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黄，还是姓张？
姓黄？姓张？哪怕到了八十几岁，黄永玉自己也说不准确。
人也奇怪，在漂泊摔打跌宕起伏的岁月中，黄永玉从未想到过在父母那里追根究底。是顾不上，还是没有这个意识？自儿时起，他就听前辈说过他们家原本姓张，但为什么后来改姓黄，黄家的人死后的墓碑上通常照例刻上“张公”而非“黄公”，其中原因至今也不明白。祖辈的来龙去脉，对于他，或许知道个大概也就够了。
表叔沈从文一篇失而复得的小说《来的是谁》，在二○○七年一经面世，黄家的这个少为人知的秘密，忽然间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黄永玉的曾祖父是沈从文的外公，而在沈从文前往北京进入文坛之前，陪伴沈从文一同漂泊湘西的正是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黄家的渊源，想必曾是两位表兄弟滞留洞庭湖时的一个话题。难以想象的是，沈从文对黄家家世的追根求源好像有着特殊的兴趣，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以黄家家世来写一部小说的愿望，却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没有消失。“文革”期间，他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百无聊赖中却终于找到了重续文学之梦的最好方式——为黄家写一部小说。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正在中央美院河北磁县“五七干校”劳动的黄永班，突然收到了深从文寄来的邮件，厚厚一叠。他回忆说：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我黄家家世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来的是谁》，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他老人家忽然正儿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解放以后，他可从未如此这般地动过脑子。……于是，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给刘一友的信》，载《文星街大哥》)
沈从文的小说开篇，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气氛，把“姓黄还是姓张”的悬念，与一位不期而至的老人的飘然而去，一并留给了小说中的黄氏一家人。
小说中，一位从乡下走进京城的老头，敲响了黄家的门。父母不在，只有兄妹两人在家中。一场老头与黄家女儿有趣的对话开始了：
“我找姓张的！”
“找张什么？”
“张永玉！”
“没有这个人！”
“那找张黑蛮！”
“我这里也没有张黑蛮，李黑蛮，却只有个——”
“那就找张黑妮！”
“我们这里住的不是姓张的，是姓——你找错了！”
——生活中黄永玉家的情况与小说完全一样，儿子叫黑蛮，女儿叫黑妮。
警惕骗子的黑妮没有开门。她听到外边的老头子带点失望神气自言自语：“那就怪了？明明白白是住在这里的，哪会错？”
小说写道：“引起了大姑娘一点好奇心，于是一面想起‘为人民服务’教训，另一面想再摸摸底，于是，变了变语气，和和气气，慢慢的，一字一句的说，‘老同志，您是哪里来的？您找门牌错了，这里住的姓黄，门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您有什么事？’”
黑妮最终没有为老人开门，老人怏怏而去。父母回来听说此事，父亲猛然醒悟也许去世多年的爷爷并没有去世，又从家乡来找他们了。但当他和黑妮赶到火车站时，开往家乡的火车已缓缓启动，没有找到老人，只有黑妮透过车窗看到刚才敲门的老人模糊身影。回到家，却在信箱里发现一封信，信封上明明白白写着“张永玉同志收”。拆开一看，只是一摞白稿纸，在末后一页才发现用淡墨写的五六行小字：
“张永玉，你这个聪明人，真是越读《矛盾论》越糊涂，转向反面。到今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妻室儿女也不明白自己姓什么。世界上哪有这种聪明人？为什么不好好的作点调查研究，或问问有关系的熟人？你回家扫墓时，为什么不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
小说中的父亲沉吟良久。他所琢磨的恰恰就是生活中的黄永玉不止一次与人谈过的内容：“对，我是没有问过，我自己父亲的一生也不大明白！上坟也没有看过碑上写些什么，只知道上几代有个黄河清，是读书人，点过拔贡，看守文庙，相当穷。老家有株大椿树，三四个人还抱不住，所以叫做‘古椿书屋’。此外白纸一张。有几个姑婆和几个伯伯叔叔，还不明白！”
姓黄还是姓张？沈从文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遗憾的是，不知为何，小”仅仅写了第一章就戛然而止，试图解说的谜团，依然还是谜。不过，他的小说开篇的结束文字却为本书的叙述做了最好的铺垫。
姓黄还是姓张？对于叙述黄永玉人生故事的传记作者来说，是否能够找出真实答案，也许真的不重要。人们所知道的是，在一九四六年，二十二岁的黄永玉，与一位广东姑娘梅溪恋爱结婚。梅溪姑娘恰好姓张。
有意或无意，黄与张两个姓氏，真的融为了同一个家庭。
P3-7
本书出版得到了诸多前辈和友人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黄永玉先生一家及亲友，多年来接受采访，提供史料，并同意在本书里使用相关作品影像；
感谢姜德明先生提供《战时木刻》等民国杂志，使本书对黄永玉早期艺术活动的叙述，有了难得的曼料基础；
感谢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周庆先生和资料室同仁，香港文史专家小思女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为我查阅资料提供帮助；
感谢孔夫子旧书网和宏明先生，以及网上熟悉和不熟悉的摊主，为我搜集资料提供诸多便利；
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董伟、杨忠诚、陈志明先生等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
最后，还应特别说明一点，本书在叙述“文革”美术事件时，为了较为客观、真实地接近历史原貌，使用了一些画家当时的作品图片，以及带有“文革”特点的大批判文字与丑化漫画，希望此举能得到相关者及其家人的理解与宽容。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本人将在新版时加以修订。
李辉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
最初产生为黄永玉先生写传的念头，远在二十年前。
