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专著，长短不齐的文章竞收了六十余篇，关于当代文学的议论差不多全在里头了，仍以“作家论”居多。

第一辑谈“三位老作家”，汪曾祺、孙犁和王蒙；第二辑“从一本书谈一个作家”，应景书评，放在一起倒也有些趣味；第三辑“作家短论”是个实验；第四辑“南京／上海作家群研究”，谈韩东、朱文、王安忆，群像扫描很不够；第五辑“关于批评”，谈批评本身；第六辑“文坛掠影”是最薄弱一环；第七辑“海外华文文学散论”。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的选集，涉及作者长期跟踪研究的近四十位当代中国重要作家，包括大陆地区和海外华文作者两大类，有作家专论，也有作品细读，有个案研究，也有群体和现象的综合考察，有针对创作的评论研究，也有关于批评本身的反省和批评，内容覆盖中国当代文学各层次和各方面。

作者在方法论上不拘一格，文体也视对象而变化多姿，因此本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也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当代批评的现场和诸前沿问题，领略众多批评方法和批评文体的灵活运用。

第一辑 三个老作家

 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与《芸斋小说》的心理依归

 汉语的被忽略与汪曾祺的抗议

 蝴蝶为什么美丽——王蒙小说创作历程回顾

第二辑 从一本书谈一个作家

 声音·民间·退化——莫言《檀香刑》里的一地猫声

 “乡土文学”转变的可能性——尤凤伟《泥鳅》散论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王蒙《青狐》读后

 红色经典的隐秘遗产——从《笨花》看铁凝

 回乡者·亲情·暧昧年代——评魏微小说集《姊妹们》

 不够破碎——由阿来短篇小说集《格拉长大》说起

 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从苏童《碧奴》反观苏童的创作

 文学共同体破裂之后——从《刺猬歌》看张炜的转变

 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读东西《后悔录》

 关于余华《兄弟》的两篇随想

 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关于《莲花》的几个问题

 你硬着颈项要到几时——评张生的《乘灰狗旅行》

 一种“上海文学”的诞生——读陈丹燕《慢船去中国》想到的

 几何学家刁斗——简评刁斗《的》

第三辑 作家短论

 王蒙：说出复杂性

 张承志：无神时代的精神圣徒

 张炜：民粹主义者的批判及其困境

 王安忆：感觉穿上了思想的外衣

 贾平凹：失真走调的纸上秦腔

 王朔：左右为难一俗物

 刘震云：草民的立场与局限

 莫言：乡村知识阴郁的转述者

 韩少功：超越修辞学

 马原：以公开的方式营造神秘

 洪峰：荒漠时代的那希索斯

 朱苏进：在绝望中诞生的精神

 李锐：“自己说话”及其限度

 孙甘露：酿造语言的烈酒

 陈村：都市弱型的抗议者

 刁斗：窥视者的叙述

 苏童：在过去时代的阳光下行走

 余华：面对苦难的言与默

 残雪：捏住“众数”的咽喉

 池莉的有限招数

 热爱细节的张生

 西飏的逛街小说

 让人恐惧的海力洪

 王宏图的疯狂与分寸

 张曼：于繁华的边缘寻找孤寂

 阎连科：乡土中国的寓言化叙事

 汪淏：一代人的悲哀与忍耐

 谈瀛洲的笔调

第四辑 南京/上海作家群研究

 卑污者说——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

 全面接受王安忆意味着什么

 赵朴斋的身段——上海文学的狭斜小径

第五辑 关于批评

 我们还缺乏谈论文学的合适语言

 “中国批评”之一瞥

 被委以重任的文化

 惊慌失措的文化

 批评五噫

第六辑 文坛掠影

 “人”、“鬼”、“神”及其他——近年中国文坛掠影

 垃圾·烂苹果·精神之脸·中国当代文学

 生涩朴讷与烂熟流丽——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十周年作

 请看人情大国的情感归属——《2002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读后

 中国文学暧昧的“回归”——2006文坛一瞥

第七辑 海外华文文学散论

 “奇特的”、“色情的”世界华文文学——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谈哈金并致海内外中国作家

