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传记著作，真实地写出了弘一大师传奇的一生。弘一，俗名李叔同，生于官僚兼富商家庭。少年时勤奋好学，在诗词、篆刻、书法等方面均见才华。19岁时，因被疑康梁同党而被迫离津逃亡上海，一度与诗妓往还，扬名艺苑。此后不久，东渡日本，习油画、音乐。所作歌曲《送别》等为后人传唱不衰；在绘画上也有许多不朽之作；最早引进话剧艺术并成为中国第一代的话剧演员。辛亥革命后回国，执教于天津、杭州、南京等地的艺术学校，桃李满园，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均出自其门下。1918年出家，受尽艰苦，悉心佛法，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著作闳富。

本书资料翔实，评点无多，剔除了传闻与迷信成分。作者身心投入，颇有学术见地，并努力开掘传主心路历程，把圣者还原到凡人的高度。本书可读性强，也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本书苦耕卅年修订六次，是严格的史学著作，颂人的长诗。

作者相信传主人格魅力，杜绝媚俗虚构的儿女情长、对话、心理活动。反复考证，全面反映李叔同——弘一大师丰厚跌宕的一生。

上卷写其家世，天津成长氛围，上海、东京、杭州的求学交游，侧观急管繁弦大时代，探寻他在美术、话剧、音乐、诗词、金石、教育等领域的足迹，富家公子的多面活动，艺海名家的心胸气度，“温而厉”的师表神韵，大槐独秀。

下卷云水一肩山路遥，青灯黄卷寂僧寮。他过午不食，僧衣补丁224块，听取批评。升华自省，旷世仍是凡夫的真实人性。弘扬佛法，终成中兴律宗第11代祖师的复杂心路历程。众师友浓淡不一的剪影；旁及佛学、书风发微。读来可敬、可亲、可倾听其心灵独语，汲取能源。

行文浑朴内敛、浩气蒸腾，细节活泼，获不表现的表现力。

序一 又一文化代表人物

序二 一部传奇历史

序三 充实与惆怅

弘一笔名别号录

李叔同家世系表

引言

上卷 李叔同

 一 家世

 二 幼年

 三 离津

 四 旅沪

 五 留日

 六 音乐

 七 归国

 八 育人

 九 断食

下卷 弘一法师

 一 出家

 二 旭曦

 三 寮灯

 四 云水

 五 护生

 六 澄秋

 七 白湖

 八 道侣

 九 霜花

 十 青岛

 十一 晚香

 十二 关中

 十三 夜钟

 十四 余韵

一 家世

李叔同先生诞生于天津的故宅，为今粮店后街东侧陆家竖胡同2号，坐北向南第一家。门楼算不上高大，正面有平门四扇，颇似影壁，常年关闭，东边另有小门出入。用青色方砖铺地，上房居北，东两屋各三间另有小厦子，长方形三合院内栽着一株梅树，枝繁叶茂，苍然滴翠。北房后面小院内，另有三间灰土房，供婢仆居住。

走出门楼子，胡同东口是地藏庵，上世纪初一度兴起过废庙办学运动，古庵改为宣讲所。沧桑历尽，而今那里是一家缝纫工厂，旧迹荡然无存。故居南边民居栉比鳞次，稍远便是金盅河小口河沿。附近的三岔河口，为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旧居于1929年前被叔同二哥卖给了北大关河北大街公记货栈的毛维霖，在修缮时拆去门楼，门侧砖墙垛尚存旧貌。

1988年之前，史料及小说皆称叔同祖籍浙江省半湖县，理由是他23岁时曾以平湖县监生的资格参加过一回乡试。其实他次年还去过河南应试，并不能证明原为豫籍。1988年叔同侄孙女李孟娟发表《弘一法师的旧家》一文说：

“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说过：李家的祖上是从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还说我家的老祖坟地在津北张兴庄和宜兴埠之间，已经埋葬了几代人了。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但我祖父没有答应。根据以上的说法，我家的祖籍可能是山西，不是浙江平湖。”

