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目前最佳之作，其精准的语言、动作性情节，流动的人物心理，无一不精彩之极。他为我们带来一个抵抗生命虚无的“勇者”与“恶人”。他有着对罪恶、时间、人的社会关系近乎可怕的清醒，他抵抗虚无却放弃价值追寻，甚至毁灭掉生命意义本身。他对生命意义地拷问与败坏，犹如晨钟震荡，冲击我们：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勇敢的小说，完全超出想象。阿乙编著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犀利、深刻，直面现实；一个伤感、忧郁，留有希望。比起塞林格的感伤，阿乙显然更加勇敢。

阿乙编著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根据曾被舆论定义为“无由杀人案”进行的一场文学演算。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以第一人称自述，从作案的筹划、实施，交代到逃亡、被捕、受审，直至最后接受死刑。

他十九岁，在高考前夕他屠杀了美丽、优秀，同时身世可怜的女同学——一个常人心目中的完美宝贝，以此来刺激警察的追捕能更有力，制造出一场围捕自己的行动。

他杀人的事实如此清楚，他在受害人死亡之后还朝死者肉身刺了三十七刀。但是关于他为什么杀人，却一直困扰着警察、检察官、法官、专家、学者、记者，甚至同在看守所的狱友。他不是为着性侵犯，不是为着劫掠财物，不是为着仇恨，不是为着逃避高考的压力，他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无由的状态，这件案子被舆论称为“无由杀人案”。

直到二审最后，迫于受害人母亲的压力，他才交代原本的作案理由。

然而，他的陈述让所有审判现场的人们哑口无言，乃至法官最终发出颤栗的狂叫。

开始

前奏

准备

行动

实施

结束

逃亡Ⅰ

逃亡Ⅱ

逃亡Ⅲ

游戏

坐监

判决

审讯

上诉

庭辩

告白

我们还奇奇怪怪地谈了一些，事情看起来永不会发生。直到墙钟的卷簧突然弹动，它就像一把刀弹中我的心脏，使我痛苦异常，紧接着钟当当当连响三声。我笨手笨脚地走到她身后，抱住她的腰，捂紧她的嘴巴、鼻子。她不停喷出的气息，打击着我的手掌。我的手像是死死抠进她的面颊骨。她试图用手扳，扳不动，便掐，掐到什么就像拿剪刀剪，然后又腾跳起来，就像一匹不肯驯服的幼兽。我没想到她会有如此力量，不禁大汗淋漓。我仓促耳语道：“求求你温顺点，求求你。”

她猛然顿住，软下来。作为感恩的一部分，我稍许松开手，让她重新呼吸。后来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男的想和一个女的发生性关系，多次动武不能奏效，说出这句话后，她顿在那里，准备懊恼地接受现实。但这不是强奸。我扯下墙上的透明胶，用牙叼住，扯出半尺长。她一直愣着，等到透明胶快要封死嘴巴，才又撕又扯。她像吐果皮一样将它们吐出，然后双手扑在空中，发出一声尖叫。声音像突兀的炮弹飞出去，滑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准确落到远处的街道，落在别人的心脏上。我想几分钟后，军人和老百姓便会操起武器，黑压压赶来。她还要喊，我捂住她，掏出弹簧刀，弹出刀刃，对着她的腰腹猛刺一刀。

这是我第一次杀生，手和心灵都空荡荡的，就好像不是刀子在刺，而是泥潭似的肉将刀子吞吸进去。我的思维跟着瞬间被吞吸到一个光溜的地方。我想摆脱这可怕的感觉，手又不听使唤，连刺三刀，直到手被热气腾腾的血淹没。热臊的腥味像潮水一次次涌上房间。我拖着抽搐的她来到窗前，用刀挑开窗帘一角，看见哨兵正站在院内侧耳聆听，好像不能确信声音是从院内发出的，就连是不是人类的叫喊也不能确定，但他分明是听过的。没人来印证，他极为遗憾地走回岗哨，自己给自己立上一正，站直了。