 给“海外华文文学”打点折扣——评余曦长篇小说《安大略湖畔》

 远离故土，如何写作——《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序

 在失败中看清自己——张劲帆小说集《初夜》序

 不止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

后记

阿来反复强调土司领地在地缘政治上的居问性，他在这方面可谓全力以赴，但这一地域在文化上的特性，因此反而处理得很草率。“黑头藏民”既不认同任何流派的藏传佛教文化(麦其土司家供养的喇嘛活佛都是摆设，唯一例外是土司次子的奶妈有过为期一年有余的虔诚朝圣，但她回来后就被土司全家弃绝)，也不接纳一度试图进入的基督教文化，更不沾染丰富复杂的汉族文化。这种“既不——也不——更不”的文化本身究竟如何？作者似乎并不关心。读者在《尘埃落定》中没有看到居间政治可能产生的居问文化，也没有实际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撞击而产生的新的杂交形态。

土司领地成了一片空灵的文化荒场。

空灵的文化养成的人性也很“空灵”：土司代表权利、欲望和智慧狡诈，下人体现顺服愚忠或狡黠背叛，男人和女人也都各从其类，突出描写他们的类的共性。无论土司、自由民还是奴才的精神世界都趋于扁平，既无多少民族特点，作者看重的人类共性也没有得到深入挖掘。

既然无法在文化和人性上多加探索，就只能在主人公也即叙述者麦其土司次子的感觉世界和形傻实慧的禀赋上大做文章，在土司之间的罄栗战、粮食战、后来的商战以及麦其家独特的行刑人传统上用墨如泼。奇则奇矣，却流于重复、猎奇和游戏化(后半部尤其如此)，似乎怎么好玩就怎么写。人物也是信手拈来，要么类型固定，一贯到底，要么忽彼忽此，前后矛盾——那个“黄特派员”开始多么腐败狡猾，后来却成了很有政治操守的忧患深重的优秀军人。作为民族志和地方志式的历史写作，倘与同样描写边缘文化的张承志《心灵史》相比，《尘埃落定》的文化依托过于空虚含混，对灵魂和人性的开掘也颇肤浅。

这都源于作者暖昧的文化身份。

他不像张承志那样明确宣布精神文化上的族性归属，承当某种历史或现实的使命，也不像写《在伊犁》的王蒙那样诉说一个被迫闯入维吾尔文化的落魄汉人的好奇、惘然、领悟与感恩。阿来虽然假托土司后代书写藏族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却采取了一个从小失去本族文化记忆而完全汉化了的当代藏边青年的超文化超族性的代笔者立场。

《尘埃落定》甚至也是超现实的，小说最后明确指出所讲述的乃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一个被“红色汉人”的大炮轰毁、与现实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尘埃落定的梦幻世界：这和诗一般空灵飘忽的叙述语言倒很相配。

确实，除了偶尔极不成功的政治交往，土司领地基本成为与外界绝缘的浑一封闭之区。你可以隔着一层玻璃欣赏它的奇花异葩，却很难走进去。阿来以过人的想象与语言能力吸引读者，但又以象征、传奇、寓言化乃至戏拟化的封闭梦幻的世界拒绝渴望真实的读者。

这很矛盾，却是实际。他认为《尘埃落定》更适合年轻人的胃口，大概也与此有关。

但回避了对象世界的历史真实也就回避了主体自身的真实，淘空了对象世界也就淘空了作者自己。《尘埃落定》所封闭的不仅是被讲述的世界，也是讲述对象世界的主体。这个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阿来的创作中，也是新历史小说的共性。

因此，每当新历史小说作者们走出温馨奇幻的历史时空而拿起笔来讲述现实时，他们的真实身份与立场就特别引人注目，而注目之后往往又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诉说现实时跟他们在讲述历史时一样，都并无什么切实的文化依托。阿来沉寂十年之后再次以三卷本七十余万字长篇巨制《空山》惊现文坛，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

目前《空山》第三卷尚未面世，从已出版的第一卷(2005)和第二卷(2007)看，问题首先恐怕并不在于它们和《尘埃落定》在结构手法或取材上的区别。无论作者还是新闻媒体以及某些评论文章对《空山》“碎片式”、“花瓣式”结构都说得太多了，对立足现实的《空山》与立足历史的《尘埃落定》在取材上的分别也强调再三，但大家始终回避根本的问题：以“碎片”、“花瓣”或作者所谓“打碎的瓷器”的结构手法描写50—90年代“机村”现实的《空山》，究竟给读者展示了怎样的现实图景？P108-109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问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庆幸并非懒惰之人，1986年开始写评论至今，所积亦复可观。但所谓评论，多半还是“作家论”。最近编了本评论集《不够破碎》，长短不齐的文章竞收了六十余篇，关于当代文学的议论差不多全在里头了，仍以“作家论”居多。

