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将热情、追求和艺术精神融为一体的作家，他像勇士丹柯一样，燃烧自己的心来照亮别人，穿越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风云，为文学，为生命，为灵魂，作出丰富的注解。他的真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家》是他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本书收录了他的《第四病室》和《寒夜》两部作品，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文人型大作家的绝代风采。

《第四病室》是一个年轻病人在当时一家公立医院中写的‘病中日记’，也就是作者根据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学成的小说。‘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病人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在《第四病室》中，巴金则直接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社会底层的众生病苦图。在这个空气污浊的三等病室里，各种病员杂处，有人不断地死去，有人又不断地进来，他们缺钱少助，在这里受着百般难忍的煎熬。他们的饮食便溺，都需要人照料，但工人老郑却因有人没钱打点他便变得极为冷漠。他的表现，与其说是国民性的顽疾，倒不如说是金钱锈蚀了心灵更为准确。这篇小说用金钱正在支配人间关系的酷烈现实，张扬着对于人间情怀和人道主义的呼唤。

《寒夜》是巴金步入中年又一创作高峰期完成的长篇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 小说《寒夜》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是巴老在自己众多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故事讲述了抗战时期的国统区重庆，一个小职员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情节穿插着作者现实的生活，因此作者对这部小说投入的感情更为真挚。

第四病室（1945）

寒夜（1946）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他从登记处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

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吧。”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

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左面送过来。

“先生，请吃饼干。”

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　 “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

“跌伤的，骨头跌断罗，”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

“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

“我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时候，问他。

“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要紧，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

“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

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

“他是接腿骨吧？”我又问。

“是给机器打断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

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

“他病得厉害？”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

“我姓陆。”

“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P10-12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问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