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梭罗毕生研究自然和自然律于人类意义的登峰造极之作。这本书将成为自然和自然史爱好者的必读书，也是对梭罗生平和作品感兴趣者的案头珍藏。梭罗为了求证植物是通过种子繁殖的，通过实地考查和日常仔细观察，揭示了油松、五针松、柳树、樱桃等树木的种子如何通过风力、水、冰雪和动物传播开来，甚至远涉重洋，异地生根成长。种子易于传播的巧妙构造、利用多种外力最大范围的传播，表现出的坚韧和生命力，让作者赞叹不已。

身为田园诗人，梭罗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中倡导的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好的隐居指南；而他科学家的身份也被持续忽略了一百多年。1847年，在结束瓦尔登湖两年的隐居生活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康拉德镇，沉迷于阅读森林和田野的语言。隐居者梭罗摇身一变成为农夫梭罗，而这个农夫，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留下了长达9000页的原始笔记和植物学日记。

《种子的信仰》一书汇集了作者留下的354页《种子的传播》手稿和631页《野果》手稿，取其精华，此次出版中文本，重新开启这位知名散文家不为人知的另一段隐秘旅程。梭罗曾说：“当我离开瓦尔登湖时，又获得了几次生命。其中一条便是科学的生命。”

故事从一颗简单的油松果实开始，渐渐蔓延到白桦、红枫、黑白柳絮。我们听梭罗一路讲述森林的故事，看他引述著名的《北美森林史》、《美国鸟类学》、《植物史》和维吉尔的《农事诗》，发表关于动植物共利共生的洞见，体验着他面对土地时表现出的准确与优雅，惊叹于他细致的科学观察和对语言的诗意掌握……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被感染“自然中最渺小的事物最卓越。”

前言：学习田野和森林的语言

引言：梭罗的未竟事业

附图：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地区方位图

种子的传播

其他晚期自然史作品

　野果

　野草与牧场

　森林里的树

梭罗年表

译后记

普林尼的工作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他告诉我们有些树不结实。他说：“完全不结实、包括不长种子的树有柽柳，它只能用来作扫帚，还有白杨、平叶榆和鼠李。”他又补充说：“这些树被看成不幸之树、不祥之物。”

但很多人还是疑惑到底哪些树会开花结果。重要的不只现象，而是揭示其原因。

我们习惯于看见一片林子被砍伐后(无论从树桩还是从根部)，另一片森林会迅速生长起来。我们从不思考树木的更迭，也很少把种子和树木相联系，不去想这种规律性的更迭何时会停止，而我们是否应该像很多古老国家的人一样感谢植物。欧洲的种植者与我们不同，他们对种子的价值有更正确的认识。普遍而言，他们知道森林里的树是从种子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知道树木被砍伐以后自己会从地里长出来，好像动物夏季褪毛过后毛会再长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森林里的资源日益枯竭，我们应当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种子的重要性。

在这章里，我的目的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揭示森林里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是如何由自然种植的。

如果一片森林在从前荒芜的地方自然生长起来，毫无疑问它们来源于种子。在已知的树木扩散的方式里——移植、嫁接之类——这是这些情况里唯一可想象得到的。已知的这样的森林从没有从其他任何事物中生长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它是从其他物种长出来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要找到证据相当困难。

接下来，问题仅仅是揭示种子如何从生长的地方被传播到了现在种植的地方。这主要以风、水和动物为媒介。轻一些的种子，如松树和枫树的种子，主要靠风和水传播；而重一些的种子，如橡子和棒子，就要依靠动物了。

首先说一下油松。我所有的读者大概对它坚硬锥形的果球十分熟悉，如果不用刀子，采摘都很困难。它们又硬又短，完全可以作石头的替代品。事实上，罗马人就是这样利用它们的。他们把它叫做松仁，有时又叫松“苹果”，也就是松树的果实。据说，瓦提尼斯为了安抚憎恨他的百姓，安排了一场角斗表演，百姓们向他扔石头。市政官规定人们只能在竞技场里扔苹果，于是百姓们就向瓦提尼斯投掷松果。问题在于这是否可以看作违反了法律。人们咨询了著名的律师卡谢利斯，他回答说：“如果你把松果投向瓦提尼斯，它就还是苹果。”

若没人采摘，这些果实会熬过整个冬天，往往能挂在树上好多年。在大树桩周围两英尺范围内，常常能看见灰色的老果子，有时积了一圈，这是二三十年前树还年幼时就形成的——松果的确坚久。

