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病室寒夜》这本书是《巴金选集》第六卷，共收录巴金的两部长篇小说《第四病室》、《寒夜》。前者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体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后者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第四病室寒夜》收录了巴金的长篇小说《第四病室》和《寒夜》。

其中，《第四病室》虚构了一个姓陆的青年因病，住进了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医院的第四病室，陆姓青年见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在病室中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

《寒夜》讲述了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第四病室（1945）

寒夜（1946）

“这种人只晓得要钱！你有钱给他，你就是他的祖宗！没有钱你就是他的孙子！”第九床对着老郑的背影厌恶地骂道。

这次并不要等多大一会儿工夫，大便盆拿来了。老郑把它往第十一床的床沿上一放，大声说：“好罗，好罗，你屙罢。不要吵罢。草纸在哪儿？你有草纸吗？拿出来。”

第十一床含糊地说了一句话。

“我不晓得。”老郑摇头说。他揭起被单（铺盖刚才落到床脚了），把那个扁而长的洋瓷盆塞到病人的身子下面去，过后又大声吩咐：“你屙好，不要又吵，我自家会来拿。病房里二十几个病人，我又不是专伺候你一个人的。”他说了便去拿起水壶继续冲开水。

第十一床不再呻吟叫嚷了，病房里顿时显得清静多了。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疲倦地闭上我的眼睛，我愿意享受这片刻的休息。

“不吵了，现在该舒服了。”一个人开玩笑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便知道这句话是第八床说的。我仿佛看见了他那对滚圆的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

“这都是老郑害人，可以说是恶作剧。”另一个人带笑地接嘴说。我听声音就知道说话的人是第三床那个姓苏的。

我没有睡，我也不想什么。但是我仍旧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个陌生的浙江口音在旁边讲话，我把眼睛微微睁开，朝第六床看。一个司机打扮的中年人站在第六床的右边，眼光定在那个病人的脸上。我又闭上了眼。

可是这两个朋友的谈话（不用说，他一定是第六床朱云标的朋友）仍旧断断续续地送进我的耳里来。虽然我并不注意地听他们，但是谈话的内容却被我抓住了，被我这爱管闲事的心抓住了。这个朋友是“独汽二营”的一个司机，就要开车到××地方去。他来告别，并且劝病人安心养伤，不要着急。

“医官原说过两个星期包接好，到现在还没有上石膏，都是骗人的话。”第六床烦躁地说。

“治病有快有慢，哪里说得准！医官不会害你的。这个医院不敲竹杠，医官也有名，病该几天好，就不好早一天出院。你请准了假，多住一两个星期也不要紧……”

这次第六床又来打岔了：“你不晓得这个地方真气闷啊！我只想早一天回到库里去。……不过我又害怕会成残废。……”他停了停，又说，“我前年正月底出来，我娘总不放心，她不肯让我走。我一定要走，就走哕。如果我成了残废，我这辈子就没脸见我娘啊。……我想起，就有点懊悔……”我睁开了眼睛。

“你哪里会成残废？这个医院外科主任黄医官很出名，他不知道接好了多少断骨头！……我们营里好几个弟兄，都是他治好的。”

“我运气太不好，我不是黄医官看的。是林医官，福建人，他讲话我听不大明白。……他脾气不好。多问两句话，他就不高兴。……我看他治不好我的病。”第六床皱紧眉头说。

“你不要乱想！这点小伤哪里会治不好！……”那个朋友说。

“开饭啦！老许怎么还不把菜送来！”第八床忽然大声说。

“他等一阵再不送来，我们吃完饭就不要哕。我们要他端回去！”第九床笑着说。

“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我回去了。我后天出发，明天再来看你。你要不要买东西？”第六床的朋友稍稍向外移动一下，对着病人温和地问道。

P22－23

一

巴金先生：

你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罢。可是我却记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见过一面。由朋友张君的介绍，我和你谈过二十多分钟的话。当时我曾告诉你，我新从一家医院出来，又要到另一家医院去。你问我去治什么病，我答说割胆囊。你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不妨写下来。我说，我想试一下，要是写成功，一定请你替我看一遍。你没有表示拒绝。

在医院中我真的开始写起日记来，后来却中断了。那自然是开刀后的事。不过出院后住在某父执的家中我又凭着记忆补足了它。但是我并没有敢把我这草率的“病中日记”寄给你看，一则我知道你忙，二则我不知道在桂林大火后你逃到了什么地方（我记得那天你说过你要回桂林去）。直到桂柳沦陷后，我读到你的新著《憩园》时，我才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而且还继续做你的“发掘人心”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尘封了的“病中日记”。我找出它来重读一遍，我觉得它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以供世人阅读，但是对于像你这样愿意了解人心的人，它也许有点用处。我决定把它寄给你看。不过原稿十八章字数过多，我不想多耗费你的时间，我删去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十章，算是一个整数。我没有抄下副稿。我把原稿寄给你，让你自由处置。

然而有两件事情我还得向你“添说”。我用了“添说”两字，因为那是我无法在“日记”中叙述，而又必须让你知道的。

一、到今天我还没有打听到杨大夫（杨木华大夫）的下落。我不知道她究竟到过衡阳没有。医院方面得过她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到柳州的电报，但那是在衡阳被围攻了两星期之后才收到的。那便是她的最后的信息了。我问过好些从衡阳一带逃难出来的人，都答说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他们在路上没有遇见过她。

二、给朱云标母亲的信，我至今未写，因为我没有问到她的通信处。我到××坡××器材库去找过朱云标的同事、同乡和朋友。奇怪，他们都说不知道。（下略）

陆怀民

1945年2月贵阳

二

怀民先生：

（上略）“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第四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明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

最近我听见一个从湘桂逃难出来的朋友说，去年八月金城江大爆炸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热心地帮忙抢救受难的人，有人说她后来受了伤，又有人说她同全家的人坐火车由柳州到金城江，列车停在站上，她一个人下车去买食物，她回来时列车被炸着火了。她紧张地奔走，帮忙抢救车上的人。可是她的亲人并没有能够救出来。她本人后来也不见了。她可能保全了性命，也可能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据说那个杨大夫是一位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

不过你可不要相信她就是杨木华大夫。因为姓杨的小姐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姓杨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浓发大眼的豪爽的小姐更是我们常见的了。况且我那个朋友并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就是木华。他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名字。

最近有个朋友从成都来，他才从××医院出来不久，他在那里遇见过一位姓杨的女大夫，也是浓发大眼的小姐，也是衡阳人，不过她的额上有块小伤疤，她的名字并不是“木华”，她叫“再生”。可能是杨木华大夫改了名字，也可能是我的朋友见到了另一个人。

总之，我们还可以继续打听杨木华大夫的消息。

收到你的“日记”的时候（它在路上走了四个月），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今天在人死了数百（至少有数百吧）而局长也居然“发现”了霍乱之后，我还看见苍蝇叮着的剖开的西瓜一块一块摆在街头摊上引诱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车站旁边人们大声叫卖冰糕，咖啡店中干净的桌子上，客人安闲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倾在泗瓜水杯子里，无怪乎盟国的使节也染到了虎疫。住在这里，人好像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要是我看不到你的日记印出就死去的话，请你为我谢谢我们的卫生局长，因为这是托了他的福，他间接地帮助多数平民早升天国，将来历史会感激地记载他的名字。

巴金

1945年7月重庆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筑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