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居然没什么特别反应，脸都没红，似乎见得太多了，无所谓，这倒让杜远方有些惊讶。根据以往的经验碰到女人的敏感点无论如何女人都会有本能的脸红，而这个女人没有，倒是个难点。但也更有某种可能，双重的对立的感觉让只想隐匿不想有任何作为的杜远方产生了某种有点难以遏制的斗志，而且因为这种斗志他再次感到自己一种存在方式的可能。
是的，以往，他想，没有他征服不了的，无论是使用他的身体，还是身体之外的资源——这两者在他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杜远方接过纸杯时注意到女人的下巴有颗锐利的黑痣，那种锐性与女人低调的目光有种一致性，他喜欢这种一致性，太好了，他在放下杯子时对自己说，有点意想不到，或许天赐也未可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太好的理由，他的心安了。当初李平介绍自己的姐姐是单身、小学教师、女儿在北京上学，而李平的其貌不扬让他完全没对女人有任何想象，倒是小学教师的职业让他有种莫名的尊敬，他觉得他就适合隐身于小学教师家里：有点文化，见识不多，乏味，但干净。
杜远方要在这儿至少待到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之前杜远方还有点发愁是否能坚持这么久，现在他感到释然。他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李敏芬，李平，难以想象是姐弟俩，几乎没一点相似之处，这个家怎么会出一个李敏芬这样的尤物而又会有一个歪瓜裂枣的李平？还真得感谢李平，过去他给李平发财的机会给对了。一个人就是要多布些点，不知何时有用。杜远方一边想着一边淡漠地听敏芬以教师的口吻介绍情况，以无动于衷对无动于衷，都掩得风雨不透。敏芬介绍了卫生间，浴室，洗浴用品，洗发护发，沐浴乳，都是一般老年人用的牌子，显示女人做了精心准备。杜远方告诉女人，所有这些东西他都自己带了，他的箱子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带了自己全部的日用品。杜远方没说自己带的东西更好，是舶来品，他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虽然没说敏芬也看到了，每件东西都如此精致，多是外文标签，有专门的男用护肤品、男士香水，她买的东西太普通了。难怪杜远方像中年人，保养得这么好，从他用的护肤品就一望可知。一个讲究的男人和一个不讲究的男人不一样，大不一样，就像一件物品保养与不保养大不一样。有的人的新自行车两年就不像样子，有的人的看上去还跟新的一样。汽车也一样。很多东西都一样。敏芬嘴上不说，但一件一件在浴室放置杜远方的日用品时心里是震撼的，甚至杜远方一开始打开箱子时敏芬就叹息里面的丰富、有条理，看到大大小小的包装，所有的东西都区分好了，这个男人内部的井然有序同样让敏芬叹息。
不过敏芬是一个看上去不为一切所动的人，不管杜远方显得怎样的不同，她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从开始“敌视”性质的冷淡，到对一个“老年人”的尊重——帮他摆放东西——她已经很好地转换，甚至转换得多少有点故意，是的，当初看到杜远方风度很好的样子敏芬的确有点不易察觉的慌乱，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好了，她已从容地进入了新的角色：她不再直觉地把杜远方当成一个男人，一个对手——陌生男女从来具有对手性质——而是一个需要照料的老人。事实也应如此，杜远方来这儿的理由就是年事已高、需人照料，他的子女在国外，老伴也在孩子们身边。
P10－11
莫言：宁肯是一个创造了自己文体的作家。
阎连科：宁肯是中国最有个性和十分罕见的作家，就是放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也有自己的舞姿和歌声。
陈晓明：宁肯是当代小说的“刺客”，他太特殊了，他用刀雕刻了我们的骨髓，那种痛感，是宁肯的更是我们的。《三个三重奏》以音乐般的刀法，再度雕刻我们灵魂的骨髓。
