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知识分子在大学校园里的生命故事——从农村进入大学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尚金堂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学术和仕途上的较高成就，在三十余年教育突变的大潮中，他迷失于情感、金钱，他的心灵变得谨慎、敏感、飘渺而支离破碎……

教授，知识的权威，为什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当下尽显人性的低级欲望，以至于“叫兽”？第一届工农兵学院金尚堂在这个变革中的社会里，成为既得利益者，著作等身，且做了大学的文学院长，为何最终又遭遇牢狱之灾？本书满载智慧，用大时代的变迁作背景，以细腻工笔与独特的视角，抓住了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灵魂。

李小东个头原本不高，这下更是觉得矮人三分。他当天夜里悄悄地取下公告栏里的两封信和檀香扇，离开了东方大学，他宿舍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带走，包括他喜欢的二胡。

这件事情以后，大家对司马红革有了各样的看法，关于她的过去，也开始流传开来。或许是因为学校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生活内容又比较枯燥，除了上课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就是上课，于是，就有了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和传播热情。读书人因为追索理论建树而一向设想大胆，在构架完整的、自圆其说的理论过程中小心求证。他们精益求精，而耻于漏洞百出。职业的习惯具有明显的延展性，他们对传言也是一丝不苟的。于是，在随声附和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任意夸大，不知不觉地补充细节，不知不觉地把推测当做结论，不知不觉地把结论当做条件，有添加主标题的，还有添加尾声的，也还有添加追问的。结果，司马红革的过去变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人物列传。她自己听说了，实在怀疑是不是在议论她，也就不屑去纠正了。

她自己的生命轨迹其实是再清晰不过的了。十四岁的她作为急先锋叱咤风云，在整个南京城就已经家喻户晓了，一是因为她带领同学抄了自己的家，革命最彻底，不给自己留后路；二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初中的学生竟然带领中学的同学揪出了东方大学的资产阶级熊雄雄，而熊雄雄畏罪自杀，她革命最勇敢，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三是因为她砸烂了东方大学美术系，革命最有力，是资产阶级的克星。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她十六岁的时候，辐射全国城镇的最高指示规定：知识青年应该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扎根农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安家落户。急先锋如司马红革也不例外。

不是一直说工人阶级最先进吗？为什么不向先进的工人阶级学习而要千里迢迢去向落后的农民学习呢？知识青年到农村能够接受到怎样的再教育呢？这样的再教育对于祖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为什么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就一定要在农村扎根呢？为什么会是农村最需要知识青年呢？城市不需要知识青年吗？那么，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呢？工厂又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或者，为什么不要把知识青年留在城市里呢？当时的知识青年都在做些什么呢？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知识青年是不是应该去感受、去经历并去分担正在发生着的贫困呢？……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会有诸如此类的疑问，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清晰地解释最高指示的动机和目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找到他人和反观自我的坐标。

当时的司马红革没有多想，也没有能力思考。既是最高指示，她便毫不犹豫地带头执行，在工宣队的喧天锣鼓声中，进入安徽农村。五年之后，与当地已经上了大学的农民尚金堂结婚。婚后的当年，便回到南京城。

司马红革入学第二学年的春季学期，她和同届的同学基本上都跟七七级的学生一起听课。系主任左南山主讲哲学史。课堂开场的时候，他随意而轻松地说：

“康德敬畏两件事情：天上的星星，内心的道德。你们呢？想想，你们呢？你们有怎样的敬畏？所以，一方面，我们学哲学，还要用哲学，用哲学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学哲学，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认识世界的能力，获得批判他人和批判自我的能力……”

司马红革一下子就给怔住了，已经在哲学系学了一年多的课程，都还是不困难的，差不多所有的课程内容，报纸上都找得到。可是，左南山所说的康德，她不知道是谁，“敬畏”这个词又很陌生，也不知道什么是“内心的道德”，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敬畏天上的星星。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敬畏什么，虽然是坐在哲学系左南山的课堂里，她却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左南山又说：

“德国哲学家尼采把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创造时期。合群时期就是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自我意识缺失。沙漠时期就是开始独立地思索，形成自我意识觉醒。创造时期就是个性独立的状态。晚清一代宗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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