于，抗战时期是一个首尾清晰的历史时段，它对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代文学的格局和趋向也由此发生了巨变，其中通俗小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抗战时期不仅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成熟期，也是整个现代文学雅俗合流、蜕旧图新的巨大转折期。考察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既需“瞻前顾后”，看清战前和战后通俗小说的发展状态，

又可全面观察通俗小说内部各类型的风吹草动。这对进一步展开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全面研究，是一个较好的入口和演习，同时也为理解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学术是天地间我所最尊敬的事业，但我反对因为尊敬学术而鄙薄其他行业。“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所谓“鄙事”中实有大学问存焉。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学术变得与“鄙事”毫无关系，我将毫不犹豫地“谢学术”而去，我将以那时的学术为“鄙”。我怕得有理。

我常怀疑自己从事学术研究，乃是出于报恩的心理——报老师，报朋友，报亲人，报我情有独钟的“党和人民”。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大学班主任温儒敏教授鼓励我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钱理群教授让我懂得，我的专业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是那样息息相关；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教授让我领略到，真正的学问是那样的质朴、刚健、渊深……中国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其实再大的“涌泉”也报不了那一滴水。我更习惯于“大恩不报”，因为我所要报的太多了。仅在北大中文系求学十年，我就听过共计50位老师的60多门课。对于那些误解、伤害、构陷过我的人，我都能够笑而不报，对于那些有恩德于我的人，我就简单地说一声“谢谢”吧。我相信他们有恩德于我不是让我有所报，而是让我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这篇后记写得有点零碎，是因为各个段落写在不同的地点：京西妙峰山，北大中文系，敦煌研究院，北戴河海滨。今后的路也许还是这样零碎，时或还免不了坎坷与拼杀，但我已习惯于此，我只愿留给别人一份干净与整齐，就行了。

1997年，大学毕业10周年，

小学毕业20周年的日子里。

(2008年重庆出版社以平装本《孔庆东文集·第一巷·超越雅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