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在《论小说十家(纪念版)/新人文论》中的，是赵园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十几篇小说家论。作者以非常犀利的眼光和高端品味，发掘出中国现代文学中或沉寂或未被充分发掘的作家如郁达夫、老舍、端木蕻良、张天翼、吴组缃、沈从文、路翎、骆宾基、萧红、孙犁、张爱玲等人，从文学的本性给予一个新颖的见解。

暌违30年，一代学术经典荣耀回归，再现独特精神视野和探索勇气！《论小说十家(纪念版)/新人文论》作者赵园是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以自己学术素养、独立品格及人文关怀，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思想。本书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对于文学创作及新文学研究，有着持续深远的影响，随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写在前面

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

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

吴组缃及其同代作家

端木蕻良笔下的大地与人

张天翼与三十年代小说的艺术演进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

骆宾基在四十年代小说坛

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

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

孙犁对于“单纯情调”的追求

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

附录：鲁迅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

未完成的探索——路翎与外国文学

老舍《微神》的梦与真

“五四”小说家简论——庐隐·王统照·凌叔华

论余杂谈（代跋）

再版后记

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

老舍的文学活动，开始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样一个时期：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已经把中国历史推近了黎明期，而暗夜仍然不愿从生活中退走，中国大地上还印着旧时代的大块阴影。中国现代文学史，反映着这个时代，描绘着今天与明天、光明与黑暗参错更迭的历史画面。一代知识分子，不是在思考着“绝对精神”一类纯粹抽象的命题，而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命运……

老舍主要是以小说家而非思想家的身份，承担了他所理解的任务的。小说家的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和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化的独特道路的探索。他由上述两个方面，拓展了进步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传统。作为小说家，老舍的贡献是如此独特、不可替代，以至任何一部对于老舍的文学成就缺乏充分估价的文学史著作，都不能指望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而如果从现代文学的形象画廊中摘下属于老舍的艺术形象，整个现代文学都将因之而黯然失色。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产生如同“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足称一时代纪念碑的艺术巨构，文学作品中的现代中国的形象，应当说，是经由几代作家之手而共同构筑的，是一种集体的艺术劳动的成果。这里，作家的艺术个性首先就在于，他们是从什么角度，即由哪个社会阶层、社会中哪部分人的命运、要求、生活感受出发，去观察、反映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以及由这种观察、反映所达到的对于时代本质的揭示的程度。反映着不同作家不同的思想特色、生活经验的“独特角度”，是作家艺术个性、作品风格的重要标记。

“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善于提炼自己个人的——主观的——印象，从其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的——东西，他并且善于用自己的形式表现自己的观念。”

老舍及其艺术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诗人，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这不仅是指，他的艺术世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生活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北京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

小说家老舍的艺术个性，正是依赖了他的特殊的对象世界而形成的。这一世界对于他的创作活动是那样重要，以至不仅他的作品的社会内容，而且他本人的审美趣味，他的艺术修养，他的世界观的积极和消极方面，都必须由他所生活和赖以取得创作素材的那个环境来解释。  选择题材领域，并在对这一领域的发掘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主题，老舍在这里经历的过程，也正是他的小说思想和艺术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二十年代后期，老舍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敲叩文学殿堂的大门时，他并没有赢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这部小说以及相继问世的《赵子曰》、《二马》中，偏见和艺术上的幼稚、粗糙结合在一起，妨碍了人们对于这个作家的风格与巨大潜能的认识。然而，才华，即使在不成熟的形式中，也照样要闪灼的。对于老舍的这些早期作品，人们可以指摘它的散漫，指摘它思想的肤浅和缺乏为文学所珍视的时代感，却不能不为其中生动逼真的市民生活画面、呼之欲出的市井间小人物的形象而击节叹赏。眼光明敏的批评者，由这些与沙砾混在一起的零金碎玉，也可以有把握地预言这位作家的未来成功。

由三部小说发端，中经《小坡的生日》，老舍进入他创作的成熟期。在丰收的三十年代，老舍小说在描写对象的多样与统一中逐渐呈露出自己的面目。而在探索追求的途程中，值得作为标志刻上路碑的，是《离婚》与《骆驼祥子》。