为就近应考而填写“入籍”、“冒籍”、“寄籍”某地的事，在科举时代屡见不鲜，叔同久居杭州，做过类似的事也不足为奇。故二说并存，待明家教正。

叔同考天津县学时，曾在考卷上填过：祖父李锐；叔祖父李锟。李锐单传为叔同生父李筱楼(1813—1884)。

筱楼老人讳世珍，早岁教过家塾，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科会试，与李鸿章、吴汝纶(桐城派古文家)，同被录取，座师乃大学士孙渠田。据档案馆钞本《乙丑科会试题名录》，是科取士252名，“第70名，李世珍，直隶天津府天津县附生”。附生，生员名目之一，为附学生员简称。明清初入府州、县学者统称附生。后经岁、科两次考试，入选高等者递补为增生或廪生。又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刊《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一书所载：同治四年考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三名；第二甲赐进士出身100名；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62名)，筱楼列名于后者第79位。被授吏部主事要职。当时官场黑暗污浊，他任职几年即跳出仕途，返回津门经商，主持慈善义举，60岁前后买下河东粮店后街60号大宅院。门前挂着“进士第”横额，不过匾上所记系第72名，与前述《索引》有别，其故不明。过道上还悬有“文元”大匾，颇具富贵气。新宅前院是做内局生意的钱铺，原名“桐华”，后改“桐达”。柜房廊柱上挂有对联，上下联为首嵌入“桐”、“达”二字。老人次子文熙字桐冈，叔同一度自署“瘦桐”，不知可与店名有涉？

筱楼翁在宫北大街另开设一座桐兴茂钱铺，专做门市生意，同样财源茂盛。

他在孙家胡同(今顺风胡同)举办“备济社”，李鸿章题匾额，施馍馍厂，接济孤寡清寒，施舍棺木。他还出资兴办“广育学会”及义塾。供附近贫苦儿童免费读书。这些义举使他被乡人们敬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因城内冰窖胡同另有一位李善人，故各冠地名，以示区别。)

叔同40岁后对入室弟子丰子恺说：“我有许多母亲。我的生母很苦。”足见其父是一位多妻主义者。

正室姜太夫人享年84岁，是长子文锦生母。

P2-3

又一文化代表人物

洪禹平

十几年前，我在桂林给漓江出版社看稿，与文辉兄对门而居，为其诗剧集《爱之弦》当责编。闲时常听他谈及清末民初以还影响较大的新旧文人、诗人、书画家、戏剧家掌故，他都如数家珍。那时他虽年仅五十，却有幸聆教于许多学术界的老前辈。这虽然与他多年来担任刘海粟先生的助手有关，但内因还在于他见多识广，古道热肠，助人为乐，不慕权势，安贫乐道，因而能广读天下之书，广交天下之士。尽管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便多灾多难，但仍然乐观进取；等儿女们长大后，他更是四海为家，吟啸山林，行歌闹市，真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学识、才华、交游、见闻与这样的人品、性格、遭遇相结合，使文辉真像个得道之人。其外表与内心也挺相称：五短身材、秃顶、圆脸、美髯垂胸、目光似电、神采奕奕，无怪冯其庸先生早就有诗赠之日：“飘然来去一真仙，何处春江抱月眠？”诚非虚誉。

最近得读文辉所著《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我才特地给他画出这幅肖像。在本世纪垂名青史的文化人中，李叔同——弘一大师无疑是最奇特的一位，因而要研究他、理解他、为他立传，也是最难的——恐怕只有文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