在这个坚硬多刺的黑球里包含着上百个深棕色的种子，而且都是成对的，每一对在带刺的壳下有一个独立的小巢。每一粒种子都包裹着一层3/4英寸长的薄膜，薄膜分叉的末端又紧扣着种子，就像一只衔着松子的笼中小鸟等着被人放飞，一旦自由就可以飞走播撒种子。

风的消息已经传来，深入果球，种子已经准备好迎接它了。根据达尔文的说法，阿方斯·德·康多尔曾断言不开放的果实里从来没有带翼状膜的种子。它们天生就是要飞翔的。这层薄膜与种子是脱离的，你可以把后者取出来，就像我们对钟表表面玻璃的办法一样。

太阳和风是打开这些果实的关键，随着一声脆响，果子在地上跳两三下后就打开了，整个冬天到处都是这样。它们躺在地上，卷曲细瘦地把果子伸向天空，风把种子从果子里带出来，又把它们吹向远方。如果它们碰巧是在无风的时候落下的，它们立马直接掉在地上，快速地打个转；但只要有一点风，它们就会偏向一边。这常常让我想起一些灰肚鱼——灰背西鲱或是美洲西鲱——侧鳍和尾巴弯向一旁，整个身子都变成一个鳍，这不是像鸟那样用来飞翔的，而是帮助它在激流里保持方向，很多棕色的鱼每年都会这样来一场短距离的迁徙。

自然总是采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目的。如果她只希望一粒种子稍稍偏离落地点就能传播，也许只需要把它变成边缘薄薄的一个圆盘——这会有些不平衡——这样它就会在降落时吃重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它考虑到达比从松树顶端到地面更远更广的距离时，可移动的边缘，也可以叫作鳍或翅膀，也许就会加在这简单的形状上。

油松是一种多籽的树种，枝叶容易生长。它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结籽——有时松树还不到两英尺高呢。

我注意到有时因为土壤贫瘠或多石，这些树很难存活，它们就长出更多的果球。一棵只有三英尺高、三英尺宽的油松，长在山尖的一块岩石上，我数过它上面结着超过一百颗不同年龄的锥形果实。既然已经登上这个石堡，它的第一要务，尽管有些不便，就是开出成百的花朵，以便不受干扰地延续下去。P33-37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一段时光，往往是一个人，引导着我们的生命轨迹。在年青的时候，我既想当诗人又想当生物学家。周围的人——导师、朋友、父母——告诉我，必须在这两种互不相容的领域中选择其一。面对着文科和理科的职业选择，我的反应是纯粹的逃避：我离开众人，连续走上好几小时，并且阅读梭罗的作品。那个时候，有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所由鸡舍改建的小屋。我就在那里离群索居，写作，熟读生物文献，每天早晨阅读梭罗日记。

那天早晨的阅读经历是我有生以来最宝贵的一次。每天清晨，我都会沉思梭罗在一百年前同一天写下的篇章。当我上午、下午和晚间工作的时候，梭罗的话会越来越深地进入我的灵魂，就像令人敬畏的草籽发芽前会在土地里盘旋伸展。梭罗在那时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数月的犹疑困惑之后，生物学家和作家的人生目标终于确定下来。尽管后来还需要多年生态学、文学和人类植物学方面的学习，我终于安心下来研究和写作种子，以及它们如何在土地里、基因库里和文化里得以保存。

回顾往昔，我发现是梭罗坚定的声音和他对自然界持久稳固的信仰让我停泊下来。读他的日记，我知道了一个人如何能将细致的科学观察与诗人对语言的掌握糅和起来。在梭罗身上，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用将自然和诗歌对立起来，而是预想出一个可以同时丰富我们感知、心灵和头脑的均衡系统。

毫不奇怪我感到和这篇包含在《种子的信仰》里的出色论著《种子的传播》有着特别的关联。然而，这本超过一个世纪才得以传世的著作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扣动了我个人的心弦，还因为它传递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其中梭罗并未在文理科之间进行选择。小罗伯特·D·理查逊给这本书写了导言，他也是《亨利·梭罗：灵智生涯》的作者，他曾评论说，梭罗、爱默生及其同仁均“认识到在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之间并无裂痕，他们相信研究自然和理解自身最终都会达到同一个终点，那也是文学想要表达的目的”。相应的，可以说梭罗开创了北美文学生态学，这项工作如今有许多地理作家和文学生物地理学家在积极地开展。