第一辑谈“三位老作家”，汪曾祺、孙犁和王蒙。“老作家”云云，并无高下之分，存殁之别，只想将他们当作80年代以来三十多位中青年作家的一个最近的背景。“近”，主要指两个历史接口。一是40、50年代转变之际，一是70、80年代明暗之交。这三位与上述两个历史接口都有关联，一超脱，一热衷，一介乎两者之间，很有代表性。

第二辑“从一本书谈一个作家”，应景书评，放在一起倒也有些趣味。谈一部书而顾及全人，又须避免笼统，只好将同一个作家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的创作“剥离”，指出相互联系，阐明彼此不同，从而知所取舍。

比如从《檀香刑》中的“猫腔”说到莫言对声音的倚重，进而说到他从当初“先锋魔幻”退守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民间。自以为这种“剥离法”比时下对他的追捧要清醒一些。

由尤凤伟《泥鳅》、贾平凹《秦腔》谈到“乡土文学”的转变，许多话题已超出两位的创作。类似的还有对阎连科《日光流年》的分析。

我引鲁迅《野草》名句“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谈王蒙《青狐》。《青狐》是王蒙反思80年代复苏之初北京文坛的一部半纪实之作，开罪了不少人，但我关心的是作者的悲观与调侃究竟具有怎样的深度，或者并无深度？

“红色经典的隐秘遗产”是对铁凝乃至中青年作家全体的历史定位，从《笨花》说起，差不多囊括了铁凝全部创作。

魏微中短篇小说集《姊妹们》让我看到这位低调青年女作家对感情咀嚼之深。这好像是局限，她写感情毕竟过于纤巧，但其可贵也正由此显出。文学所能体贴的主要还是感情，不体贴感情而跟着舆论跑，我一向轻视。那已经不是作家，而是智慧的投机家了。

阿来短篇小说集《格拉长大》使我有机会同样用剥离法区别对待他的中短篇和长篇。我的结论和谈魏微时一样，重感情体贴(阿来短篇)而轻理智的展望、猜测与跟风(阿来长篇)。

我将《碧奴》划入苏童历史小说系列，与他的顽童叙述、故乡素描、妇女遥情“剥离”开来。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他从《刺青年代》、《城北地带》到《蛇为什么会飞》描写同时代人的系列，私心以为其他类型小说是对想象力的误解和误用。

我从“文学共同体破裂之后”看张炜《刺猬歌》，借此也说出了对这位作家在《柏慧》之后的创作的观察。

“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是谈东西《后悔录》的哲学或神学视角，可惜没谈好。我们文化中，懊悔后悔究竟有何不同，还不甚清楚。

关于余华《兄弟》的两篇随想，试图以《兄弟》做抓手，再次点明作家“才能的本质”，不料竞与大多数同行背道而驰。

另外还借《莲花》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借《乘灰狗旅行》和张生讨论海外华人生态与心态，借《慢船去中国》批评陈丹燕对上海的想象，借《的》这篇不起眼的短篇批评刁斗对形式的过分沉迷，用的都是“剥离”法：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第三辑“作家短论”是个实验。我并不可惜许多想法写成“短论”后被大量压缩，也并不以为与作家周旋是浪费光阴。看到批评逐渐“论文化”，品评人物谈言微中的短制日见其少，更觉得这组文章或许真有小才微善。一口气谈了王蒙、张承志、张炜、王安忆、贾平凹、王朔、刘震云、莫言、韩少功、马原、洪峰、李锐、孙甘露、刁斗、苏童、余华、残雪、张曼、阎连科、池莉、张生、西飏、海力洪、王宏图、谈瀛洲等二十八位作家，废墨不多，从纯经济角度看，亦良用自得矣。

