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滢著的这本《番禺丹青翰墨》是一部系统、专门的番禺地区书法绘画艺术发展史，分两编分别对番禺的绘画、书法艺术历史中各个发展阶段的特色、重点人物及其成就进行了精彩阐述，既具备相当的研究水准，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又行文晓畅、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本书收入400多幅岭南书画名作的高清图片，收藏机构遍及省港澳的文博机构或高校，亦有部分是私人珍藏，不少书画名作平时罕有对外展览，通过本书可一睹为快。

《番禺丹青翰墨》是一部系统的番禺地区书法绘画艺术发展史，以时间为轴，以重点人物为线，分上下编分别对明清以来番禺地区的绘画、书法人才及其作品、艺术成就进行介绍和赏析。

作者陈滢是资深的艺术研究专家，对番禺地区的书法、绘画艺术发展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书中对番禺地区书法艺术历史中各个发展阶段的特色、重点人物及其成就均阐述精彩，并借助其研究优势，对本书配以大量相关书法、绘画作品的高清照片，文图并茂，令人读之有趣、品之有味。

上编 番禺绘画

 第一章 番禺绘画的开篇（17世纪前期—19世纪中期）

第一节 写意画的先声：海瑞、赵焞夫与黎遂球

第二节 写意画的兴起：屈大均、光鹫与汪后来等

第三节 其他番禺籍画人：名士乡贤的绘事

 第二章 番禺绘画的兴盛（19世纪中后期）

第一节 文人写意画的怡情遣兴：张维屏、陈澧、陈璞与叶衍兰等

第二节 职业画家群体与画派：罗岸先、罗清与“河南”画家群

第三节 番禺—河南的书画雅集：文人乡居、古寺名刹与巨富豪门

第四节 其他画迹与画人：涉画士人与闺秀画家

 第三章 乡土绘画的翘楚：居巢、居廉（19世纪中后期）

第一节 居巢、居廉的生平：沉浸在岭南的乡土田园

第二节 居巢、居廉的绘画艺术：土膏露气、清新水灵

第三节 居巢、居廉绘画的意义与影响：岭南本土风格的成熟

 第四章 走向近现代的番禺绘画（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

第一节 融汇旧学新知的番禺画人：潘飞声、冯润芝与潘达微等

第二节 不同流派的番禺画人：折衷派弟子与传统派元老

第三节 油画家关良：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之一

 第五章 岭南画派的宗师：高剑父（20世纪前期）

第一节 高剑父的生平：从居门高足到岭南画派领袖

第二节 高剑父的绘画艺术：折衷中外，融会古今

第三节 高剑父的影响：引领岭南画派走向全国

 第六章 岭南画派的中坚：高奇峰与陈树人（20世纪前期）

第一节 高奇峰的生平：革命的艺术家

第二节 高奇峰的绘画：雄深俊秀之致

第三节 陈树人的生平：勇敢的革命者与温雅的文化人

第四节 陈树人的绘画：极轻微淡远之致

下编 番禺书法

 第七章 番禺先贤的书法（15世纪后期—19世纪中期）

第一节 明代番禺名士的书迹：王渐逵、海瑞、黎遂球等

第二节 清代前期番禺名士的书迹：天然函罡、屈大均、光鹫等

第三节 清代中后期番禺名士的书迹：潘氏家族、张维屏及其他

 第八章 番禺近现代书法（19世纪中后期）

第一节 帖学碑书交汇的番禺书法：黄子高、陈澧、陈璞与叶衍兰

第二节 碑书帖学争妍的番禺书法：刘华东、孟鸿光、梁鼎芬、陶邵学等

第三节 过渡时期的文人学者书法：潘飞声与汪兆镛、商氏一族及王薳

 第九章 番禺现代书法（20世纪前期）

第一节 画坛俊杰的书法：岭南派师生与国画会元老

第二节 书坛诸子的书法：简经纶、冯康侯、何绍甲、李天马与麦华三

第三节 现代政坛名流的书法：古应芬、陈融、胡汉民、朱执信等