幸运的是，其他天才也跟着梭罗的足迹在生态学和文学之间架起了更加坚固的桥梁——纳博科夫、斯坦贝克、洛伦·艾斯利、阿尔奇·卡尔、戴维·伊莱费尔德、巴巴拉·金索尔瓦、戴维·逵曼、珍·乔治、罗伯特·派勒。他们创造了神秘的生物、隐藏的兔子，以及他们作为生物学家在小说中碰到的自然轶事，这些作品展现了我们少见的领域，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梭罗在纯科学方面的探索长期以来被众人忽略，甚至遭到少数熟悉这部尚未发表著作的美国文学学者的轻视。从《瓦尔登湖》出版直至梭罗逝世，他大约四千页的日记和未完成的《日历》，也称《康科德之书》，被主要看作是对当地自然历史的详细观察。文学批评家从未被这些脱轨的“技术性作品”所吸引。例如，《梭罗日记精华》的编辑奥德·谢泼德认为梭罗对种子的研究仅仅是他毕生事业的一个篇章，最好不予发表。照谢泼德看来，梭罗1857年以后的日记充斥着困顿的书生气：

从日记的这点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发现思想者和诗人梭罗逐渐退化成了一名观察家。“如天堂一样辽阔的观点”被他自己曾畏惧的“显微镜式的狭小”所取代……

尽管梭罗始终致力于扩展自身的生物学知识，他偶尔也担心这种对科学的沉醉会影响他的艺术。1851年他问道：“什么样的科学虽然能丰富认知却损害想象？”尽管如此，他在以后的十年仍然继续磨练自己、戴维‘伊莱费尔德、巴巴拉·金索尔瓦、戴维·逵曼、珍·乔治、罗伯特·派勒。他们创造了神秘的生物、隐藏的兔子，以及他们作为生物学家在小说中碰到的自然轶事，这些作品展现了我们少见的领域，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梭罗在纯科学方面的探索长期以来被众人忽略，甚至遭到少数熟悉这部尚未发表著作的美国文学学者的轻视。从《瓦尔登湖》出版直至梭罗逝世，他大约四千页的日记和未完成的《日历》，也称《康科德之书》，被主要看作是对当地自然历史的详细观察。文学批评家从未被这些脱轨的“技术性作品”所吸引。例如，《梭罗日记精华》的编辑奥德·谢泼德认为梭罗对种子的研究仅仅是他毕生事业的一个篇章，最好不予发表。照谢泼德看来，梭罗1857年以后的日记充斥着困顿的书生气：

从日记的这点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发现思想者和诗人梭罗逐渐退化成了一名观察家。“如天堂一样辽阔的观点”被他自己曾畏惧的“显微镜式的狭小”所取代……

尽管梭罗始终致力于扩展自身的生物学知识，他偶尔也担心这种对科学的沉醉会影响他的艺术。1851年他问道：“什么样的科学虽然能丰富认知却损害想象？”尽管如此，他在以后的十年仍然继续磨练自己的科学观察能力，在作品中注入更多准确和权威的信息。1852年，当梭罗收到阿萨·格雷的《植物学手册》时，他终于掌握了能帮助他探索当地森林结构的工具。1860年代初期，他得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获悉了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总体观点，这为他的观察提供了权威的背景知识。

如同文学批评家对梭罗后期的科学作品不甚重视一样，植物学和动物学分类学家对他早期关于动植物的研究也有所诋毁。现代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直到梭罗晚年，他才获得了关于北美动植物的可靠资料——因此，他早期大多数关于生物学的误认是可以原谅的。何况，分类学也从未是他的长处，这种“失败”鼓励了一些植物历史学家，如雷·安吉洛在《关于亨利·戴维·梭罗日记的植物学索引》一书中指责梭罗无力区分毒长青藤和毒漆树，也不清楚康科德地区只有一种云杉生长。其他熟悉梭罗作品的科学家也注意到他对于田问动植物的认识不尽如人意。

然而，他们都没有看到重点，他们对梭罗的评价仅仅基于他贫乏的分类学知识，而低估了他对于动植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生态学方面的杰出洞见。实际上，我们从《种子的传播》中可以知道，梭罗是第一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影响的盎格鲁一萨克逊野外生态学家。梭罗在1856至1861年间的作品不但受到达尔文影响，还受到达尔文以前的理论家的影响，它们明确预示着直到1970年代才会完全成形的进化生态学领域关于植物生物学和共同进化方面的研究。他引领了许多课题——他统计了依靠附着在动物毛上、鸟类传播、哺乳动物摄取和排泄、以及风和水的带动得以扩散的种子的结局——这至今对于进化生态学家都是非常有趣的领域。他观察依靠动物传递的浆果的传播距离，其重要性保持了一个半世纪，这些观察非常准确，而且预见到了有关动植物互利共生的观点。

