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做梦的季节，还要用梦为题，似乎有些过了。但思来想去还是用《蓝梦》为书名。因为我喜欢蓝，蓝天碧海，辽阔悠远，带点忧郁苍茫；而梦是已逝去的日子，不能重现，却难忘怀。况且《蓝梦》又是我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篇名，那是不惑之年留下的一丝痕迹，也算有个纪念。

人过了50岁，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生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悟，人生的梦也真该醒了。50岁前，人生的苦旅最艰辛最困惑也最精彩。从婴儿出生起，慢慢走过儿童、少年、青年、壮年而步入中年，梦想纷至沓来，绵绵不断。这是做梦的年纪。当然不同的年龄段，梦也不尽相同。过了五十，人生便有了日过午的感觉，下一站该是奔老年了。醒了回头看去，终然长叹人生苦短，转瞬即逝，恰如大梦方醒。但是，人是要做梦的，睡梦醒梦，甜梦苦梦，美梦噩梦，这才是精彩而不可或缺的人生。50岁后多回忆，该不做梦才是。

《蓝梦》记下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所求所悟，也算是昨日种种之梦，当然不是全部。现在不太做梦了。心静了，睡眠也好，一觉天亮。

永远的记忆(代序)

石公山的眼睛

五彩三清山

西塘人家

不谢的桃花

红绿出彩

黔东南秀

13岁那年

选择

寻找

蓝梦

儿子与车

无意塑造儿子

成长的烦恼

梦 醒

窗下奏鸣曲

不可思议的荧屏

天下本无事

枫丹白露

菜场变奏曲

激情

大路通天

松江的眼

苗乡淘宝

弦音

年龄与事业的证明

永远的斗士

有所为，有所不为

舞者

正常人的世界

荒诞：人类生存困境的凸显

困惑的逃亡和逃亡的困惑

你与她

爱路跋涉

武则天与五部小说

为百年历史变迁留影

于东田和她的《大路千条》

动荡时期的青春记忆

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

李晓小说的入世情态

逃遁与投入

跋

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在西子湖畔的林阴大道上穿行，我舒适地依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悠然的目光滑向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那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物。金黄色的太阳已高高升起，虽然车内空调器散发出习习凉风，但我仍然能感觉到夏日酷暑的炽热在空气中的颤动。车内音响中低低回荡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声。这熟悉的旋律在充满摇滚节奏伴奏下，弥漫在我的周身，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此刻，我的感觉像似在听一支既古老又现代，既亲切又陌生的歌，内心升腾起一种古怪的难以名状的情绪：是一股细细的怀旧温情？这首歌当年是这样唱的吗？为什么此刻唤不起当年那种热血沸腾的激情？

喧闹的杭州城渐渐被抛向身后，车继续朝着此行的终点七里垅方向驶去。我和几位朋友是应邀去那儿参观浏览。二十七年前我曾走过此地。往日的情景似遥远的梦，故地重游，好像在寻梦。那时我才十三岁，青春的梦幻在红色的海洋中萌动。我和几位同学打起背包，举着“红卫兵长征队”的旗帜，头顶凛冽的寒风步行穿过杭州，折向富阳、桐庐、七里垅，迎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进发。如今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必然。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有那种近似癫狂的壮举，那是一种精神的朝圣。

车在夏日的阳光中飞驰，窗外的景色闪动着炫目的白光。我戴上墨镜，四周明亮的色彩变得柔和清晰起来。我在细细寻觅往日残留下的痕迹。然而岁月流逝，早已将记忆蒙上一层模糊的阴影，一切似乎显得朦胧而陌生。

蓦然，一条蓝色的长带展现在我的眼前。钱塘江，那蓝色的江水不还是我记忆中的颜色？蓝蓝的江水轻轻卷着波澜，向那遥远的碧空流去。午后白炽的阳光跳跃在水面上，晃若繁星在蓝天上闪烁。钱塘江的水是蓝的，蓝得那么明澈又那么深邃。它将我的心冲洗得无比纯净。模糊的记忆竟又变得清晰起来。