对于老舍的创作发展，《离婚》的意义首先在于，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研究这一主题的孕育过程，你可以追溯到《二马》，然而它却是在《离婚》中成熟了，并获得了相应的表现形式的。正是由这部小说开始，老舍自觉地把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对这一对象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中，形成了自己小说的美学风格。“目的性”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刷新着老舍作品的境界，较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与洗去“油滑”的幽默、趋于简劲的文学语言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位作家的艺术活动的独特意义。由《二马》到《离婚》到《四世同堂》，或者还可以包括《邻居们》、《柳屯的》、《哀启》等短篇小说，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显示出作者对于同一种生活现象的不断关注和持久的批判热情。《四世同堂》固然表现了敌伪统治下北京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然而更足作为“特色”，使老舍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从取材到命意，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区别开来的，是小说中生动地描写出的市民人物的性格弱点，以及这种性格被民族斗争所改造，这一阶层自身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小说内容的这一重要方面，正是与《离婚》等的批判内容一脉相承的。老舍小说中占有相当比例的这一部分长期被冷落，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现象。对于说明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现象也是典型的。

《离婚》之后不久，老舍在《月牙儿》、《骆驼祥子》中，提出了更为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描写了城市下层人民、劳动者的苦难和挣扎。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接触到劳动者的命运问题，尤其没有从经济方面观察劳动者的命运。他的小说中，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可以归入这一类的，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短篇《柳家大院》。尽管在他的全部创作中这只是一部分，然而却是最可珍视的一部分，是老舍对于现代文学的可贵贡献。

对于生活的进一步的发现，使老舍不再满足于批判市民人物的精神弱点。两大主题交叉着。上文提到过的《四世同堂》，就提供了市民社会的更为完整的图景。作者画出了这一社会本身存在的层次，处在不同层次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离婚》中人物的精神矛盾，也可以听到《骆驼祥子》里“苦人们”的呻吟。

由这些作品构成的连锁，显示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社会历史视野逐渐扩大，小说主题日益深刻，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愈趋开阔的过程。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老舍以巨大的规模，几乎把整个北京市民社会“艺术化”了，而由于对自己在市民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艺术手段的运用日趋纯熟，则使形式与内容实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三四十年代，老舍以他自己的题材领域和艺术构思，与同时期其他小说家区别开来，以他所熟悉的性格和融化着他的个性的幽默风格，与其他描写市民社会的作家区别开来。建国后，他又开始了更宏伟的构想，在“残灯末庙”的晚清历史的广阔背景上，铺展北京市民社会的巨大图画。虽然宏愿未偿，作者赍志而殁，然而十一章遗稿，在老舍一生的小说创作中，却是一个有力的句号，是才华与潜力的最后一次证明。

上述分析当然远不能概括老舍作品丰富的生活内容。在他那里，你还能看到讽刺西崽、洋奴的《牺牲》、《东西》，揭露反动政府无能的《上任》，嘲笑市侩恶习的《马裤先生》，以及表现民族工商业者的悲剧命运的《老字号》、《新韩穆烈德》等等。然而这只能进一步证明“独特对象”对于老舍的意义。正是依赖于描写市民社会所获得的成功，老舍奠定了他独立不倚的文坛地位。

尽管“独特”，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却绝不是一座孤岛。它与整个时代声息相通。透过这个具体的世界、一些“个别”的人物，老舍从两个方面画出了现代中国的形象，表现了这一时期民族生活的一般特点。

首先，他的作品生动、多方面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性。在这一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当然还是下文中将要进一步探讨的老舍小说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此相联系，对于带有浓厚宗法封建性的人与人的关系（所谓“人情世态”），尤其是对于旧式家庭内部人伦关系的有力表现，也构成老舍小说的鲜明特色。“社会关系”，是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一般地说，一个作家不大可能对于社会关系的每一环节有同样的把握。人伦关系，也属于社会关系。而且中国的情况，正符合于恩格斯的如下论断：“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a 通过人伦关系反映人的本质，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中国文学富于民族特色的内容。老舍笔下的社会生活图画，没有巴尔扎克作品那种包罗万象的宏伟性，但他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的网中，抓住了最为自己熟悉，最适合于他的才能的部分。他的《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以至《正红旗下》，正是以他所拥有的那份生活经验为依据进行艺术构思的。这些小说由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中发掘出的“琐碎卑微方面的悲剧性”a，在那一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意义。