 第十章 现代中国的书法大家：叶恭绰（20世纪前期）

第一节 不同凡响的书学轨迹：深厚的文脉传承与精英文化圈的浸润

第二节 融冶古今的书学修为：丰富的鉴藏与广博的学习

第三节 卓尔不群的各体书法：楷书、行书与草书

后记

编者说明

叶衍兰的花卉画《芙蓉杨柳》（年代不详，纸本设色，17.7厘米×54.5厘米，香港艺术馆收藏）的款识是“写‘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诗意。即请紫垣先生大人教正。叶衍兰”。这幅《芙蓉杨柳》是一件精美的小品画。作者在扇面小小的弧形里，画了一株在晨风中微微颤动的芙蓉以及几条披拂的杨柳。其构图优美，意态生动。该画的笔墨也很见功力，其没骨的笔法简约、明净、圆啐，清丽之中颇见内涵。工于小篆的叶衍兰，在金石碑碣中吸取远古艺术简朴古拙的养分，在淡逸清华的花卉画之中寄寓了一种蕴蓄的浑沦之气。

粱于渭（约1840—1917），字鸿飞，一字杭雪，又字杭叔，广东番禺人。早年就学于菊坡精舍，为陈澧的高足，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主事，签分礼部，历充祠祭清吏司司员。先后在四川、北京任职。居京师时，与沈子培（曾植）、黄仲瞍（绍箕）、叶鞠裳（昌炽）、缪小山（荃孙）讲欧赵之学。梁于溜自负雅才博学，但以未能入词馆而郁郁不得志，遂成心疾。最终归粤，在广州以卖画自给。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前清遗老自居。

粱于渭是晚清广东的一位知名的文人画家。他所作的骈文雅丽，亦精研金石。他喜画花卉，晚年嗜绘山水。

梁于渭存世的花卉画较多。其中的佳作主要有《竹石图》《菊花图》《竹石图》《花卉图册》《菊石图》《岁朝欢庆图》《柏树桃花图》《花卉图册》（1896年作）、《墨梅图》（1899年作）、《红树》（1902年作）、《松梅竹石》《春兰图》《向目滋荣》，《四季花卉》《花卉册页》《花果扇面》与《花卉团扇》（以上画作除标明时间外，均为1875—1908年作），等等。

梁于渭的花卉画很多是以梅、兰、菊、竹为题材的。生活在19世纪末的梁于渭，在绘画这些传统的花卉题材时，其画面的情调不是孤傲、清高、冷寂，而是表现出生气勃勃的自然气息。如粱于渭1899年作的《墨梅图》以水墨绘就，但是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幽淡萧寥”的传统文人画情调，而是一派纷繁热闹的景象：老树虬干，细枝横斜，颇具张扬的力度；花蕊繁密的梅花参差错落，熙熙攘攘，缀满枝头。让观者在享受文人画素雅的笔墨形式之时，又充分感受到热烈温馨的世俗生活气息。

梁于渭的花卉蔬果画，则更多是用清丽雅致、亦工亦写的彩墨法绘就。既富雅逸洒脱之笔墨意韵，又充溢着温馨的世俗生活情趣。如《菊花图》《四季花卉》与《花卉册页》等的画面，盛开的花卉可谓姹紫嫣红，设色既富丽缤纷，又显得清新淡雅。如《花卉》四屏，用清丽雅致的意笔画出“富贵长寿”“秋水芙蓉”“寒梅”和“石榴”；《花卉图》册则以亦工亦写的彩墨画出梨、木香、桃花、石榴、竹、梅、兰、石等，其中的《梨》一页还题有风趣的款识：“永平北山梨实绝佳，所谓莱阳梨在不及也。种出大谷杭海，来南呼以雪梨。似口山甜雪之芬甘，非言雪中梨熟也。北海豪樽礼宜让果南獠挟竹祸，乃哭林何哉。杭雪戏笔。”并钤“读书得趣是神仙”“落第状元”“珠江寄渔”的印章，其雅俗共赏的意味更加浓郁。

梁于溜存世的山水画亦不少，其中的佳作主要有《晴岚秋望》（1887年作），《高亭临瀑》（约1900年作），《四屏山水》（1900年作），《塞外望乡》（1901年作），《山中红树》（1910年作），《四季山水册》（三册）、《四季山水》《松竹雅集》《深溪高崖》《溪涧芳流四屏》《山水雅集》《茂岭垂瀑》《关刀峡口》《莲亭渔舟》《湖亭夏暑》《扁舟载菊》，以及《云峰春色》《海山千里》《泰岱日出》，等等。

