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军第一天进入南京城内心还有几分恐慌的话，那么到了14日之后当他们发现这座中国六朝古都完全掌控在他们的铁蹄之下，如同一个被一群豺狼包围住的裸女时，大和民族强盗的那种放纵、无耻和以胜利者姿态自居的狂妄心态，简直到达了极点，因此在之后的一周里，日军不再是人了，而是一群随意屠杀、奴役和欺凌中国人的野兽，甚至比野兽更残忍……
“日本兵举枪冲来，我举双手，从车子里出来。经日军同意，我爬过残破的城门，穿行在布满中国军人尸体的街上。见到日军的恶作剧——被砍下的头颅平放在路障上，一个嘴里放了块饼干，另一个嘴里插了只长长的中国烟斗。”美联社记者查尔斯是13日后少数被日军允许进入南京城的西方记者，他在发往《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报道中记述了最初两天的见闻：
“14日，目睹日军洗劫全城……沿着横陈着人、马尸体的街道走到北门，见到第一辆日军车子驶入城门，车轮在碾碎的尸体上打滑……
“15日，陪同使馆的一位仆役去看她的妈妈，在沟里发现她的尸体。使馆另一位男工作人员的兄弟也死了。今天下午，看见几位我协助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拉出屋去枪毙，再踢进沟里。夜里，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军人的手被捆绑着，由手持中国大刀的日本兵押着……没有人活着回来。
“16日。去江边的路上，见到街上的尸体又多了许多。路途中遇到一长列中国人，手都被捆着。一个人跑出来，到我跟前双膝跪下，求我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查尔斯只在南京待了几天就离开了，他实在无法待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他告诉他在美国的同行，说如果再待上一两天，他“必定窒息而亡”。
查尔斯的同行记者斯蒂尔，比他早一天离开南京。斯蒂尔在15日那天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了一篇题为《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高》的报道：
（南京12月15日电）“地狱中的四天”，是形容攻占南京经过最恰当的字眼。
我刚刚和攻城开始后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一起登上“瓦湖”号军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
这是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
南京城陷落的过程也是在城中的中国城防军人难以言说的惊恐、混乱的过程，以及接踵而至的日本占领军造成数以万计的生灵，其中许多都是无辜老百姓遭屠杀的恐怖统治的过程……
日军口口声声要寻求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使他们失去极好的赢得中国民心的机会。
在中国军队的士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日军进城时南京城里似乎有种模糊的、松了口气的感觉，人们觉得日军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顷刻之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
日军只要宽恕困在城里的大多数已经放下武器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就几乎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南京其余的部分。然而，他们选择了有计划地屠杀守军的做法。
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5000—20000人之间。
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
城里所有街道都布满着平民百姓的尸体和被遗弃的中国军人的装备与军装，许多没有找到船只过江的军人径直跳入长江，十有八九遭溺毙……P117-118
后记：作者的话
关于“南京大屠杀”已经写了不少，似乎可以收笔了。然而，我却无法平静下来。最后，我想说，中国年轻的一代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事件，从而如何来树立正确的爱国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问题。不能不说，我们的年轻一代都很聪明，有能力，辨别意识也很强。但他们身上也有不少毛病，比如对历史并不会像老一代特别是亲身经历的人那么刻骨铭心、那么执著坚定，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教育。国家现在以立法形式设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冷静的思考、潜移默化的灌输，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上的种种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
中国的年轻一代，在历史问题上需要认认真真地补上这些课程。我之所以在前面的文章中把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上的一次演讲大篇地引入本书，是因为欣赏他对美国年轻人讲了这六个字：责任一荣誉一国家。
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把这六个字的内容以中国人的方式和理解去铭记在心并付诸崇高的行动中。
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像这样的标题和问话，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或被认作是无稽之谈。然而大家应当清楚，战争并非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其实也可能会在瞬间出现完全违背人们意志的变化。
我们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提醒我们的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样的危险时刻、每天都有，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到那个时刻，我们该怎么办？
想一想“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些什么。
中国今天强大了，未必就能代表永远的强盛，我们又能为防止新的“南京大屠杀”准备什么？
笔者以全景式的纪实体形式，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再次展示给国人，目的就是上面的这几句话。
对于世界，我也有一句话：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制度和价值观可以不同，但我们都爱好和平，期待幸福，有爱心，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永远和平相处，仁爱以待，各自绽放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鲜艳一面，让我们的地球不再流血、不再有战争呢！
似乎还有些话要说。是的，和平是我们永远的期待，但战争并没有随着人类发展而消失。因此我们才会特别在意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旧的创伤毕竟存在，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制造战争和造成他人创伤的国家，毫无疑问更应当遏止霸心，压抑欲望，承认错误，重塑仁慈，摒弃恶劣。而对饱受战争之苦和身带旧伤的国家及其人民来说，更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和平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牢记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是我们不能动摇的信仰。
希望我和我的子孙不用再重写“南京大屠杀”，而将它当作一首凄怆与激奋清醒的老歌世代传唱下去……
2014年10月于北京
序：迟了77年的国家“公祭”
这是亟待要问个“为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目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十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十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阵亡25万余人，日军阵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
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 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如果将1 500吨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内让其自然流淌，则需要数月时间方能流尽，流经的长度可以延绵几百公里。