尽管自然选择的理论在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于远离温暖森林的热带群岛考察时便已萌生，梭罗认识到他们的原则既能适用于异域小岛，也能作用在他的家乡。在研究当地不同的种子传播综合病症及其进化适应性时，梭罗表现出极大的前瞻性。几十年以来，研究种子活动的生物学家仅仅收集那些依靠风力、流浪的水鸟，或者运送植物的木筏长距离传播种子的极端案例。这些趣闻仅考虑到异常之事——十亿分之一的种子在遥远的小岛上着陆，去征服新近形成的熔岩流。与此相反，梭罗的方法包括检验推论、进行野外实验、量化数据、实证鸟B确实将果C带到了地点A。他的研究更加可信地说明99％的种子传播范围不会超过母体几百码。

这种艰苦工作的结果是：梭罗在午后散步中逐渐阐明了绝大多数种子传播和树苗更新的方式。他通过机敏的推论得出了这些模式：他测量同类树木之间的距离，计算、称量、飘浮某些种子，注意那些积聚在窗户、车辙和动物洞穴的种子，并且观察巢鸟和哺乳动物能把浆果带到周围多远。他在群体生态学方面采取的个体研究方式——按照当今的标准来看非常现代——使他在后院里也能进行足够的观察：“就算拉布拉多的野外也无法比康科德的后院带来更多的野趣。”

1856年，梭罗在研究种子传播和森林更迭之际遇见了沃特·惠特曼。对他而言，惠特曼宛如美洲土地的代表、与众不同的乡土之声。一年之中，这样的比喻贯穿了梭罗的植物学研究：

如果一个人丰富强大，他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这里学习了40年田野的语言，也许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如果我走向大草原，我对它们一定知之不多，过去的经验不足以使我更好地描述它们。如果我去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参天大树也不如这里的杂草更为鲜活。

在他去世前些年，梭罗完全沉迷于“学习田野的语言”。对他来说，森林就是一部等待阅读的大书：人们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就能掌握它的语法、学会它句法的节奏。他对自然秩序的信仰使他相信，任何勤奋的学生都能学会所有植被系统的深层结构。

令人惊奇的是，梭罗不仅对眼前的森林进行仔细观察，他研究的是导致森林再生的过程。较他时代的其他植物学家而言，梭罗超越了对树木命名的阶段——命名只是森林的名词形式——他却在追踪它的动词形式：传粉或播种的鸟、啮齿动物和昆虫，以及其他所有塑造森林结构的媒介。

这是难学的语言。如1986年生态学家亨利·豪所承认：

自古以来，植物与吃它们果实的脊椎动物就有着不稳定的联系，无论是通过消化或播种……在当代的森林里，多达45％到90％的树种结出果实，这种进化明显是因为要满足鸟类或哺乳动物的需求。[然而，]从依靠动物传播种子的规模来看，无论植物传播种子的优势还是方法都没有完全被人理解，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困惑。

梭罗对学习森林语言的贡献令人赞叹。他对康科德的森林了如指掌。他每日散步、长年在田间测量、和当地其他自然主义者沟通，这使他知道每一处新生树苗和最近的同类成年树木之间的距离。尽管他对当地的地形了解详尽，梭罗最终仍然被田间探索所富有的未知性所吸引：

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也能发芽，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我等待着奇迹。

“土地本身是一个谷仓”，梭罗总结道。如果说作为生态学家，梭罗缺乏训练和科学知识，他却通过长期动态地观察土地以及他天才的比喻性思维方式对此做出了弥补。他论著中最可爱的章节在于他深厚的文学积淀涌现在他的科学观察当中。在这些文章里我们体验着他面对土地时表现出的准确与优雅。

大家知道，凤仙花的种子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像手枪一样进裂，突兀有力，常常让你当时吓一大跳。它们像开枪一样射出种子。我把它们带回家时它们甚至在我的帽子上爆炸。

在坚果落下一个月以后再看这棵树……地面看上去就像杂货店前的平台一样，村里的人坐在那里闲聊着，噼噼啪啪剥果子，开着不大高雅的玩笑。你会说，你在这场盛宴后来了，只得到些壳儿。

