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致治、萧莉著的《黎元洪新传》依据时间顺序，对黎元洪的青少年生活、海军生涯、编练新军、湖北军政府都督任上的业绩功过、“二次革命”前后投靠袁世凯、1916年前后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袁死后继任总统、1922年复任总统，以及投资实业等情况，作了客观公正的叙述和评论，既不溢美，也不讳恶，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黎元洪新传》作者萧致治、萧莉，著名近代史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年逾八五的萧致治老先生，穷三十余年精力，收集资料，考订错讹，著成此书。力求全面、公允地评价这位民国巨人。

前言

一、“家本黄陂，生于汉阳”

二、肄业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三、海军生涯

四、三访日本

五、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

六、武昌首义，被逼出任都督

七、督师抗清，保卫武汉

八、站在十字路口徘徊

九、倒向袁世凯一边

十、首倡‘军民分治”

十一、借刀杀张振武，锄除异己

十二、宋教仁被刺黎元洪‘极端”拥袁

十三、充当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

十四、就任正式副总统与瀛台第二囚客

十五、宁死不屈拒封“武义亲王”

十六、首任正式大总统

十七、黎段矛盾与府院之争

十八、围绕对德参战黎段矛盾激化

十九、张勋复辟被迫离职

二十、寓居天津投资实业

二十一、为曹锟上台铺路，再任总统

二十二、力主‘废督裁兵”

二十三、“阁潮”与再次下台

二十四、晚年生活与国葬

附录

黎元洪生平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资料

二 肄业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北塘位于天津以东，塘沽之北，地属宁河县，距县城九十里。这里是蓟运河、潮白新河、金钟河的汇合处，也是三水合流后的人海口。海口辽阔，宽达三百多丈，向内依次渐窄，至设立炮台处仍有九十多丈，乃是地位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专注在大沽口设防，对北塘防务未予重视。结果导致1860年8月，英法联军侦知北塘防务空虚，于是乘虚而人，趁着涨潮首先在北塘登陆，然后穿过盐滩荒地，攻占新河、军粮城等要隘，致使塘沽、大沽相继沦陷，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进占天津，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最终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签《北京条约》。

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以后，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防务上之失误，认识到北塘和大沽口一样，都是天津的重要门户，决定派遣重兵驻守；并且从1875年起，同时在大沽、北塘、新城等地加固旧炮台，“增筑洋式炮台营垒”。经过增修之后，北塘口南岸计有炮台两座，平台七座；北岸有炮台一座，平台三座；驻防军队除唐仁廉的嫡系仁字、义胜各一营外，还有练军三营，防务较以前有了明显加强。

黎元洪随着父亲到达北塘以后，从塾师李雨霖继续攻读。黎朝相在公余之暇，也常常教他读书识字，并给他讲述历史上的战争故事。一次，黎朝相给他讲述了春秋时期的‘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十七年，鲁宣公十二年)，晋楚两国军队大战于郑国的邲地(今河南郑州西北)，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溃不成军。后来，楚军再至邲地，有人向楚庄王建议刻石留念，以示子孙“无忘武功”。楚庄王却感慨地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人们尝说“止戈为武”，“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又有什么功可纪呢!黎元洪对这段两千多年前的故事，留下深刻的印象。曾说：‘‘武德之义大矣哉!军事、文化、政治、外交、经济之大道，胥在是矣!武德昌明，国家安宁，武德大行，天下太平。”少年时代的这些教养，为黎元洪后来一直主张‘废督裁兵”奠下了思想基础。

1878年，对黎元洪一家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这年7月23日，黎元洪的弟弟元泽出世，其父朝相也在这年升任千总。一家在饱经忧患之后，既得团聚，又行添丁，而且官升一级，在那时称得上是“三喜临门”。可是，喜极而悲随至，全家欢乐生活没过几天，其母陈氏因产后失于调养，同时受了暑热，很快就病倒了，几个月卧床不起，医治无效，竟于同年12月18日告别人世，年仅三十八岁。在黎家，陈氏无疑是根主心骨，儿女全赖她抚养，丈夫也要靠她伺候，里里外外，煮荼做饭，缝补洗涤，哪一件也离不了她。现在撒手人寰，对于黎家来说，乃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仅满十四岁的黎元洪，由于生母去世，痛不欲生，只得辍学留家，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承担起煮饭、扫地等家务。