据相关记载，梁于溜画山水是从师法古人入手的，他先后模仿过元代的赵孟烦、吴镇及王蒙；明代的戴进、唐寅、谢时臣与文嘉，颇得古人艺术的精粹。然而梁于渭学古人又不拘泥于古人，他将前辈大师的艺术融冶一炉。掺以自己对山川景物、对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感受，形成自己独特的山水画风格。

粱于渭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绵长、疏简、时断时连的线条，钩勒山形的结构轮廓——以散逸的线条为山脉峰峦“造像”，几乎没有传统的皴擦；再施以近乎平涂的色彩，自成一种迥异于传统山水画的形式技法，造成一种新颖的视觉效果。这一类的绘画有《高亭临瀑》与《四屏山水》等。

P43-45

番禺，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有确凿证据可稽的历史最古老的地理名称。这个地理名称所涵盖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过去两干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逐步缩小，到20世纪初，甚至退出了自己原来的核心——省城广州。尽管如此，番禺这个名字，两千多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被取代，更从未消失。由此看来，番禺这个名字，是一个有特殊生命力的不可替代的符号，是一种在长期的历史中凝聚而成的文化象征。

所谓的“番禺文化”，不会因一时一事的时势变化而消失，也不可能由一两个能工巧匠去打造。抱持着这一理念，番禺区和我们开始策划编写这套“番禺文化丛书”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要将番禺地域文化的呈现，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尤其优先着力于那些在历史过程中持续累积，形成厚实的历史基础的题材。我们相信，首先在这些题材落笔，更能表达“番禺文化”的轮廓与本相。

所谓的“地域文化”，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特定地域空间中的人的活动创造的社会制度、行为习惯、物质及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因此，当地人的活动，是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而一个地方的人的活动，是他们与自然环境共处，适应并利用自然环境，同时也改变其存在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了所谓文化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这套丛书除以人物、建筑、音乐、书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外，特别在概论中。从番禺历史与社会文化的乡土基础着眼，期望能够以较简略的方式和篇幅，呈现番禺文化的基本面貌、特性和底蕴。

在遥远的古代，番禺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狭义的珠江三角洲的全部。不过，彼时这个名称主要指今天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其中大部分还是在珠江口的海湾中星罗棋布的海岛及其周回的陆地。其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岛屿逐渐连缀起来，陆地面积不断扩大，域内陆续析置新县，作为行政区域单位的番禺的地理范围不断收缩。到明清时，番禺作为广州府的附郭县，定格在一个大致在北、东、南三面环绕着省城的县域。这个县域，便是近代“番禺”的文化认同形成的基本地理范畴。进入20世纪，先是广州市区从番禺县分离出来，番禺治所移出广州市区，继而，上番禺地区划入广州市郊区，番禺的县域只剩下广州南部的大小箍围加上其东南部的新涨沙田区。前些年，下番禺东南的沙田区的大部分又再析出，新置南沙区。今天广州市辖下的番禺区，不仅失去了古代岭南地中“亦其一都会”的广州城，也失去了两千多年来构成番禺地理疆域主体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近百年来在珠江口海上新生的冲积土地，也随着南沙区的崛起，渐渐离“番禺”而去。

这个现实，向我们编撰“番禺文化丛书”直接提出的问题是，这套书的叙事在时间、空间上如何界定其场域？我们觉得，所谓“番禺文化”，应该是历史上生活在番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要全面、整体地阐述番禺文化，就不能只限于今天的番禺一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作为一套由番禺区组织编撰的丛书，其基本的视域，又需要大致限定在今天番禺区的行政辖地之内，以发生在这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事象为丛书叙事的基本内容。这样一来，我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拘泥于作为行政区的番禺的地界，难免破坏“番禺文化”的整体性；超越这个边界，又离开了作为今天行政辖地的文化表述这个本分。经过反复的斟酌讨论，我们选择了不去硬性地采取统一的原则和体例的做法。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六个专题分卷，有的严格以今天番禺的行政区域为界，有的则不以这个地界为限，扩展至以清代番禺籍人士组成的文化圈。大体上，扎根本地乡土社会的主题，我们主要采用前一种方式，叙事基本上以今天番禺行政区域空间为范围；而更多以城市为主要舞台的精英文化题材，则不局限在今天的行政区域，内容覆盖了历史上更为广大的番禺地区。