那时我还年幼，人生的步履才刚刚迈出，但我却过早地以为成熟。红色的风暴散发出迷人的诱惑，我渴望钻出父母的羽翼，冲向那红色的天空，自由地翱翔。其实，稚嫩的我又怎能理解和弄懂那场红色风暴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被社会的时尚所蛊惑。那时的父母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却经受着与我截然相反的遭遇。他们整日挨斗受批，不断地写着交代检查，自顾不暇，饱经风霜的脸上过早地刻上了衰老的痕迹，痛苦阴郁的神情令人心酸又心烦。我怎么能感受和理解他们内心的重负有多大多沉？当我把要去步行串联的打算告诉他们时，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忧郁我似乎感受到了，但我却依旧无动于衷……

寻梦本是令人伤感的。钱塘江离我远去，但那湛蓝的色彩依然充盈在我的心中。车飞速地前进。昔日道路两旁那色彩暗淡的泥墙小屋已不复存在，一座座、一排排崭新耀目的楼群不断地在我的视线中闪过。一个时代已告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快速地在我们面前展现。我无意评判历史。历史犹如一条河，不管它有多少曲折弯转，多少支流河汊，它总以自身的存在及必然的方式证明其存在的价值。我不愿贬低已经逝去的时代，因它毕竟留存着我那青春梦幻的痕迹；我更不愿为它赞美，因为如今的这个时代毕竟比那逝去的时代更充满勃勃的生机。P32-34

32岁那年我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担任党组秘书兼主席团秘书。在此之前，我下过乡，当过兵，1983年转业到上海航天局宣传处工作。尽管工作不断变化，但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变。巨鹿路675号作协大院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而充满魅力的地方。每当我路过大院门口，心中充满敬畏和幻想，却从不敢往里深探一步。但我相信：梦想成真。如今，我走进了作协大门，能在里面工作，一干竟19年。这是一方福地，浸润在此，得益匪浅。

记得那是1985年的盛夏，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作协，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茹志鹃老师。她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的第一位著名作家。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风度，像高高的白杨树，威严挺拔，但在她的眼里却又透出了关爱慈祥。我在上小学时就读过她的小说《百合花》，70年代后期还读过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对她很崇拜。真没想到能在她的手下工作，心情自然很激动也很紧张。当时她和我谈了一些话，鼓励我好好工作，努力创作，其余我已淡忘了，而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铭刻在心，暖暖的，至今难忘。

后来，因为秘书工作的关系，我还结识了很多仰慕已久的老作家。当时的第四届作协主席团由1位主席，19位副主席组成，都是学养丰厚，造诣很深的优秀作家。主席于伶，年近八旬却很精神，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喜欢戴着墨镜，在屋里也不摘。来作协开会，总是手拄一根拐杖，拎一个帆布包，从容潇洒。记得1987年他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因年事已高，眼睛又患有白内障，行动不便，作协领导派我陪同前往，好一路照顾。但他不太愿意给人添麻烦，一路上总是不让我搀扶照顾，还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反倒让我不好意思了。在北京，我们住在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招待所一间客房里。当时的住房条件较差，他也没有不快。晚上睡觉，他要开盏灯，问我行不行？还反复解释：“我眼睛不好，夜里要上厕所不方便，打扰你了。”那晚，我们躺在床上聊了很多话，大多是我问他说。他还讲述了30年代起在上海文艺界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些趣闻，直至深夜。

第四届主席团是在1984年7月选举产生的，离上届换届大会整整22年。因“文革”等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正常换届时间延误18年，也造成了在历届主席团中，属这届人数最多，规模最庞大的状况。当时主席团的平均年龄高达68岁，但20位主席团成员都是上海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不可或缺。其中，小说家6位：王西彦、师陀、吴强、茹志鹃、哈华、菡子；诗人3位：王辛笛、肖岱、罗洛；剧作家4位：干伶、艾明之、杜宣、柯灵；散文家1位：孙峻青；文艺理论家3位：王元化、徐中玉、蒋孔阳；儿童文学家1位：陈伯吹；外国文学翻译家2位：包文棣、草婴。此外，还有5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团顾问：许杰、朱东润、伍蠡甫、钟望阳、赵家璧。其中，除钟望阳因我来作协时他已去世，未曾相识外，我都见过面，听过他们的教诲。