这种文章短处很明显：太倚重印象，表达也过于浓缩隐晦。

第四辑“南京／上海作家群研究”，谈韩东、朱文、王安忆，群像扫描很不够。这两个城市与它们的文学太不相称。南京是城市欠发展而文学发达，上海是城市太发展而文学太萎缩。我想提倡一种城市与文学的关联性研究。

第五辑“关于批评”，谈批评本身。这类文章本不愿写，但还是管不住笔，时贤其能谅之？

第六辑“文坛掠影”是最薄弱一环。怕写大文章，尽管当初看评论，最佩服的还是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坛概论。中国批评家写这种文章，一时虽有影响，事过境迁，被人记住的很少。中国太大，文学阶段性推进太频繁，博观圆照，弥纶群言，超出我们能力太远。明乎此，倒宁可文字破碎一点。惟不甘心，故仍然不够破碎。

第七辑“海外华文文学散论”。确是“散论”，只谈了王德威教授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描写框架，哈金和另外几位海外华文作家的小说。大陆以内的“当代文学”概念还可以使用下去，要整合王德威所谓“两岸四地华语文学”，这在将来相当长时间里也还是奢望，但批评尽可以轻骑突进，在谈论具体作家作品时率先做到“内人不避外人”和“俗人不避雅人”：这是我在最近复旦举办的现当代中国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我的意思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过去那种严分海内外或高雅通俗畛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回想本科毕业前夕学写评论，忽忽已历二十余载。经常自问：还写下去吗？有过几种自答，都不作数，不知不觉便酱在里头。生性懦弱，本不适合批评，偏偏入了这行，是否有点宿命？批评，第一需勇气，不幸我在这方面最感缺乏。从小因“成分高”，不敢开口，渐渐就喜欢旁观，觉得许多事都与己无关。不料进了大学，碰到“思想解放”，性格中被压抑的部分猛然抬头，变得喜欢发言了。毕竟有过被压抑的经验和长期旁观的历史，说话时要么底气不足，要么过于僭越，总之都须提一口气，与本色隔了一层。这种费劲的文章，读起来肯定也并不舒坦。

记得有一年多，晚饭后溜进座无虚席的本科自修大教室，铺开稿子，迫不及待扑上去，真好像文思泉涌，笔不停挥。鼓励我写文章的班主任陈思和老师上午向我约稿，下午就能完工，他至今还说我“出手快”，大概一直保留着当初的印象。其实很快就滞涩了，轧轧乎若抽丝之难。不明白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或许就是失去本色的结果？但此后也就进入职业化阅读、写作、发表的流程，文字气象与本人终有隔阂。许多朋友初次见面，总诧异“文不如其人”。这中间的道理难以备述，也就懒得辩解。套用郁达夫语式，或许可以说：“我是为了批评而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的呵！”

评论之难，难以言表。读了一大堆未必喜欢的作品，搜索枯肠，只能写出几千几百字，还要排除不少顾忌。怎么写，自己是有考虑的，但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考虑，所选择的方式事后证明往往并不高明。写时很用心，发表出来，还是失望者居多。这就是刘勰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

也有容易的一面。看别人作品，或读别人的批评，总觉得有话要说。身在大学，成天与学者们打交道，知道学问浩瀚无边，批评只是一小块，简直不算什么，但就是放不下，或许是有那么一点以为可以“我手写我口”的诱惑罢。

说话难。《圣经》说要勒住舌头，或尽量讲造就别人的好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落到批评，多半还是顺从喜好论断或说话取乐的本性。倘要继续写下去，这是不能不知所戒惧的。

盛夏被万民同悲的地震和举国狂欢的奥运弄得无可如何，居然还有雅兴诌出一首拟古的《自嘲》：

可笑狂生狂且愚，誓将翰墨供残躯。

唐宋诗词麻醉日，二周文章啮己时。

发愤著书兼填表，更有译作博虚名。

阴沟巨川穷搜讨，结果只得撑脚蟹。

尾联乃自嘲评论生涯。“蟹”，沪语读“ha”。“撑脚蟹”，指没长足、脚爪细空的那种。以此自况，但也并不想掩盖对作家们的失望。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杜甫也曾鄙薄当代尚友往古。模拟诗圣风范，则吾岂敢，但偷得成句，以祝愿中国作家真以文学为念，消除鄙吝之心，力求上达，可也省得辞费了。

200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