几年以前，我有过一段走出书斋的经历。有九个月的时间我告别了书，电脑，轮椅，茶，过了一段铁窗生活。我不是犯人，只是有人提供特别方便，我在死刑犯中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见识了从未见过的过去想也没想过的看守所、审讯、行刑队、注射车、器官捐献，诸如此类。总而言之，我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我对看守所着了迷，以致后来有点习惯了死囚牢的生活。如果不是我的强有力的朋友出了点事儿——他在部里分管监狱工作，是这个系统具体的顶头上司——我着迷的时间可能更长。我交了一大批死刑犯朋友，九个月时间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断断续续，总是没个完。我不能送走前面不顾后面，这样既不公正也不道德，也有违于一个准神职人员的工作。死亡没有临终关怀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我觉得有人应承担起这项工作。我不能说我做得有多好，但确实有为数相当多的死刑犯经过与我的促膝交谈对来世产生了希望，我的抚慰不敢说超过了僧人、牧师或类似的人员，但也差不太多，有些方面我做得更好一点。我给他们阅读，讲故事，或是听他们讲自己，讲一生。我答应将他们写进我未来的书里，许多人因此把我的书当成他们的天堂，坚信死后将继续活在我的书里。我的承诺代替了天堂的承诺，很多人因此得到了救赎，即使没有也大大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把我搞糊涂了，我在狭窄的有铁栏杆的过道上看到我的强有力的朋友被押解着，从铁栏杆那边走过来，前后都有人。那种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的架势让我非常不解，又十分吃惊，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气宇轩昂，目光冷淡，不可一世，虽然穿着囚衣但仍好像是顶头上司。他没戴手铐，没跟我说话，只是瞥了我一眼，好像完全不认识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的不可一世的目光中获知：我得离开了，否则可能就出不去了。
我明白了什么，又彻底糊涂了。我一刻也没多停留，没和任何朋友告别，没有握手、拥抱、难舍难分，只是一个人悄悄溜回了书斋。
因为惊恐、不安，许多天我在书斋里发呆，好像我和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有什么牵涉。完全没有。不错，因为他，我在看守所享有特权，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行贿或受贿那种让人产生联想的关系，我们根本用不着。事实上倒是他送了我一些东西，像照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纯皮公文包之类。它们都是名牌，进口货，价格不菲，但这可以反过来构成贿赂罪吗？另外，我在死囚牢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没有参与器官摘除、买卖，没有一个死刑犯因为我而改判死缓或无期或有一丝一毫的脱罪，最多也不过是让有的死刑犯多活了几天，实在是因为有的死刑犯有话没说完，至少应让他们说完话，我觉得。我觉得晚几天行刑应该不算什么，就算晚上半个月也不该成为问题。
但我还是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强有力的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从我身边走过的样子总是挥之不去，印象太深了。另外，我对我的书斋已感到非常陌生，差不多像一开始走进看守所一样陌生，两种陌生让我闹不清自己是离开了还是又回来了。许多天我不理发，不剃须，不洗脸，不换衣服，更不消说洗个澡。我一直穿着在看守所就穿的衣服，在我的书斋里它差不多就是“号衣”。我的那些书也像囚徒一样，在书架上待得太久了，我待在它们中间和尘封多年的书别提多相似了。
我的书斋，称得上一个小图书馆，有大大小小十几个书架，其中有十一个顶到天花板，有固定书梯和可移动书梯。我的轮椅就同时还是一个可升降书梯，我手摇轮椅，在书斋中默默穿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书和书架布满了差不多一年的灰尘，许多天凡是我活动过的地方，比如取一本书或挪动一本书，都留下了类似小动物才有的痕迹，一些可能是我胳膊肘蹭过的边沿看上去也十分微妙，仿佛天坑。有一部分书架环形摆放，我在中间就像一只不大不小的蜘蛛，随时能到达任意一点。孩提时代我的理想就是住在类似蜘蛛网的图书馆，现在借助四周的镜子我差不多做到了，它们相互重复，无限扩大，我常常分不清哪些是镜子里的书，哪些是真实的书。有时我觉得自己走进了镜子好几天都出不来，并且看到许多个自己。是的，为了免于孤独，也为了更像是图书馆，我装了许多镜子，甚至就连过道也装了镜子。我可以在任何角度看到自己，太多的角度都有一个坐着的自己。
即使在工作台上，我也是更多时候坐着轮椅而不是靠背椅阅读、写作、喝茶或咖啡、听音乐。工作台在阳台上，像个书吧，有两台电脑，一台是笔记本，一台是台式。靠边是一台老唱机，带喇叭，仅是装饰，从没放过音乐，但也总像放着时间的音乐。有各种杂志，唱片，光盘，咖啡。天气偶尔会在一场大风之后特别好，有时我会坐在轮椅上的阳光中小睡一会儿，做一些梦。