黎朝相关怀儿子的前程，不忍儿子长期废学，第二年又把黎元洪送入私塾中读书。李雨霖夫妇见其母亲去世，伶仃孤苦，十分同情，对他备加爱护，既安慰他不宜过分悲伤，又勉励他努力向学。黎元洪因为童年受过不少苦难，也经历过失学痛苦，故在塾中读书十分用功，深得老师欢心。他在李雨霖塾中五易寒暑，除读完四书五经外，还读了《御批纲鉴辑览》，使他学到不少政治知识；对祖国的悠久历史，也了解了一个发展梗概。

黎朝相自从陈氏去世以后，幼子嗷嗷待哺，急需妇人照管，并料理一切家务，乃于1880年续娶崔氏为妻。当时崔氏年才三十七岁，比黎朝相年轻十岁。崔氏为人温柔贤惠，待黎元洪兄弟无异亲生，黎元洪对后母也很孝敬。此后，黎朝相继续得到升迁，1880年升任都司，1882年又升为游击。黎元洪在课余之暇，常到黎朝相的兵营中玩耍，对骑马和操练颇感兴趣。黎朝相见他喜爱军事，很支持他从军习武。

1883年春，天津水师学堂招生。在黎朝相的鼓励下，黎元洪前往应考，得以录取，随即人该堂第一期管轮班学习，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天津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适应建设海军需要，培养海军管轮与驾驶人才，于1880年8月19日(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奏请设立的，开始的督办是前任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因病退休的吴赞诚，后来因为吴赞诚病情加重，请求开去差使，乃改由二品衔分发补用道吴仲翔接办。

天津水师学堂奏准设立之后，选择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机器局之旁作为校址，动工兴建。1881年8月(光绪七年七月)，学堂正式落成。堂室宽敞整齐，共有一百多间，“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此外还有观星台一座，专供学习天文、观测天象之用。

还在1880年冬，学堂督办吴赞诚因回南方就医，乘便即在上海等地贴出布告，招募学生。按照招生章程规定，学生无论天津本籍、外籍或者寄籍，凡属良家子弟，年龄自十三岁起，至十七岁止(1885年后，改为十六岁以外，二十四岁以内)，已读书数年，读了二三部经书，能作小讲全篇或半篇者皆可报考。计划先招收六十名。学生选定后，还要取具本人、家属甘结及绅士保结，才准人堂肄习。学习期限定为五年；未满五年，不得自行告退，亦不许参加童子考试。学生入学后，按照程度分班：文理全通，读书甚多者为第一班，除供给膳食外，每月发给赡养银一两；文理未尽通顺而读书已多者，为第二班，每季发给衣履费银二两；书读不多，文理未尽通顺而资性颖悟过人者为第三班，每季发给衣履费银一两。…堂内分设驾驶、管轮二科。驾驶专习管驾轮船，管轮专学轮机管理。学生完成规定课业，还要上船实习合格后，才能分配工作。

当时的风气未开，一般读书人仍然迷恋于科举考试；水师学堂又属新办学校，招生时报考的虽然很多，合格者却很少。1881年8月16日(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次进行考选，报名者达三百OA人．临考不到者就有一百六十一人，交白卷者六十人，其余八十七人大多‘短饤堆砌，草率成文，凭文较量，实际不敷挑选”。于是在8月19日第二次通告，改期于8月27日补考一次，结果依然没有招足，两次共只招到二十名。

由于第一次未招足额，1882年又在天津第二次贴出《招考告示》。据李鸿章分析，第一次招考没有招到出色人才，一是由于‘赡银稍薄，未足招徕”；二是学生对毕业后的前途认识不清。于是在招考告示……

