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前（大河小说三部曲）》是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中的其中一部，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被郭沫若先生称颂为“小说的近代史”。

本小说在一种伸缩自如的叙述中展现主流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相叠印，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再现1901—1910年间中国的社会状况。上自清末的维新改良运动，下至世纪初的民间宗教运动，小说从相当深入的层面解释了近现代中国面临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动，描绘了四川保路运动产生的根源。

李劼人编著的《暴风雨前（大河小说三部曲）》将叙述由天回镇转移到成都，小说场景集中在郝达三公馆。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的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成长和变化，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再现1901—1910年间中国的社会状况。

小说不仅深刻地再现了近现代中国面临和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动，描绘了四川保路运动产生的根源，而且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其对社会风俗的描写也是全书的一大特色。

第一部分 新潮和旧浪

第二部分 下莲池畔

第三部分 歧途上的羊

第四部分 暴风雨前

第五部分 运动会

郝又三果然加入了文明合行社，并由他父亲捐助了五十两银子。而第一件使郝家人耳目一新的，便是常由郝又三从社中带一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申报》《沪报》回来。

据他说，都是上海印的，每天有那么大几张。真果是前两三年葛寰中曾说的又像《辕门抄》，又像《京报》，可是又有文章，又有时务策论，又有诗词，还有说各省事情的，尤稀奇的是那许多卖各种东西的招贴。

郝达三躺在鸦片烟盘子侧，把所有的《申报》《沪报》仔细看了一遍后，批评道：“这东西倒还有点意思，一纸在手，而国家之事尽来眼底，苏星煌等的学问，大概都是从此中来的吧？”

他兄弟尊三所称怪的，便是：“字这样小，又这样多，一天这么几张，刻字匠可真了不起，这么大一块板子，咋个刻得赢啰！”

 于是大家便好奇地研讨起来。

 大小姐香芸首先有点恍然道：“我想这板子好像是多少块拼起来的。你们看，这个卖花露水的招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郝尊三接着把膝盖一拍道：“大侄女真聪明，一定是这样的！并且这个字是倒的，恐怕连每个字都是活动的，你们信吗？”

郝达三连连点着头道：“是啦！是啦！我想起了，以前不是有所谓聚珍板吗？字就是一颗一颗的，要印啥子时，将它捡出来排起。书可以这样印，报自然也是这样印出的……”

这算是郝家的人对于新事物第一次用脑的结果。由郝又三向社中朋友谈起，都一致恭维他们的脑筋真灵敏。又听说先启其机的，是他的令妹香芸女士，苏星煌遂庄严地向郝又三提说，何不请她加入社来，共同学问？“现在是维新时候，一切都应该与以前不同。以前那些腐败思想，比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只宜谨守闺阃等等腐败话，都该同迷信一样，破除一个干净。”

又一位社友也是主张维新到将男女界限打破的，首先赞同道：“苏君的话，极合鄙人宗旨。鄙人向来主张男女平权，男子做得的事，女子都可以做。你们要晓得，中国四万万同胞，而女的就占二万万。若其把女的算开，中国岂不就去了一半？这如何使得！所以鄙人在家里也常向家母作狮子吼，说：你们仍然在家里做一些烧锅煮饭的腐败事，而不出来维新，中国还有救吗？”

又一位社友也插言道：“何况当今世界正是女权鼎盛之时，英吉利一位女主，我们中国一位女主！……”

大家的意思好像立逼郝又三就要答应，而他的令妹似乎立刻就可加入的一样。郝又三推在他父母身上，说要等他父母做主。

在吃早饭时，郝又三刚打算把社友们的言谈徐徐引出，恰大家又说起红灯教的话来。

这时，红灯教的声势似乎更大了，连距城六七里的地方都有人在设坛传教了。这是郝家的佃客邱福兴由北门进城来说的。

郝家一家人自然在吃饭时也就谈到这上面来。

太太先笑道：“这简直成了那年北京闹拳匪的样子，随便啥子人，一开口就是红灯教。就像邱大爷，今天二十句话里，就有十八句说的是红灯教。并且你们听，只要有客来，说不上几句，讲红灯教的话就来了。”

姨太太也笑道：“太太还说的是客哩，其实我们家里人，就随时在说。”

三老爷因为是管家的，照规矩，一家之中，除了上人们，其余男女底下人的行动言语，似乎管家的都有无限责任。登时就将近视眼撑得大大的，向姨太太追问道：“是哪些人在说？”

郝达三道：“倒用不着追问！”

他兄弟将筷子举起在空中连画了几个圈道：“不然，天下事多半是口招风，好话说不应，坏话每每十验八九，这是顶靠得住的。……刘姨太太到底听见哪个在说？”

十二岁的二小姐香荃，等不得她奶奶说，便插嘴道：“李嫂说的，老龙随时在厨房里说麻了。”

姨太太把她女儿愣着道：“教不改吗？大人说话，总爱插嘴，又没有问你……”  郝尊三拦住道：“这倒是该说的，让她说。”

姨太太摇摇头道：“三叔没要惯失她！……我听见说，老龙一个人就像疯了的一样，一天到黑，口里都在说只等红灯教进城，穷人就要翻身了……”

郝尊三不等说完，便吵了起来道：“这东西存的啥子心？还使用得吗？等吃了饭，送他到保甲局去！”

太太连连点头道：“像这样忘恩负义的底下人，真使用不得了！”

郝又三才想说几句什么话，他父亲已经向他三叔说了起来：“老三还是这样火气重，三十六七岁的人了！……”

三老爷把他的哥看了一眼，意思很觉不平。

“……小人们都是蜂虿有毒的，送保甲局的话，且不忙说，并且不忙开销他……”

太太也不平道：“你这才大量哩！底下人毫无忌惮地闹到要翻身，要造反了，还叫不忙开销，这叫啥子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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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微澜》写成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从今天算上去，已二十年了。

我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当一九一一年，我尚是一个旧制中学未毕业的学生时，曾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又曾在成都当过报馆主笔和编辑；与社会接触面较宽，对于当前社会生活以及它的激动和变革，不免有些研究、观察，甚至预测它未来的动向。虽然后来转业教书、办工厂，但对社会的认识，多少有了一点基础，尽管这基础还很薄弱。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联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直到一九三五年，决意离开重庆一家私营修船厂，回住成都之前，把这计划写信告知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任的舒新城先生，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他回信说，可以。我才专力从事于写作。

我那时的计划，是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预先布局出的，是此前的三小段，同时把名字也拟定了，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暴风雨前》的时代为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己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的这一段时间。背景是成都。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其中，一九〇七年，即丁未年，成都逮捕革命党人，是真事。虽然有案可据，但也加了工，艺术化了的。）

《大波》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这是晚近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甲申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专制统治。但这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但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也背上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一九五四年五月，作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叫我把《大波》大大修改一下重印。我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要另起炉灶地重写。又考虑到这三部小说是有联续性的，重写《大波》，还应该把前两部中的典型人物统一下来，贯串下来，表现方面就更宽一些，也更具体些。才又建议作家出版社，还是先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依次重印的好。及得允诺，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才着手修改。

《死水微澜》修改得少一些；《暴风雨前》更动较大，抽去几章，补写几章，另外修改的也有四分之一；《大波》哩，或者今年八月以后可以开笔。

至于一九一一年以后，更有意义的几个段落，当然也想写出。但现在说来似乎早了点，且等《大波》写完后再作计划好了。

李劫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于成都菱窠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

——郭沫若 评价李劫人“大河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