我们所有的桦树果都有三个圆裂片，就像长矛头一样……但这个物种的果子特别有趣，如同一只尊贵的鸟展开翅膀，特别像滑翔在田野上空的鹰，我在脚下看到它们时总会这样想。

正是借着种子的翅膀，梭罗回到了家乡，他死前在那里找到了安宁。尽管常常渴望到远方旅行，在阅读时也无所不包，梭罗最终相信，他在最近的家乡学到的东西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如果文学历史学家发现他在诗歌和哲学篇章里停止仿效华兹华斯和歌德，他们就误解了他的原意。梭罗并没有摒弃这些文学传统，而是试图将它们结合进他的研究，创造出一种更困难却更历久的语言：森林自己的语言。

格雷·保罗·纳班

《种子的信仰》是一本寻根的书。天下有各式各样寻根的故事，而梭罗则将笔触回溯到自然界的根源。他把目光停留在微不足道的种子身上，通过追寻森林成长的轨迹，揭示了种子传播和生长的秘密。无论远足，还是写作，梭罗都是为了完成同一项根本的追求，即对世界本源的探索。

对世界本源的热情贯穿了19世纪的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是有力的明证。在《种子的信仰》里，梭罗不止一次引用《物种起源》以及多部欧洲科学著作，如《鸟类史》、《植物学》等。事实上，这股寻根探源的烈焰不仅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里熊熊燃烧，也深深影响着同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人类学就是在19世纪萌芽的，而梭罗在文中也引用了皮克林的《人种及地理分布》，谈论文明人和野蛮人对种子分布的影响。同时代的小说家，如乔治·爱略特也注意到这股社会潮流，在《米德尔马契》这部长篇小说里，他塑造了一个希望发现所有神话起源的牧师和一个试图找出所有生命之源的医生。借用爱默生的话，这类探索的目的之一是证明“人类王国可以征服自然王国”，这给予了人类“一种统治权，这如今在他的梦想之外”。在此历史背景下，梭罗对种子的探索就并非仅仅出于热爱自然的本性，而是希望通过对细致的观察把握一门知识的秘密。因此，梭罗的研究态度首先是科学式的。在这本书里，他显示了惊人的细致与严谨。所有观察都有详细记录，观察的日期、植物的形态、动物的踪迹、地形地貌等等都有准确记载，而且这种记载往往持续若干年。可以说，康科德的自然界对梭罗而言是一个自足的文本，他如同最忠实的读者，竭力阐释着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大自然本身的变化。

然而，梭罗又不只是一位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兴起就与他、爱默生及富勒的倡导息息相关。作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超验主义宣称存在一种理想的精神实体，超越于经验和科学之外，通过直觉可以得到把握。爱默生于183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自然》，在最后一章，他提出人是“沦为废墟的上帝”，而大自然则是他孤独的意识。因为人类创造力的丧失，自然冻结为一种象征形式，而人可以通过破解这些暗示逐渐恢复他丢失的能力。从这一论点出发，可以发现自然界不再只是物质，而是对人的思想具有一种救赎作用的生命存在。梭罗深受爱默生的影响，对超验主义的这一主张身体力行。他在新英格兰群山中的无数次远足正是希望通过自然媒介，完成对人类内在神性的回归。

相对于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梭罗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充盈着一股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美。在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里，每种事物都在和其他事物交谈、回应，形成复杂的对话体系。如梭罗所言：“每棵树、每丛灌木、每棵草都把头昂扬在白雪之上，它们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结冰的外衣，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在回应夏季的装扮。”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自我、自然以及大地循环的语言。在大自然中可居可游可写的生活对梭罗而言乃是一次自我发现的经历。他不仅是严格的记录员，也是自由的漫步者，他将自我铭刻在荒野之中，这已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方式。如梭罗所言：“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主要是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是生活在其间，不管它是好是坏。”上山下湖都是生命过程的实现，是最快乐的问与答。世俗意义上的家已不再重要，因为大地处处都是家。可惜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经历很陌生，农夫对他们的田园知之不多，只顾毁林赚钱。梭罗没有直接攻击这种实用主义，他只是静静地在林问行走、丈量、观察，将这场对话化为一场隐秘而私人的经验。这场持续的行走最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如果不是镇里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想用自己的事打扰读者们的注意力。”无论初衷如何，他的个人目的最终影响了其他人。

在梭罗于哈佛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美国学者》为题发表了演讲，吹响了美国文学独立精神的号角。他提出美国人“倾听欧洲显贵的缪斯已经太久了”，希望美国自由人“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要用自己的手工作……要说出自己的思想”。我们不知道梭罗是否聆听了爱默生的发言，但可以肯定，他比起同时代的人更好地履行了爱默生的提议。

王海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