我多次提到轮椅，但是我并非残疾人，我只是一个酷爱轮椅的人。轮椅方便了我在书架间快速穿行，此外我说过轮椅配备了可升降的铝合金梯，我随时可以在梯子上查阅那些接近房顶的书。有时我想要是有电动可升降轮椅就好了，那样我手指一按，整个人就随着椅子升起来，像科幻片一样。这种事也只是想想而已，即使伟大的霍金怕也难以做到。隔段时间我就要爬到高处对书籍做一些调整，把受到冷落的书往下放放，让低处的书上去。常常我就像玩一个人的游戏，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站在梯子上，看到镜子中的自己，镜子对面还有镜子，我看到无数个自己，奔跑的自己，台阶一样的自己，无限变小，直到镜子筋疲力尽……有一天我看到我穿上了当年的号衣，多么的恍惚，不知道几年时间忽忽就在镜子中过去……我觉得是时候了，是该讲讲我的那些已经死去的朋友了。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我的强有力的朋友也就是我的老同学杨修判了死缓，至‘‘死”他也没提送我的那些昂贵的录音笔，照相机，公文包。这些我都保存得好好的，本来随时预备交上去。
但我要讲的不是杨修，或者主要不是他，我和他没什么可说的，倒不是因为我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不存在这回事。没有个人的胜利，也不存在个人的失败，我们都被某种桎梏束缚着，无论多么不同我们都是同时代人。因此我愿更多地讲讲别的朋友——那些死去的我曾承诺过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期待着我，期待着成为我房间里的一本书。当然有些朋友我只会简单提到，他们无法单独构成一本书，但可以在别人的书中活着。比如有一对吸毒又贩毒的夫妇，所有的罪都是相同的，他们要求手牵手伏法，行刑人员满足了他们。我看到男人倒下时女人挽住了丈夫，行刑人员给了他们一点点时问差。大多数人不了解行刑人员，很多时候他们是很有同情心的，他们总是尽量满足死者的要求。我还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行刑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刑场；第二次是在火化问。到火化间时他突然醒来，慢慢坐起，发出了类似猫叫的声音。当时我和所有人都吓坏了，以为他死而复生，但行刑官见多识广，什么也不信，叫来了法医。法医做了检查，原来子弹斜着射人年轻人的脑枕骨，擦过硬脑膜动脉越过脑干从嘴里射出。这地方是大脑与小脑连接处，子弹只伤到了小脑，心还在微弱跳动，经过从刑场到火葬场的颠簸，到了火化间，年轻人慢慢苏醒过来。年轻人的父母一齐给行刑官跪下，父母亲恳求行刑官：“自古死犯，一刀折罪，他已死过，就饶过他吧……”行刑官没任何犹豫，命令二次行刑。刽子手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领命，他们也是有敬畏的。行刑官命令抓阄儿，抓到谁是谁。抓到“阄儿”的年轻法警瞬间眼底充血，把枪顶上膛，装进裤兜，没二话，进了火化间。我的年轻的发着猫叫的朋友想要下来，法警对着年轻人和蔼地说，他要检查一下伤口，让年轻人躺下。年轻人乖乖躺下，法警对准没有血的嘴连开两枪……
奇闻逸事太多了，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充斥着奇奇怪怪与死有关的事——直到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杨修也走向这里，一切才戛然而止。现在我多少理解了他那种冷淡的毫无内容的又不可一世的目光，我不知道下面我要讲的两个朋友同他这种目光有什么联系，我倾向于有，但无论如何不太一样。
宁肯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讲述了：
“我”的理想是居住在图书馆里，虽非残疾人却喜欢坐在轮椅上阅读，在如林的书架中穿行，认同宇宙就是图书馆的样子。
某天，“我”又来到男一种图书馆——看守所的死囚牢。这里是权力的终点，却没有任何忏悔。
“我”在这样的图书馆阅读了许多人，讲述了一个国企总裁逃亡中的故事，一个秘书走向权力巅峰的故事，而如何讲述这两个故事又构成了第三个故事——相互映现，亦真亦幻。
宁肯是当代文坛让人瞩目的作家，《三个三重奏》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是一个标志，或者说是一个“事件”。在这部作品中，宁肯尝试着思考或重新思考文学表现与当前世界的关系、叙述者介入的程度、元小说的写法，以及权力中“人”的位置等问题。凡此种种虽然在作者以前的作品中也有所流露，但如此集中地展开，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总结之书，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