我大口喘气。孔洁正往下掉，我松开手，她便整个滑落在地。她嘴巴张开，眼睛突出，眉骨、眼眶、鼻梁、面颊骨这些原本隐藏的部位全部显现出来，而洁白的T恤已染出一团极端的红，就像红上浇了一层红，鲜艳怒放如牡丹。我从没见过如此大的牡丹，觉得恐怖。

她被永远毁了，就像一大块玻璃被从顶楼扔下来，被永远毁了，无法挽回。

我颤抖着扶住墙，泪眼婆娑地呕吐起来。我竟将她，竟将一个人败坏成这样。但为着已铸成的疯狂，以及随后站在这里的法医也能感到惊悚（他们总是对尸体熟视无睹），我蹲下，持刀在她脸上划割，随后朝肉身猛刺，就像在刺一个无用的水袋。刀刃断掉，血污溅满我的脸。我将她抱起，头朝下，腿朝上，倒放于洗衣机内。我跌跌撞撞地朝卫生间走时，还看到她在朝洗衣机里钻。

我脱掉衣服，打开莲蓬头，冲洗自己，大片的血滑落下来，汇成红色的水流。我一直低吼着冲洗，以为洗干净时，又见镜中的后肩还有大片血污，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我决定将肉身分为七个区域，从上到下逐片重洗。洗到一半我像游魂一样走出来，在血泊中巡视，没找到，又到洗衣机里翻，终于找到她的手机。它还有信号。我拆掉电池，将它扔掉。

我重洗了一遍，穿上过去常穿的那件T恤以及球裤，拖上备用拖鞋，戴上帽子，背好旅行包。如此打点停当，我朝房间看了最后一眼，发现尼龙索和饼干袋还在屋角，遂将尼龙索塞进旅行包，饼干袋提在手上。我拉开窗帘，确信无人，便打开门走掉。

我一边走一边将掺着鼠药的饼干渣倒在路边，后来手实在抖，便扔了袋子。哨兵背对着我，笔直地站着，我将拖鞋拖得很轻，想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明白这自信其实一击即溃，我的背部说不定就有块血迹像花朵般愚蠢地开着。在穿上它前是不是检查过，已不记得了，我想走回去。这时他的右腿像是抽筋，轻抖一下，接着一只鞋离开地面。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转过身来。我僵在原地，双腿狠狠摇动，发出要命的声响（我怎么就不穿一条长裤出来呢）。我哆嗦着嘴唇，不知作何解释，就等他走下来逮住我。但他认出帽子下的我后，露出亲密的笑容。他嘴唇启动，像是有很多话说。我绵软无力地摇头，他便只说了一句：“你不舒服？”我点点头，走过去。我想他很孤独，找不到分享秘密的人。

我的身躯完整通过岗哨时，所有器官都解放开来，鼓噪着要抬起我，拼命跑。没有什么比压制这种冲动更痛苦的事。我僵硬地抬起腿，放下腿，一步一步，朝前走。走到一定距离，才试着快一点，但又不敢让他看出来。我想他正将手指叼在嘴里，看着我的背部，苦苦思索。他是换岗上来的，不知院里来过一位女生，否则很快就可以在我和一声尖叫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一联系起来，就会像火箭般飞来，一脚将我踹倒，然后用反关节技术将我死死锁住。P47-50