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应黄先生之邀，随他一起前往凤凰古城，遂有了我的第一次湘西行。那一年，我三十出头，他六十五岁。
当时，我的研究课题是沈从文，我们一路上谈得最投机的也是沈从文。说得兴致来了，他说，我们找个充足时间，按照沈从文早年漂泊的路线，再在湘西泛舟漫游。他画画，我写文章，然后一起出本书。后来知道，他同不少人都这么兴致勃勃地提议过，可见他对这一构想一直情有独钟。当然，构想终归是构想，实现已不可能。岁月荏苒，水流不再，即便真的实施，行走与感觉，想象中的浪漫恐怕也未必尽如人愿了。
就在此次凤凰同行期间，我走进位于白羊岭的黄家小楼，听黄先生讲述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时住在这里的故事。我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改了话题，这一次是听他讲述自己儿时的凤凰记忆。于是，我的笔记本上，有了《传奇黄永玉》写作的第一一次采访记录。
记得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绵绵阴雨中，清明时节的凤凰仍有寒意。
没想到，过了：二十年，我才写出了这本书。其实，《传奇黄永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它更像一本介乎于传记与评传之间的散记。或以故事叙述为：主(缺少史料印证的早期生活)，或基于史料的发掘来解读传主与某一具体人物的关联(如与沈从文、汪曾祺的交往)，或借传主的故事进而展开对某一时期美术界整体的考证与叙述(如“文革”美术风云的碎片拼贴)。从时间上看，所描述的生平与创作，集中在一九二四——一九七六年之间。从这一点上说，本书应是《传奇黄永玉》的第一卷，而一九七六年之后的生平与创作，应是下一卷的主要内容。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来说，下一卷的写作可能更有挑战性，也更有历史分量。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里，随着黄永玉艺术与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随着其文化地位的口益重要，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他与朝野关系的交错起伏，随着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与在雅俗之间的游弋，值得描述的内容显然会越来越多——以他为主人公原型创作的电影《苦恋》的批判风波；猴票设计在集邮界引发的轰动和酒鬼包装设计的开创性意义；他在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激情进发；他与一些艺术家之间的个人恩怨凸现出背后的历史风云和性格冲突；绘画之外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获得的殊荣和产生的影响力……
一切有待日后的再叙述。
二00九年夏天，黄永玉创作了一幅纸本重彩画《荷》，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创作的最大一幅作品：长五米，高六米。黄永玉以痴爱荷花、善画荷花而著称，故将北京郊区寓所命名为“万荷堂”。画这幅《荷》，费时一个多月，他每日自己操作电动起落架，站在高高平台上，画金色阳光下满池灿烂无比的荷花。起落之间，哪里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即将走进八十六岁的黄永玉，激情进发，极富创造性。他大胆而独具匠心地在画纸的右上角，留下一圈白色作为太阳。阳光由白而明黄、而橘黄、而淡黄，然后漫天红色。以白色为太阳，阳光顿时明亮而辉煌，远比通常以红色画太阳更为生动，更有视觉的冲击力。同时，这一处理，在构图上使太阳与下方荷塘景象相交融，并形成轻与重、空灵与浓烈的艺术呼应。满池荷叶、荷花、浮萍、水草，错而不乱。黄永玉近年来酷爱斑斓色彩，突出重彩效果，这一次，画巨幅荷花，内心似有更猛烈的艺术冲动，使他几乎走到了尽兴挥洒色彩的极端。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处细节的点染，既与以往风格相衔接，又因画面的巨大，而增加了色彩的层次与色块的呼应。画面整体效果气势恢弘，粗犷而富有张力，局部则又构思缜密，笔触细腻，就是在这种风格的呼应与渗透中，显出画家的艺术活力。
画过多少次荷花，恐怕这一次，黄永玉才尽兴画出了他对荷花的全部色彩的想象。这想象，因印象而来，也因梦而来。“我的魂都在里面了。”站在画前，黄永玉动情地告诉我。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谈到人生时黄永玉常爱弓l用这句诗。
阳光下，每个人的·切都将被照亮。
写于二00九年十月，北京
传奇，写在风景里，写在漂泊中……读一个人的传奇，读个性，读才情，读文人交往的悲欢离合，读当代中国美术的[文革]命运。任何个人的传奇，其实都不属于自己，早就融进了一个民族的沧桑。
黄永玉，1916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堪称中国才华横溢、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与不同的传奇紧紧联系在一起：小学毕业却成为艺术名家、“文革”中的猫头鹰“黑画风波”、电影《苦恋》的主人公原型、创造集邮奇迹的猴票、领设计风气之先的“酒鬼”酒瓶、著名八十几岁继续创作长篇小说在《收获》连载……
这部人物传记就是以黄永玉的传奇人生为题材写就的。
本书为四色彩印，精致大方，四百多幅历史照片和彩图，印制精美，更使此书成为一本值得长久珍藏的文化读本。
这是一部以我国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传奇人生为题材的人物传记。
作者李辉将黄永玉与中国美术界将近七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的风云变幻做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对黄永玉传奇人生诸多方面作了首次披露。在书中，我们第一次读到，早在1948年，上海左翼文化界，就将黄永玉的木刻艺术与钱钟书的《围城》放在同一个刊物上进行批判，并将之与其表叔沈从文的批判相呼应；五十年代初，香港左翼文艺界继续对黄永玉进行批判，而他在自我检讨中又尽量辩解。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把对“文革”期间美术风云的叙述作为本书的一个重点，从对齐白石、陈半丁、丰子恺、李可染等人猛烈批判，到1974年的“黑画事件”大批画家的“全军覆没”，作者以对大量“文革”小报的归纳整理，以对群体画家故事的叙述，使中国画的“文革”命运第一次得到生动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