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回忆录(谁识忧虞累此身)》由胡汉民所著，本书辑录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生平各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包括他的自传、对孙中山等人的回忆性文字、追述在海外的活动等，也包括他人回忆胡汉民的生平和胡汉民的文稿选编。内容涉及胡汉民亲身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同盟会在海外的革命工作、黄花岗起义、廖仲恺被刺，等等，供读者阅读学习。

《胡汉民回忆录(谁识忧虞累此身)》由胡汉民所著，《胡汉民回忆录(谁识忧虞累此身)》的内容如下：

他举人出身，却是清末激烈的革命者，因之与汪精卫成为至交。

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受孙先生赏识。先生曾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己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

他是国民党的理论专家，对三民主义有独到的理解。然而曲高和寡，他认为大多数国民党员并不懂三民主义，更不能实行三民主义。

他是坚定的“反共”分子，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又不能容忍蒋介石的专断独裁，一度被软禁。

他崖岸高峻，喜欢批评，普通人觉得难以接近；但他的无私、克己，即便政敌也无法质疑。

胡汉民其人何如？众说纷纭，我们要从他自己的文字读起。

第一部分 胡汉民自传

 关联一 胡汉民演讲：南洋与中国革命

 关联二 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

第二部分 胡汉民自传续编

第三部分 回忆胡汉民先生

 胡展堂先生事略

 忆述胡展堂先生教授梧州中学时传播革命种子与收获之经过．

 未人革命党前之胡汉民

 未人革命党前之胡汉民补述

 胡汉民入党时纪实

 与胡汉民先生游俄八个月之回想

 忆胡先生

第四部分 胡汉民文稿选编

 一、哲人其萎，斯道长存一一怀念中山先生

总理的革命精神

总理广州蒙难经过

纪念总理诞辰的两个意义

 二、弱势民族相扶将一一回忆在海外活动的片断

吕宋的独立问题

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

考察新土耳其的经过和感想

在法交涉山东事件之经过及其他

 三、烈士赴义，精神不死

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

现在学陈英士先生什么

悼谭组庵先生

余十九岁后，虽仍以舌耕砚耕为活，然生计已渐裕，交游亦渐广，日与社会接触，而受环境之刺激，益思奋起而改革之。一九○○年，史坚如埋炸药轰广东巡抚署，以应孙逸仙先生惠州之师；事不成，遇害。余故识史氏兄弟．且爱坚如之为人；惟是举则未与谋。此役以后，革命实行者俱远适他国．余常独居深念，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犹不足充所怀之志愿。乃决心为留学计，然其时个人经济，尚不能达到也。

清末义和团事件，不独影响于清政府本身，且影响于全中国，影响于世界各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亦受其影响。其总原因为排外，为受列强压迫之反动：然其内容颇复杂，其份子有农民、会党与清室亲贵及守旧之官僚，则各以其阶级地位而观点不同。帝国主义之列强侵入中国，以通商，传教为两大工具。通商则打破中国从来之自然经济，而内地失业落伍者日多；传教又挟有势力以压一切平民，则于信仰之外，更生反动。(耶教人常有怪佛教人中国，不遭排斥，何独异于耶教者，此实自忘其面目。佛教固未尝有如耶教以帝国主义为其背景，作其策援也。故清代末叶排外与仇教，几互为因果，各省闹教之案，几无岁无之，以列强为后援，其结果决无公平之判决，平民积恨已深。)北方各省以交通不便，生计落伍者。自较有通商口岸之省为众。教士挟其公使主教之势力，而欺人民之无知，则亦愈横。瓜分海港，本为帝国主义列强预定之计划，为继日本割取台湾后之一定步骤：然表面则由山东杀一教士，而德国乃以为报偿及惩罚之条件，而据割胶州；一时旅顺、大连、威海卫、九龙、广州湾等，纷纷丧失。列强更进而设置其所谓势力范围，声明中国某省某省不得割让于他国，如德之于山东；英国之于扬子江各省；法国之于两广、云南；日本之于福建等；俱就其已获得之地域，更延长之，为将来割据之张本。中国人民于是时，既惧且愤，故排外为义和团事件之总动机，为帝国主义压迫之反响。其在农民份子，此种民族思想之表现，于革命历史进行中有莫大价值，决不因后来帝国主义者之污蔑诟骂，而有所贬损。惟义和团之所以一败涂地，与为此次运动之最大缺点，则指挥领导者当全尸其责。会党首领既毫无政治常识，而以至粗劣之迷信为惟一武器，其智识能力，且远在张献忠、李自成之下，视洪、杨更望尘弗及。清室之端王、庄王、毓贤、刚毅辈，更蠢如鹿豕，只欲利用义和团之符咒有灵，炮火不入，以消灭外人之势力，同复清室之威严；且于新旧纷争之中乘此湔除知识阶级维新革命之思潮与其潜势力。故在当时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辈，皆不敢赞同；即荣禄亦首鼠两端；其以汉大臣为大阿哥师傅之徐桐(大阿哥系清朝皇太子之号，其时以光绪帝无子，西太后乃援立端王之子溥隽)语人日：“人说洋鬼子厉害，究竟不过东交民巷这几个鬼子罢了，弄完他，还有什么？”其昏点瞆可以代表一斑。刚毅、李秉衡之属，更作“封神演义”一种口吻，稍有识者俱决其必败。义和团又斥谈西法，能操外国语及用舶来品物者，皆日“二毛子”，遇之殆无幸免，滥杀焚掠，无复制止者。至狙杀德国公使与日本参赞，围攻各国驻京公使馆，而八国联军遂向北京进攻，清军与义和团悉败溃，团众死者不胜计。清帝后出走，天津、北京备受联军之蹂躏。然联军鉴于中国民气之顽强：而在山海关等处，日、美之兵，几致冲突；俄已进兵满洲，为久据之势；各国至此，乃知不能遂瓜分中国。乃仍与清政府言和，迫使惩罚罪魁。索赔款四万万，分年摊付，其总额乃为九万万。自是而清廷更慑服于帝国主义者之淫威，一意专心于媚外，而民间亦讳言排外矣。当时有“南革北团”之称，革命党以排满革命为口号，义和团则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其目的绝对不同。革命为解放改造之思想，义和团则惟是野蛮复古之思想，二者更难相提并论。然皆以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而起，其动机如一耳。

清政府利用义和团以仇外，历史几无其例。惟前此六十年(公历一八六六年)朝鲜以大院君执政大杀天主教徒之举(死者二十余万)，仿佛似之。俄国军舰自行引退，法舰两次进攻，以朝鲜有备，皆大败。大院君遂贯彻其攘夷锁国之主义于一时。端王诸人殆有羡于大院君，然其形势不同；端王等不修军备，惟符咒是恃，斯更不能望为大院君矣。

义和团之变后．清廷诸顽固亲贵多以此得罪见废，帝派之言维新者，稍稍复进前之。复以八股取士者，又改为策论。余已绝意于满洲之禄位，欲为人捉刀，得其报酬，为游学费。时方为广州“岭海报”记者，人以其议论纵横，谓必不谐于科举，不愿延为替手。余不得已乃仍自试，遂以一九○二年举于乡，(是年尚用八股试士，余素不乐八股，交游皆知之。又有颇知余已持排满宗旨者，见余应举获售，都不解其故。余日：“无他，为贫而已。余自有其降志辱身之故，余不效康、梁以应举之事，诿责以其亲也。”按举于乡，即中举人。)一时始有能文之名。次年秋，余遂得为某氏兄弟捉刀，使俱获售，得金六千余，而数年谋留学之志愿以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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