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

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它作为欲望的斑点，诞生于二○○六年夏。那时，我看到一则简短报道：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没人能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当时我和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过，料想这报道也如此。但在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自行变大，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装载着对它的广泛理解和无穷编造，就像背负重物。二○○七年春节，我没有回乡过年，试图将它产下来，但只写出十五节。当年五一，续写两节，国庆时又加了一节，但被迫停手。因为写作间隔时间太长，文本前后掣肘，互相矛盾，词句也因时间将尽而显得仓促凌乱。当时它叫“杀人的人”，有八万字左右，计划总长度为二十四万字。因为这个，后来我只敢写短篇。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选择。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一○年，在倒腾橱柜时看见材料，才想起还有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尽力搜集资料，如何旷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试图去法庭旁听，如何钻研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这些狂热的准备，以及它的草草收场，便被一种耻辱感紧紧包围，就像一个穷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从头来过，而生活中别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过来，挤成一团。在祖母下葬的同时，我按照父亲的要求，购买新房，准备结婚。而因为写作所带来的对生活的敌意，我与女友的关系其实已走到尽头。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着世界杯报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觉就像游泳好手要将自己溺毙，“好，我陪你们去生活，陪你们买房、结婚、加班”。我像困兽愤怒行走，最终作出的却是相反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辜负我，但相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以及不少狂热的朋友，我还是缺少出格的勇气。他们都曾为创造的理想辞职，而我只是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开始。我容易在妥协状态里生存。我在开始时打上这天的记号，后来才知在四年前，同样是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驱使，举起屠刀。这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最终因为我的专横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上班，晚上八点多回家，我总是试图在网站工作中保护住精力，但每次回来都气息奄奄，一个字也写不动。然后我等周末。在周六，我会因为要找到续写感觉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终只剩下周日能畅快地写几千字。在这过程中，平均每三天，父亲都打电话来，以商量的口吻问：“找女朋友没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说：“正因为你想让我结婚，我有了一间房子；正因为要还月供，我不敢轻易辞职、跳槽；正因为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过父亲电话后，我翻开电话簿，找到一个自认妥当的人，发短信：我喜欢你。她和我进行了接触，但是犹疑。对女人来说，这种紧迫的求爱不但值得怀疑，还值得鄙视。在见到她后我笨手笨脚地抱她，被挣脱开，这事情就完了。后来父亲问我如何，我说高攀不起，听得出来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篇薄薄的小说终于修改完毕。当时是下午，窗外铺陈死气沉沉的建筑物、冰块、树和时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伤应该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完长篇后号啕大哭，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但一直没等来。我对自己很失望。当夜我失眠，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

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篇小说标题（原名）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蚀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想一想这场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间夹一根燃烧的香烟，好在烟头烧到皮肤时醒来，继续逃命。

我将他设置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他并没有先天的善恶动机，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杀死总统候选人而可以击毙黑社会成员，因此被捧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为世人不齿，他们集体呼喊：

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在原初的动机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着“如何充实”，杀人只是这一动机的外延。我着重探究的是这一动机。从动机上看他和过去的我并无区别，很多年我都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战。只是我止于语言，而这个主人公却付诸行动。他设想过频繁地做好事，好让受恩人去搜寻他，但他想这样的搜寻注定松弛、松散，从技术上并不能使他充实。因此他去当了恶棍。在杀那个漂亮、善良、充满才艺的女孩时，他考虑的也是技术，因为杀掉一个完美的人，会激怒整个社会，进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写作时我很平静。我从来不赞美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也没有急不可耐或先入为主地对它进行审判。因为一个作者一旦将自己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他的立场便可能偏颇，思想便可能空洞，说教便可能肤浅，所揭示的也可能为人们所麻木。在这方面，我遵循加缪的原则，像冰块一样，忠实、诚恳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无论光芒来自上帝还是魔鬼。

但最终我还是害怕，因为书写这种罕见的罪恶，就像揭开一个魔盒的盖子。我在小说中让检察官说，这种仅仅因为无聊而杀人的行为，它不可预测，使人胆寒，性质早已超越杀人放火、强奸拐卖，攻击的是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为这种创造的害怕——我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说有主人公却没有名字，因此讨论起来就不方便。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

也许能宽慰我的是电影《桂河大桥》。在曼谷西边的铁路上，善恶分明，日军要修桥，而盟军要炸它。在纠缠中，来自英国的战俘尼科森仅仅为着自身的荣誉感，以极高的效率将桂河大桥修起来，并让它有了雄伟的姿态。那是艺术的姿态，预示着他既不为日军服务，也不为盟军服务。他超越正义，为桥本身而战斗。

阿乙

2011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