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 000HZ。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嚎，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呵，我苦难的30万同胞，当年你们就是这样被一群野蛮的异国侵略者断头割喉、百般躏蹂甚至身首分离而亡……这是多么悲惨而残暴的一幕！ 距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77年。
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
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呵！但它毕竟来了。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我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朱成山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出的几十本书中，多数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章和随笔散文。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留下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
奏起了《国魂曲》。
二战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侵华日军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竟然还在这“公祭日”当天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
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群加害于他国30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人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许多当年参加这场“公祭”的日本官兵“记忆犹深”，甚至对松井石根司令长官当时宣读的“祭文”内容倒背如流……
这就是日本。
我还发现一件事，据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闻》披露：
在日军占领我首都南京的当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是因为中国不理解“日本国坚持不扩大解决方针”，“低估了日本军队的实力，也低估了今日日本的实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中国“以排日为前提”，鼓动“民族主义”，所以才“招致了毕千功于一溃的地步”，造成悲剧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承担。
这就是日本。一个在处理邻国关系问题上，经常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国家。
我还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押至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刽子手、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的谷寿夫，在南京被枪决后，日本国内及他的追随者从来就没有认识其罪，相反始终将其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记忆着。20世纪60年代由下野一霍中将编撰、东京情报社出版的《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一书中，对战犯谷寿夫如此评价道：“将军戎马四十余载，尽心尽职忠诚于君主国家，乃至以死奉公。”“虽为国尽力，一旦战败，其战绩即成敌国民之恨，冤罪之下，牺牲在曾指挥过最光辉战斗的雨花台之下。”“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军人精神，是真正的军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发自内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将士在扼腕痛惜其伟大的殉职之时，对其忠勇义烈致以由衷的敬意。”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后来日本将其灵位供于靖国神社，多任首相数度参拜……
这就是日本。战争是他们发起的，罪恶是他们制造的，然而他们仇恨与敌视的却是那些惨遭他们奴役与残害的民族和国家。
这就是日本——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30万人的生命呵！几十年来，日本人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话一笔勾销，竟然还胡言乱语说是我们在“说谎”，是“中国人自己编出来的南京大屠杀”！
多么无耻！怎不刺痛我等的心呵！
公祭！必须公祭！这既是对自己死难同胞灵魂的安抚，也是给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没事找事的国家，且自古以来就很宽宏大度。我们想以和为贵地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尤其是与邻国世代友好，然而当今日本呢？
确切地说，是当今执政的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他们的过分猖狂和无耻行径挑起了我们民族的旧伤痛。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历史罪孽，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底线：不承认自己的罪孽也罢，却偏偏还想把当年的军国主义的屠刀重新举起，连明明是中国的一个小岛——诸如钓鱼岛也要占为己有。问题是：这还仅仅是表象。其实质是，他们妄想侵吞别国、奴役其他民族的野心始终不死，并大有蠢蠢欲动之势。执政的日本首相及其同僚，一次又一次地不顾深受二战日本侵略灾难之苦的中国等国人民的感受，执意去参拜供着那些血债累累的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既令人恶心又叫人百思不解的卑劣行径，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撕开伤疤，去透彻地再看一遍血淋淋的悲愤史。
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我们曾经放弃了对侵略国的战争索赔——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向我们的人民说明：对侵略国日本的战争索赔，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当时的美国等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撇开中国，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了于次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让中国放弃赔偿。这笔账，美国当政者可以说是心怀鬼胎，而日本国则是心知肚明。他们的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伎俩，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史上的一大耻辱凭证。尽管如此，友好和宽容大量的我们，不仅没有再纠缠旧账，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千方百计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送去东洋加强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干，屡屡阳奉阴违，挑衅我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直到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也让那些深埋在“万人坑”里的一个个冤魂再度苏醒复活……
于是我们不得不以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国家公祭，来警告这个罪孽深重又不愿悔改的邻国。同时也告诫自己的国民：要取得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就永远不能忘却历史、忘却苦难。