P8-10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黎元洪一跃成为名扬中外的著名人物。1911年10月11日午后，他被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举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都督。同年12月16日，他又被各省代表联合会公举为大元帅。1912年1月3日，在黄兴的建议下，临时参议院选举他任南京中央临时政府副总统。2月20日，因为南北议和成功，临时参议院再次选举他为临时副总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10月7日，新成立的国会又选举他为正式副总统。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他还兼任参谋总长、参政院院长。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后，他继任大总统。一年之后，因张勋复辟下台。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继1920年战胜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之后，再次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他们想通过“合法”手段瓦解南方革命势力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为曹锟当大总统铺平道路，又把黎元洪拉出来再任大总统。在短短的十多年间，黎元洪的头顶戴上了如此众多的桂冠，可谓荣耀至极。

不过，荣誉只是黎元洪的一个方面；同时他还有受尽屈辱的另一方面。比如：大家推举他做都督，他因怕死不敢做，革命党人只得用枪逼着他做。这属于看不清形势，情有可原。而有个别革命党人拔剑斫柱，恶语中伤，不免有点使他难堪。最严重的是第一次当大总统期间，多次受到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捉弄，憋了一肚子闷气，最后被迫下台，还要躲藏到外国使馆、医院保命。第二次当总统，在一年的时间里，也受尽各种屈辱，连下台后都得不到人身自由，受尽了侮辱。

对于黎元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围绕他个人所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如何解说?当时就有不同看法，后人也有各种评论。由于他在武昌首义中作过贡献，被人们誉为‘首义元勋”，和孙中山、黄兴并称为“开国三杰”。1912年4月，孙中山访问武汉时，曾口头称赞他是“中国第一伟人”(《民立报》1912年4月11月第3页)；对他的表现不满的人，则说他是“泥菩萨”、“傀儡总统”、“黎屠夫”等。无论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笔者认为均不宜采取简单、片面的办法，而且要尽量避免感情用事。对黎氏的评价，一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二要全面地看，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三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要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力求作出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该肯定的应敢于肯定，该否定的也要勇于否定。本着上述原则，黎元洪的一生，至少下列几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他为湖北军事的近代化作出过重要贡献。黎元洪从1896年春随张之洞回到湖北，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十六年间，主要是参与湖北新军的编练，兼任炮厂监工。湖北的新军，以张之洞自江苏带回的自强军五百人为基础，到1911年共练成一镇(相当于师)一混成协(旅)，总兵力达一万七千多人，1906年赴河南彰德参加秋操，就被阅操大臣袁世凯和铁良肯定为在东南各省中首屈一指。清政府并谕令江南各省派员来湖北学习操练。这支新军能练得如此优秀，首先是张之洞主持得法，而黎元洪作为主要的协助编练人。其功不可没。正是这支新军，由于湖北革命党人在军队里做了长期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用爱国和革命救亡的思想，武装了广大士兵的头脑，使这支本来是为维护清朝统治服务的军队，演变成为一支推翻清王朝的生力军，在武昌首义之夜，经过通宵搏斗，终于一举推翻了清朝在两湖地区的最高统治，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起点。

第二，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为稳定和保卫武汉这个首义之区作出过重大贡献。武昌首义时，当时留守武汉三镇的新军只有五千人左右，而到10月14日，即武昌首义的第五天，清政府即做出决定，把北洋新军分编成三个军，以一个军的兵力保卫北京都城，而以两个军的兵力，共约三万多人分别由冯国璋、段祺瑞率领向武汉扑来，妄图将首义之火尽快扑灭。可想而知，武汉当时面临的压力是无比巨大的，稍有失误，武汉这个首义之地不能保存，各地响应起义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保卫武汉就成为关系整个革命成败最关键的一环。武汉后来之所以能守住，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而与黎元洪的主持策划是分不开的。孙中山之所以称赞他为“中国第一伟人”；黄兴在孙中山回国前，坚持不就任大元帅，而一再建议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自己甘任副手；孙中山被举为大总统后，黄兴又提议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都是对黎元洪的贡献的充分肯定。也从另一方面表明黎元洪的贡献巨大。