这样处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清晰地定下的原则，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这说明了要表现番禺文化的不同主题，的确需要有不同的视域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的客观要求。在这点上，《番禺人杰》一卷最为典型。该卷撰稿人说：“两千年中，以番禺冠称的行政境域变化频繁，范围不定，而以番禺地望自称的传人，体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与执着，对乡梓文化的认可与传承，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从文化的剖析及宣扬出发，本书所说的番禺名人，是对历史上以番禺为籍贯的番禺人的记述。”我们认为，这是从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展示番禺文化所必须采取的做法。这些历史上在不同领域对番禺文化的塑造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舞台一定超出乡土社会的范围；很多人士，虽然其家乡已经不在今天的番禺区辖内，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都以番禺为自己的乡土认同，他们的社会活动，也都以番禺籍人士的身份出现。这些番禺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扮演的角色，从来不局限在各自的乡村社区范围，他们活动的舞台，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个事实，显示出“番禺文化”具有超越地方一隅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我们可以拘泥于今天的行政区边界而去将其割裂开来的。

有一些地域文化的题材，除了不能割裂传统的地域整体性外，还不能离开城乡关系格局的视角。番禺在历史上作为同时是省会所在地的附郭县，有一些文化领域的发展及其特色是在这个地区的城乡连续体中形成的，这套丛书中《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即突出体现了这个视角。书画和音乐，一般都被视为精英文化的领域，而城市则是这类精致高雅文化生长的主要舞台。番禺在书画和音乐创作领域之所以能够达到一般地方文化罕有的成就和高度，涌现许多传世的不朽作品，形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流派，离不开其依托于广州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大都市这个条件；同时，番禺人士在书画和音乐领域创造的独特品位，有其深厚的乡土根基，许多独具一格、意味隽永的作品，浸润着乡村生活的情趣。本土乡村孕育了本地书画和音乐的灵气与风味；而连接世界的都市，则提升了这些作品的品格，打开了作品的天地，使番禺的书画和音乐在民族艺术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套丛书的《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和传播空间。大大超越番禺一地的局限，自然是必不可免的。

我们最能够将内容划定在今天番禺辖区范围内的，是《番禺建筑》一卷。这不仅是由于建筑坐落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将境内境外的界线清楚划分开来，更因为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筑的类型及其形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在今天的番禺区地域之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建筑形式大致上均已齐备，只选区内现存的代表建筑来讨论，已经足以涵盖不同时期番禺区域范围内的建筑类型和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是地方文化的一种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从番禺区境内建筑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可以见到番禺区虽然今天的辖区范围大大缩小了，但仍然保存着具有整体性的地方文化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容纳了很多原来在广州城市发展出来的文化性格，这也是番禺文化是在一种城乡连续体格局下形成和延续的表征。番禺区域内传统建筑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让我们有可能立足于今日的番禺区去呈现番禺的文化传统。

如果说建筑是以物质形态保存和呈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典型形态的话，那么，地方文化传统在更深层次的存续与变迁则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备类仪式上面，这些民俗事象，今天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番禺区辖内城乡人群与周边更广大地区人群中生活习俗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而由于生态、环境和人群的多样性而存在的各种差异，在今目的番禺辖区内也都曾经共存，甚至在如今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正在发生变异，而在番禺辖区里，相对还保存得更为完整，更为原汁原味。更重要的是，虽然民俗的内容在相当大的地域空间里广泛存在，有某种普遍性，但具体的民俗事象，又是独特而乡土的，总是依存于特定的社区、人群、场所和情景之中；对民俗的观察和记录，也总是细微而具体的，只要不企图去确认某种民俗是某个行政区域所专有的，微观的观察也不必有坏其完整性之虞。