其次，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历史，在老舍的小说中，也得到了独特的反映。在老舍小说中，那些固守着因袭的生活方式的市民家庭和市民人物，无不处在没落中。整个市民社会，从各个方面感受着现实的无情冲击——祥子等城市下层劳动者日益贫困化，底层社会的女子（《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微神》、《月牙儿》的女主人公）被抛向街头，点缀着都市的畸形繁荣；老拳师沙子龙的“镖局”改了客栈（《断魂枪》），“老字号”转让给精于商业欺骗的新主人（《老字号》）；新的现实改塑着市民性格，在金三爷一流江湖豪客身上注入市侩的成分（《四世同堂》），同时造出蓝小山、张天真、牛天赐等新的市民类型（《老张的哲学》等）；新的变动还不可避免地侵入市民的家庭生活，使张大哥、祁老人主持的模范市民家庭也发生了“解体”的过程。被破坏着的不只是旧的家庭关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老舍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生活的忠实，既批判地表现了市民生活方式的封建性，和由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市民性格的保守性，又揭露了“新变动”中包含的悲剧因素；既反映了市民群众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同时也反映了这种批判本身的正义性和落后性。

老舍从他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老舍小说也是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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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韧，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丛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出版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艰难的选择》，与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而问世的《论小说十家》，大致写在同一时期，是我最早的学术作品。我的学术写作往往周期较长，收入《论小说十家》中的各篇，撰写时间由1980年到1985年；《艰难的选择》，则在1981年由北大毕业后动笔。同一段时间里，既做《选择》中的“综论”，又写两本书中的作家论、“形象”论，不同方式的写作交叉进行。前者以“问题”为线索组织材料，“人物形象”即在其中；后者以作家为中心，未必没有“问题意识”。此后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也如此。1990年代进入“明清之际”，才有所改变。有年轻人问我何以不作明清之际的人物研究，我说自觉功力不够。没有说的却是，至少到现在，尚未遭遇强烈地吸引我、使我能下决心付出数年时间精力的人物。我说的是“吸引”，而非思想史、学术史地位。“吸引”更基于对其人性情、人格等等的感受。其实现当代文学也如是，写的只是作家论，而非关于某位作家的大著作。强烈地吸引过我的人物，唯有鲁迅；所以不写，却又正因“强烈，，(收入本书附录的与鲁迅有关的一篇，只是读研期间的作业)。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中的“十家”。

职业的阅读与兴趣的阅读，选择自有不同。选中这一家而非那一家，“小说艺术”方面的考量之外，考虑的更是是否有话可说，有文章可作。而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专业之前，我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革”中读鲁迅的经验。因此“十家”之选，与我的个人爱好无关，或日关系不大。并不喜欢的作者，或可能有一得之见；偏爱的作品，写来却未见得总能尽意。能力之外，也系于个人状态。“状态”这东西有点儿微妙；理想的写作状态，更像是拜冥冥中某种神明所赐，随时会被收走似的。机缘难得。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想我已可以使用这种说法了——好的状态，只是偶尔的事，所谓可遇不可求。“小说十家”后，有“京味数家”(《北京：城与人》)、“知青作者”(《地之子》)，各篇质量不一，却将那种活跃的感觉维持了一段时间。仍然会如最初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时那样沉湎其中，难以自拔。那种阅读状态与写作状态，令我怀念。

我一再说到我学术工作的入手处，是读作品，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地读过去。进入明清之际后仍然如此，对各家文集，一卷一卷、一函一函地读过去，将阅读当时的感想随手记下。作家、人物论，即由这些笔记的片段拼贴而成——这也是我沿用至今的工作方式。这当然是笨办法。我曾说过自己素乏捷才；我的笨办法应当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只不过于我有用。当年的笔记有一大摞，毁掉时很费了气力，对那些辛辛苦苦写下的文字并无惋惜。那在我，只是一个过程的留痕。过程既己结束，痕迹就无须保留。

当今的年轻学人，受“论文制作”规程的训练，怕的是终生不能脱出那种套路，已不屑于或没有余裕从容地读作品。我当然了解他们的治学条件以至生存环境，不愿以自己的那一套教人。但专业界文学阅读能力与文字能力的普遍退化，实在堪忧，或许竟是文学研究面临的一大危机。