那时主席团会议每年要开3、4次，都是我提前几天打电话通知，临近开会时，再打电话提醒一次。记忆中，每次主席团会议出席人数都不会到齐。不能到会的人都会事先主动请假，还详细地说明不来的原因，态度严肃诚恳认真。

每次开会，陈伯老大多总是来得最早，端坐在作协东厅的沙发中。他慈眉善目，身材矮小，可能是主席团中个子最小的，年龄却是最大，已有八十高龄。他每次发言，话题总是要转到繁荣儿童文学上来，细声慢语，滔滔不绝，难以打住。于伶先生主持会议，话语简短，尽量请大家多说。茹老师介绍作协工作情况，提出需要主席团研究解决的问题，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不添油加醋。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赵长天列席会议，代表书记处汇报工作，就显得详尽细致谨慎多了。罗洛老师在主席团中年龄最小，是唯一未达花甲之年的副主席，可称小弟弟。他话语不多，和风细雨，为人谦和，烟抽得很凶。他50年代遭遇不测，被下放到大西北二十多年，像被烤干的胡杨树，却不屈不挠，枝繁叶茂。他善于倾听他人发言，在综合他人意见的基础上才发表自己的看法，全面而不乏深刻。他待人大度和善，不强加与人。徐中玉先生身板挺直，穿着得体，精神矍铄。他说话嗓门较大，快人快语，毫不含糊，却充满善意。后来，他担任过第五届作协主席，为人处世仍一如既往，为人师表。王西彦先生也是我接触较多的长者。他个子较高，大概在主席团中属最高。他19岁离家赴京求学，在外辗转五十多年却乡音未改，浓重的义乌口音，让人听着很累。他说话直率，观点鲜明，加上那含糊生硬的义乌发音，显得很冲。反之，王元化先生的一口京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悦耳动听。他说话慢条斯理，思路开阔，条理清晰，往往一语中的。还有柯灵老的儒雅风度和满头银发、杜宣先生的深沉和挂在嘴角冒着缕缕青烟的烟斗、师陀先生的满脸沧桑和质朴率真、包文棣先生的斯文和厚厚的布满圈圈的眼镜、辛笛老的才思敏捷和亲切友善、吴强老师的高傲倔强和对下的亲切随意、还有我的老乡峻青老的胶东口音及和蔼笑容，等等。

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第四届主席团成员中，也已有16位仙逝。健在的4位：艾明之、峻青、草婴都已年过八旬，徐中玉先生也已过了九十大寿。不论是生者还是逝者，以往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样清晰、深沉，浓得不能化去。我愿仙逝者永垂不朽！祝健在者安康福寿！

我想：人过五十，才会有本真意味上的记忆。因为有了人生旅途足够的铺展，有了生命体验更多的积淀，记忆经历史和岁月长河的冲刷消磨，返璞归真，方显永恒。

过了做梦的季节，还要用梦为题，似乎有些过了。但思来想去还是用《蓝梦》为书名。因为我喜欢蓝，蓝天碧海，辽阔悠远，带点忧郁苍茫；而梦是已逝去的日子，不能重现，却难忘怀。况且《蓝梦》又是我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篇名，那是不惑之年留下的一丝痕迹，也算有个纪念。

人过了50岁，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生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悟，人生的梦也真该醒了。50岁前，人生的苦旅最艰辛最困惑也最精彩。从婴儿出生起，慢慢走过儿童、少年、青年、壮年而步入中年，梦想纷至沓来，绵绵不断。这是做梦的年纪。当然不同的年龄段，梦也不尽相同。过了五十，人生便有了日过午的感觉，下一站该是奔老年了。醒了回头看去，终然长叹人生苦短，转瞬即逝，恰如大梦方醒。但是，人是要做梦的，睡梦醒梦，甜梦苦梦，美梦噩梦，这才是精彩而不可或缺的人生。50岁后多回忆，该不做梦才是。

《蓝梦》记下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所求所悟，也算是昨日种种之梦，当然不是全部。现在不太做梦了。心静了，睡眠也好，一觉天亮。

2009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