当象征国家权力的表决在人民大会堂公告后，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带着国耻和痛苦的日子，从此要举行我们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垂颅而默哀的仪式。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然而，这样的选择和记忆其实来得太晚太晚。明年(2015年)便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所谓的“轴心国”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法西斯战争，战火殃及全球60％的国家，约6 000万人死亡，其中我们中国死亡人数达3 500万之多，经济损失在5 000亿美元以上(当时的货币价值)，为最大的受害国之一。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种寄托希冀和自我约束与祈福消灾的行为，中国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除头七、二七……五七、七七(断七)和百日、周年等祭祀日外，还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等祖宗流传下来的诸多祭祀节日。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
苏联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做到了：每年5月9日，莫斯科广场上总会举行盛大的集会和阅兵式，无论哪一任国家领导人都会走向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上花圈。
以色列人做到了：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会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哀悼死难者，那悲彻的鸣笛声令每一个人震撼。
波兰人和德国人也做到了：每年成千上万人汇聚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小镇，在希特勒纳粹政府当年修建的“杀人机器”——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内，举行公祭，悼念被法西斯残害的350余万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普通公民与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人从不落后，他们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公祭。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将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日子作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公祭在那场日军突袭中牺牲的2 300多名官兵。
中国以往一直没有国家形式的对二战死难者的祭祀活动，尽管我们伤亡3 500万！但是，一个令中国伤亡这么多人的国家却每年都在声势浩大地举行与二战有关的公祭，且政府首相和高级官员皆要出席。
这就是日本。
天理何在？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提出这一自我反省的中国人叫朱成山，现在是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本二战侵华史研究专家。
朱成山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22年前的199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缺一位“能干”的领导，所以他被调任为纪念馆的副馆长。一年后，他升任馆长且一直干到今天。现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知名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影响很大。2013年，到纪念馆参观的人次达500余万，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朱成山对纪念馆的建设功不可没。
朱成山说了两句令我有些吃惊的话。他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一得“感谢”日本人，二得归功当时的南京市和江苏省几位有远见的领导。朱成山解释：“感谢”日本人，是因为以战争手段残害了3 500多万中国人的日本，竟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后的1982年，突然搞了一出大闹剧，他们的文部省将日本中学教科书中原本一直清楚明晰表述为“侵略中国”的文字改为“进入中国”。此番掩饰其在二战时犯下累累罪行的军国主义复辟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们的极大愤慨。一时间，知识界和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们纷纷写信给南京市、江苏省和中央领导，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土地上”，“让日本人赎罪”的呼声震荡金陵内外。
“日本人不仅改教科书，而且到处在为二战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将士树神社碑、满洲碑，我们为何无动于衷？他们树他们的招魂碑，我们树我们的抗战纪念碑！”
“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残害了30余万人，应该立碑建馆，让世人牢记这一悲剧，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是建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如今张耀华先生虽年至古稀，然而他对当年建造这座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念馆记忆犹新——
1982年夏，是个格外炎热的季节，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饱受灾难性大屠杀的南京市民们的极大愤慨。这个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市长张耀华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加班，日理万机的他，照例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各种文件与报告。他发现有一叠不同寻常的信件令他心潮澎湃，其中一封署名“崔卫平”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信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因为信里的每一个沉甸甸的字，都如洪钟般撞击张耀华的胸膛：尊敬的市长：
最近，我从报纸上连续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行法西斯暴行的记载，连续见到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真实照片，常常激起我满腔怒火！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1 30万无辜的男女老少，30万我父老姐妹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奇耻大辱，何等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1.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2.和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第二封信是南京红十字医院的一名医生写的，他说：“我身边的孩子们常常问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什么是南京大屠杀？当我把报刊上所刊登的一些内容讲给他们听时，孩子们的眼睛都瞪大了，惊诧了！而这个时候，我却又感觉似乎还少了些什么给予这些孩子！于是我想，是不是应该有个专门的地方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当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事……30万被屠杀的同胞生命，不能就这样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那个夏天，张耀华收到类似的信多如雪片。有一位教师在信中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改成‘进入中国’，并将他们屠杀南京市民的罪行一推了之，这样的丑恶无赖行径，令我日不思食，夜不能眠。因此郑重建议南京市人民政府应该在适当地方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碑、纪念馆，以让世人了解真相，铭记历史。我愿捐献100元用作此需。”如此带着热度的一封封信，如一阵阵巨澜，激荡着张耀华的心，令他脑海里不时回响起周恩来常告诫的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是啊，历史的需要，人民的期待，为什么我们不作为呢？不行动呢？张耀华把自己的这份感受向市委和市政府其他各位领导坦诚托出后，立即得到了积极响应。于是在南京建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了南京市的一项重要工程。