“十家”多少有鲁迅所讥“十景病”之嫌；其中有几篇确也写得勉强。所好的是，没有太受文学史写作那种“排座次”的影响。自己满意的几篇，阅读中确有心得。2007年吕正惠先生提出在台出《论小说十家》的新版，我说没有必要吧，吕先生说，那你说说还有多少人研究张天翼、吴组缃、骆宾基?其实我至今并未调查过，关于“十家”中除沈从文、张爱玲(或许还有老舍)以外的诸家，后来的研究状况究竟如何。

由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即《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确是“新版”，调换了几篇，删除了几篇。吕先生的眼光很厉害，他提出调换或删除的，正是当时写得勉强或自己不满意的。问题并不都在所论小说家。有的小说家，如路翎，我至今仍以为他的某些以工矿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力度罕有其比，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奇葩；阅读中感受到的冲击，至今仍然记得，只是没有能力将自己的体验充分传达出来罢了。当然那只是阅读当时的印象。我已久不读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不知重读之下，感觉会不会不同。

2011年三联版的《论小说十家》，在台湾版的基础上略有改动。我在台湾版的后记中说，“重读中最感刺目的，是某些处的表述方式，包括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由此一端，也感到了自己在二十多年中的变化——你所思考的，与你借助来思考的。”那篇后记还写到了当年分析工具的匮乏，资源的有限，我个人阅读经验的狭窄，“但写作当时的专注与投入，即使经过了二十多年，也仍如在昨天。还记得其时寻找入口，以进入‘作品世界’；寻求与内容相宜的文体、表述方式，竞有一种类似‘创作’的热忱。”也是在那篇后记中，我说自己不是一个“苛刻、口味过分挑剔的‘专业读者’”，因多少体验过一点写作中的甘苦，对中国现代作家“不至有意苛责，以显示议论尖新、见识超拔”。这确也可算得本书的一个特点。

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集”，我的一本选入了写郁达夫、萧红、张承志的几篇，作为自己的年度代表作。写了多篇作家、人物论，至今以为较少遗憾的，却只是写萧红与傅山的两篇。“小说十家”中，萧红以外，较为满意的，尚有骆宾基，及收入附录中的《“五四”小说家简论》，都写在t1984、1985年。算了算，自己学术工作最顺手的时段，即由此开始，到完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大致结束，前后不过十几年。这期间所写文字，过此就难以写出。人的“学术生命”也有如此的脆弱!

上海九久读书人将此书原版重印，也就将原貌呈现给了读者，包括诸种缺憾以至滥用引号一类不良习惯。鲁迅说到过自己的惭愧却不悔“少年之作”。黄宗羲曾用欧阳修的例子，为自己的修改旧作解嘲。我因学术起步时已非少年，对于文字又一向“矜慎”；纵然是短文，也会反复修改，不惜用了杀牛的气力杀鸡，却也仍有惭愧，即如收在本书附录中两三篇。写得不满意，是能力问题；写作当时，仍然是全力以赴的。至于写作能力与生理机能一道衰退，则是自然的事。总有写不下去的一天，那就索性搁笔，悠悠然地读有趣的书，欣赏别人的好文章。

“文革”中将鲁迅读到如醉如痴之时，压根儿不会想到会有一天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专业有何关系。发生在后来的事，更像是命运的安排。我对这种安排怀了感激。

我曾在学术自述中，一再谈到1980年代的文化风尚，谈到作家、学人与文学编辑、学术编辑间的同志之感。我的《艰难的选择》收入其中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与《论小说十家》忝列其间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在我的经验中，是最早推出的文学研究、评论类大型丛书；入选作者虽已初露头角，尚无籍籍名。出版这样的丛书，是需要眼光与胆识的。经由这两套丛书推介的一批学人，大多如我，有长短不等的写作“盛期”；有一些迄今仍未淡出学界文坛，使丛书策划者的鼓励与期待不致落空。作为两套丛书的作者，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高国平、张辽民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铁流先生间的那一段缘，令我即使在遥远的事后，也感怀不已。至于当时在浙江文艺社参与策划那套丛书的庆西兄，至今仍在编发我的文章，尤令我亲切而又时时怀了感激。

赵 园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