一个地方的民俗，隐藏着地域文化的内在和本质的结构。这个持续稳定的结构，是塑造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地方社会的民俗文化，是在本地乡土社会的土壤中生长的，这个土壤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层累的产物。当我们要努力尝试立足于今天的番禺地域去发掘“番禺文化”的内涵时，自然把寻找其历史根基的目光。重点投到本土的乡村社会的历史上。这是我们撰写《番禺历史文化概论》的一个心思。我们很清楚，要真正概览“番禺文化”的全貌，在历史的观点上，本应以广州的城市文化为主导，从都市与乡村的互动、上下番禺乡村之间的协调、民田区和沙田区的关系着力，甚至应该把“海外番禺”也纳入视野，作一番眼界更开阔的宏大观察和叙事。然而，作为概论，前面我们提到的“大番禺”还是“小番禺”的问题更难处理。我们明白，要在概论里把已经不在今天番禺版图里的广州城厢、乡郊和大沙田区纳入一起论述，作为地方政府主持编写的这套丛书，无疑是过度越界了。我们选择了把概论聚焦在今天属于番禺区的大小箍围地区，期待能够从乡土社会的历史中，发掘番禺文化的根柢所在。我们从乡土社会历史入手探寻地方文化，并不是以为“番禺文化”只从乡村社会孕育。我们很清楚，要探究番禺地域文化的孕育，必须把以省港澳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甚至还要加上上海等近代中国的都市以及番禺人在海外的活动空间都纳入视野。从城乡互动、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角度。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解。现在只能聚焦在今日的番禺辖区，也许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发生在这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形成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一个在更广大的空间的历史过程的缩影，这个历史过程形成的文化元素，积聚在今日番禺区的城乡社会，尤其是通过番禺乡土社会中一直保存下来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乡村组织和集体机制。凝结成保存番禺文化的内核或基因的制度化因素。这个基本假设，是我们相信立足于今日番禺土地上，仍然可以在一个宏观的视野里纵览番禺文化的依据。

我在这里以编写这套丛书时如何处理番禺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范畴的变化对于认识番禺文化的种种考虑为话题，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技术层面讨论丛书编写的体例问题，也不是要为丛书各卷处理叙述的地理空间范围不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标准作解释或辩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交代，表达对这套丛书的其中一个主旨的理解，这个主旨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如何去认识和定义“番禺文化”？编写这套丛书是一种尝试，一种从小小的番禺区去阐发宏大的“番禺文化”的尝试。我不能说我们做得成功，但我以为需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既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番禺由一个广大的地区的统称，变到今日只是广州市下属的一个行政区，是否意味着“番禺文化”的消失？今日的番禺，文化建设方向何在，是逐渐成为一种狭隘的社区文化，还是一个有其深远传统和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的栖息地？这些问题，虽然要由番禺人民来回答，但我们既然承担了这套丛书的编写，也应该看成自己的一个使命。我们期待这套书能够对番禺的政府和民众有一点帮助，令他们在未来的番禺文化建设中，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理性选择，把握本土社会的内在肌理，辨识番禺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张开怀抱迎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候。坚持住番禺的文化本位，守护好乡土的精神家园。番禺文化的永久存续，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有赖大家的努力！

刘志伟

2017年1月

在本书的撰写与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我谨向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博物馆的魏峻馆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姚进庄馆长、香港艺术馆的谭美儿总馆长，同意使用他们馆藏书画文物的图片，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广州艺术博物院的翁泽文研究馆员，为本书做了相当数量的书法释文，其中的“古文”（大篆、小篆）释文大部分是由他完成的。原广州书画装裱社的赵汉光社长，亦为本书校勘了一些书画的释文。他们的帮助，为本书的如期完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广东省博物馆的任文岭副研究馆员、郭秀媚与陈曦馆员，广州艺术博物院的杜蔼华副研究馆员，为本书查找了一些馆藏书画的相关资料；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黎偲敏，为本书查找了许多美术史、地方史的文献资料；他们提供的文物图片与文献资料，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陈俊婵编辑，不但为本书做了细心的编辑校勘；还不辞劳苦地联络有关部门，解决相关经费问题。她的敬业精神，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在本书出版之时，我再次向上述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滢

2017年春于广州珠江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