首先是史料的收集、考订之难。李氏在生前死后名气虽然够大，但他在1918年三十八岁出家之前，主要是个在绘画、戏剧、音乐等方面融会中西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活动地点是在日本及上海、杭州，知情者不多，报导、评论者尤少。出家后，他不愿谈及前尘，除了少数几位亲密的友生和佛教界人士有所了解或有所记叙外，一般人更无从得知。我昔日读过的几本有关弘一的传记作品，史料多欠翔实，有的甚至任意想象、虚构，还有大量对话、心理描写，迹近小说(实际上又不能与真正的小说相提并论)。而柯著从传主家世到每个生活时期的基本情况、关键环节都无大的缺失，碰上不同记载和说法，即加考辨或俱录存照，这是很严谨的史家笔法。书中对弘一驻锡过的几十处佛地，交往过的六十多位师友，都做了或详或略的叙述，写出他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其中很多材料是历时十八载，不远千里万里登门寻访而得的。弘一弟子蔡吉堂、张人希，厦门、青岛的僧人，弘一得意门生的子女，都给过他许多帮助。有了文辉这部作品，我们才能比较真切地看到李叔同——弘一大师从富家公子、才子、名票友到新式学生、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到皈依佛门而成为中兴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整个人生历程，从而也就为描述评说这位“旷世凡夫”——实质也是旷世奇人的心路历程奠定了基础。

但，还有个更大的难点：怎样理解李氏的出家？关键在于李氏传记作者必须在性灵上与李氏相通，而茫茫人海，万丈红尘，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太少，简直非文辉莫属！他在全书开宗明义的“引言”中就自觉地说：

20世纪已是尾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间罕遇人物。夏丐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日“旷世”。但他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在全书各章展开叙述各个时期的生活和活动时，作者都紧紧抓住李氏为人处世“认真”这一特点，大量事实发人深省。人们从中当可领悟到，李氏的“认真”，是对人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一种极为严肃的求索体悟的表征。这种“认真”，在出家过程中和出家后更发展到极致。关于李氏出家的动因、动机，自来众说纷纭，文辉引录了曹聚仁、丰子恺、了缘和尚的评述，在一定程度上都道出其真谛；而对容起凡、柳亚子的看法，文辉婉转地作了驳议。

文辉引用弘一在温州庆福寺对寂山和尚说的一番话：“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生死大事。”文辉加以解释说：

按佛教理论说超出轮回之苦，永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救渡苍生。为积极人生态度，去完成一个新的自我。

大师圆寂后，好友胡朴安有颂诗，可作脚注：

凡夫迷本来，生死一大事。知者顿然悟，去来原一致。自性本清净，是乃真佛子。我言弘一师，泯然契佛旨。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出家，不能排除社会、历史因素，个人内因是首位。穿凿猜测，不如多多思考。

文辉这段文章，可谓晤道之言。他是真正懂得弘一大师对佛教的信仰是极为虔诚的，而且他信奉的还是宋代以后问津者极少的律宗。他自出家至圆寂二十余年，一直是个自律极严的苦行僧(按弘一的讲法，戒律是为了律己而非律人，否则就错了)，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达到极为完美的程度，真像他临终前所说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正因为对佛教信仰的极端虔诚，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对弘一也就决不是一句空话；文辉对此也深有所悟，故在传记的下半部用许多确凿的事实历述其苦行求法传法的过程，同时详尽地记述其利用书法艺术传教的苦心，写出这位高僧与大书法家的完美结合。文辉是“善鉴者不书”的典型书论家，他为弘一两本书法集作过长序，凭其洞察力作出了很精到的评述。

文辉这部力作还写出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粱、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时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以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与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他们不一定是佛教徒，但大都钻研过佛学，对人世的苦难、对人性的善与恶，有着独到的感悟。正是就上述意义而言，我认为弘一大师实为本世纪可与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并列的又一文化代表人物。弘一的影响还要延续下去。经过百年风雨沧桑的体验，中华民族对传统的美德和文化，对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自由以及对慈悲博爱之道不是更渴求了吗？明乎此，也就明白此书的深层大义。

文辉告诉我，他的好友刘雪阳先生(质平先生公子)搜集到一百多幅有关弘一的图片；他还想继续开掘，广泛听取意见，他日将修订本与图片一起印行。我愿在此向海内外出版家呼吁：结此因缘，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亦幸甚！

1999年3月22日

于北京杨庄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