第三，两次抵制帝制复辟，气节可嘉。袁世凯当了大总统，由于帝制思想未变，又处心积虑想当皇帝。同样，黎元洪也是从旧营垒中蜕化出来的人，而且地位已上升到仅次于袁世凯。袁氏决定做皇帝后，受封为“王”的人，黎元洪是唯一的一个。面对心狠手辣的袁世凯，如果拒受王封，可能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宋教仁被刺身死，赵秉钧不明不白地死去，都是前车之鉴。在这种关系个人安危的关键时刻，黎元洪为了维护新建的民主共和体制，准备当众撞死在厅柱上也不屈服。这种誓死也要维护民主共和的气节，对于一个刚刚从旧营垒中脱胎出来的人而言，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袁世凯死后仅一年，顽固的张勋，贼心不死，再次图谋帝制复辟，身为大总统的黎元洪，再次顶住了复辟逆流，又一次表明，黎元洪已成为坚定的民主共和派。

第四，退出政坛后，潜心投资实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黎元洪两次当大总统下台之后，都把精力放在投资实业上。据有关资料统计，他投资的实业有金融、矿产、纺织、食品加工等企业七十多个，资本达三百多万元。其中不少企业是为与外国资本争利而开办的。新中国成立后，也是按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待。他由辛亥革命前把自己的余资用来购买土地房屋，转变为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业，为社会造福，这也是值得赞扬的。

第五，热心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黎元洪因为出身贫寒，。对平民百姓有感同身受的感情，所以平时关心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社会救济。1908年，长江大水成灾，汉口慈善会筹募赈款，他曾慷慨捐助三千元。1910年，霪雨成灾，湖北谘议局筹设赈灾会，黎元洪和谘议局副议长夏寿康都是赈灾会的实际负责人。文化方面，由他批准拨地，开创性地在北京建立国家图书馆，还捐款助建松坡图书馆，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业具有先导意义；教育方面，委派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捐款建北塘平民小学、黄陂前川中学办公楼，以及捐助南开大学、江汉大学的开办等，都表明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支持，同样值得肯定。

当然他也做过一些错事，甚至于犯了重罪。他的最大错误是对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毫无戒备。1913年5月，当有人向他提出袁氏有-“非常之志”时，他不但不信，而且表示要‘极端”拥袁。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和估计，他在“二次革命”时期，助桀为虐，全力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使这次革命未及两月，即全部失败，致使革命党人在国内失去立足之地，孙中山、黄兴等大批革命要人被迫再次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后，由于他未能正确处理和湖北革命党人的关系，致使矛盾日益激化，参与起义的湖北革命党人被他杀害的，有人估计要以万计，也许有些夸大。事实确是除了附从他的少数人以及留学、流亡出国者之外，几乎全死在他的手上。他曾告诉章太炎，杀害‘贼猾’近两万人。不用说，其中一定包括大量的革命党人。“黎屠夫’’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以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革命党人在座谈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江炳灵还说：“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这当然属于过激之词，但确实话出有因。毫无疑问，大量杀害革命党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罪过。假如单从功过上评价，他应该是一个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

本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志于撰写一本叙述全面、评价公允的黎元洪传记，以期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供后人借鉴。原来准备和当时在湖北社科院工作的梁开平合作撰写，并已分别写出部分初稿。后来梁开平同志调赴深圳工作，我由于当时应人民出版社之约，要和姚薇元老教授合著《鸦片战争史》，只得中途停了下来，不料一停就是二十六年。到了去年，为了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才决心抽出时间，请萧莉协助，立志把它写完。并向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申报，被批准为全省重点研究课题。现在成书共分二十四节，其中第一至二十一节由我执笔，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节由萧莉执笔，由我统稿定稿。在写作过程中，汲取了近年学者的一些新成果。全书的大部分是由萧莉帮助打印，最后的编排整理，统一规格，收集相美图片，也主要是由萧莉完成的。书中一部分图片还是请式汉市社科魔张笃勤研究员协助搜集的。顺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萧致治2011年8月22日于武汉大学

时年八十有二

 此书于今年正式出版，出版前再作了一次仔细校补。谨以此纪念黎元洪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萧致治2014年2月18日于武汉大学

时年八十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