在张耀华市长等数位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工程全面进入设计与施工阶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著名建筑学家齐康先生，以精准而奇妙的思维，完成了纪念馆的形体设计，堪称绝美之作。之后的时间，南京人以超凡的干劲进行着纪念馆的全面建设，并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实现了开馆。那庄严而肃穆的纪念馆墙上，镌嵌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馆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此，南京城有了一个可以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去了解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那场人类史上少有的血腥浩劫的纪念地，而带来这场血腥浩劫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然而，遗憾的是，数十年来，本该彻底反省的日本，并没有将复辟军国主义的妄想抛弃，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一批右翼势力一直在兴风作浪，顽固不化。
2007年9月26日，安倍晋三以小泉纯一郎路线的继承人身份登上了首相宝座。小泉何许人也？原来小泉的恩师是安倍的父亲安倍太郎，小泉上台后，“实现”了他作为战后首相在任期间到神社公开拜鬼的目的。而小泉为了报答其恩师的最大“成果”便是推荐安倍晋三当了自己的继承者。
第一次当首相没多少日子，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安倍下台了。几年后，风水复回，安倍晋三再次当选自民党党魁，从而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并且成为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此人再次上台后，便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安倍《致美丽的国家》)
中国人不太知道安倍与岸信介是什么关系。其实，漏网大战犯岸信介是安倍的外公。
一个是参与侵华决策的漏网战犯，一个是漏网战犯的外孙，两人不仅在血缘上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基因的一致性。安倍上台后不仅将钓鱼岛事件升温，并引起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紧张，而且公开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对着干。安倍并非只喊话而不做实事的那种庸人，他是个干实事的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
他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
他呕心沥血地企图修改日本“不战”的宪法。
他正一步步地将日本重新拉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道路之上……
显然，中国人民，这一次再也无法忍受了——国家公祭便成了我们警惕和提高自身自卫意识的一种必要的形式。
国家公祭，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许多人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它的实质意义。有些敏感而异常重要的问题是在笔者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所遇到的——
比如，我们讲二战，中国伤亡3 500万人，没有人怀疑。然而，一说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残暴地杀害了我30多万同胞时，却出现了喋喋怪论：首先是顽固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们一次次公开否认，甚至说是我们中国人在“造谣”、“说瞎话”；其次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像小泉和安倍这样的日本领导人赖账式的否定；再者是一些所谓的日本“名人”不断地粉墨登场，借助他们的名气刻意歪曲历史真相，甚至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轻描淡写地把南京大屠杀说成了“日本军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是合理的战争行为”等等。今天日本社会，像安倍这样对自己民族曾经有过的反人类的罪行置若罔闻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其国内民意支持率很高，可怕的原因便是当代日本国民中部分人宁可相信一些右翼分子说的谎言，也不愿正视自己民族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
这并非根本。国家公祭的产生，令我强烈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国家需要这种国家公祭，因为今天许多人不读历史，过于相信“国外学界”的观点，甚至在我创作这部作品时，就有人对我说：“小心，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内外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尤其在日本，他们的说法与我们很不一样。”言下之意，是提醒我不要去啃“这块历史的硬骨头”，甚至劝告我“当心有人来暗算你”。真的吗？一些日本人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说法”难道能掩盖得了历史的真相吗？他们在几十年前用屠刀活活砍死了我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同胞，难道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把过去的一段真实历史写出来就会遭其暗算吗？
我已别无选择——只要接触“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静了。
30万人呵！30万人的伤逝，难道还不值得让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清醒，让一个曾经侵略过别国的民族赎罪，让充满阳光的整个世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
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并且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于车内……
呵，想想这样的罪孽，日本人真的绝不可以对自己的罪行漠视与抵赖，更不可以在中国人面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所有事实说半句“怀疑”之类的话，因为这早已被历史定论，且有无数战时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的铁证。
1937年——“11月、12月，我们向南京进军，12月底进入南京，迎来昭和十三年的元旦……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境，因为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的话会是一种损失，所以在进军途中哪怕遇到平民百姓也会殴打他们、抢他们的东西，渐渐地这种行为变得越来越野蛮起来。因为战争是带来让人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那样的异常心理状态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不是军人，哪怕是对敌方的平民也要打和抢，变得完全没有罪恶感……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是敌人，都该杀。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于是我们渐渐都变成了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类似这些由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所写的自省话语，我看了许多许多，而更多的则是那些赤裸裸叙述自己参与大屠杀的“阵中日记”，它们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血腥与丑恶。当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读者阅读完我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也许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善良、宽容、豁达的中国人会在77年后的今天，要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罹难者举行公祭——因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
因为——
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的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