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考察和体会一下我国维吾尔族的民族风貌，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并不是理想之处，还必须继续西行，前往访问我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在那里，人们可以领略到维吾尔人浓郁的民族风貌、纯情的西部歌舞、悠远的西域历史和古老的民族文化。

这段历史从边城喀什讲起，现在人们将那里的阿帕克和卓墓误称为“香妃墓”。本书即讲述容妃的真实故事，以及“香妃”传说流传的始末。

“香妃”为文学的形象，并非历史人物。历史上乾隆有一位妃子“容妃”。本书即讲述容妃的真实故事，以及“香妃”传说流传的始末。

这段历史从边城喀什讲起，现在人们将那里的阿帕克和卓墓误称为“香妃墓”。本书由此展开新疆喀什伊斯兰宗教贵族——和卓家族内部的两派斗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南疆政局动荡，和北疆准噶尔蒙古对南疆的兼并……乾隆二十五年，南疆额色尹和卓家族中的一位女子进宫被封为“贵人”，后晋封为“容妃”。到了民国年间，大量涌现的清代野史将容妃塑造成“香妃”，出现了“宠妃”和“烈女”两种形象。本书的叙述，拂去了容妃形象上的灰尘，解开了“香妃”传说之谜。

引言

一 和卓——伊斯兰教的宗教显贵

 阿帕克和卓墓

 伊斯兰教与“和卓”

 阿帕克和卓初登舞台

 阿帕克和卓的辉煌年代

 天山脚下的动荡引起朝廷的关注

 和卓们的最后结局

 乾隆治新政策的谋定

 赴京的和卓们入了旗籍

二 容妃——乾隆皇帝的维吾尔族妃子

 当了皇妃的和卓女

 后宫的生活毕竟优裕

 科派沙枣树和乌什起义

 乾隆下令屠杀乌什人民

 容妃陪侍乾隆热河行围

 容妃陪侍乾隆下江南

 容妃陪侍乾隆东巡和祭祖

 容妃晚年的生活

 容妃的死与葬身之处

 皇妃荫蔽下的和卓们

 住京和卓后裔有人回乡成亲

 住京和卓后裔有人运尸回籍

三 “香妃——文人笔下的文学形象

 谁将和卓坟误会成“香娘娘庙”

 子虚乌有的事也有人信

 “香妃”迎来了走红的好光景

 “香妃”故事掩盖了容妃的史实

 学者们并没有沉默

 “香妃”的维吾尔名字

 守墓阿訇说不出“香妃”埋在哪

 守墓阿訇的说法正在改变

 清东陵清理出容妃的棺木

 扑朔迷离的“香妃像”

 存疑待考的“容妃像”

 北京维吾尔人的状况

 后语

附录：乾隆《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

附表

 表一：新疆伊斯兰教和卓世系表之

 表二：新疆伊斯兰教和卓世系表之二——白山派阿帕克和卓家族

 表三：新疆伊斯兰教和卓世系表之三——白山派喀喇玛特和卓家族

 表四：新疆伊斯兰教和卓世系表之四——黑山派和卓家族

迁居北京的新疆贵族共有八户。他们是上文提到的白山派喀喇玛特家族的四户和卓：额色尹，封辅国公；帕尔萨，封三等台吉(蒙语：taiji，源自汉语“太子”，蒙古王公的爵位)；他们的侄儿玛木特，封头等台吉；图尔都，封头等台吉；另一户是他们的远房族亲阿卜都喇满，封三等台吉。又有两户南疆维吾尔族阿奇木：霍集斯，封贝勒(满语：beile，清代宗室爵号)；和什克，封辅国公。此外，还有一户是前叶尔羌汗国东部统治者巴拜汗的曾孙哈什木，朝廷称之为“元裔”，即蒙古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的后裔，封台吉。由于他们都受封为台吉及其以上的爵衔，所以史书上并称为“回疆住京八爵”。

清代的封爵制度很复杂，区分为不同的对象和层次。其中对待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归理藩院掌管，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满语：beisi，宗室爵号)、镇国公、辅国公六等；公以下的是台吉，分一至四等。他们所得的俸银等，也因封爵等级的不同而有差别。封爵的晋升是很严格的，必须建有特殊的功勋；继承则只准一个儿子继承，不是因为军功而继承的爵位，必须降低等级；也有例外，那是皇帝特别恩准的“世袭罔替”，这才毋需降级承袭。

这八位王公台吉的生活由理藩院直接管理，按时支付俸银，赏给禄米。他们的管家、跟随、厨师、匠人、仆役、杂耍、歌舞班子以及阿訇等神职人员等等，大约有二三百人，被编为一个佐领，隶属于蒙古正白旗，按时发放俸禄口粮。旗的最高长官是都统，下面分为若干佐领，归内务府管辖。主管京城维吾尔人的佐领，名叫白和卓；佐领之下设骁骑校一人、领催四人协助办事。后来陆续迁入京师的新疆维吾尔人等，也都安插在这里。据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的记载，所有住京的新疆籍人员，以郡王衔的贝勒霍集斯为首，统统编入镶黄旗、正白旗三佐领下进行管理。他们的俸银、禄米、钱粮、马干、出城照票、随围官马、路费等等，都由各自所在的旗分依照规定的成例办理。

这样的安排，对于摆脱屈辱的人质生涯而变成皇家贵族的和卓来说，无异于一步登天；对于来自西陲绿洲的阿奇木而言，朝廷新贵的优渥待遇也足以十百倍地补偿在故乡丧失了的特权。他们是感恩戴德、乐意为朝廷驱策效力的。

除了已获得皇家贵族身份的和卓以外，还有一位被俘虏的和卓，那是大和卓布拉尼敦的一个幼子阿不都哈里(见表二)。他是由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派人同巴达克山酋长交涉后被引渡回国的，于1763年即乾隆二十八年押解到了北京。阿不都哈里因为年幼被免于一死，发配功臣家为奴，这就谈不上什么待遇的事了。

为了安顿远方来的贵族，1760年1月即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内务府已经将北京的几处房子修造完毕。分配给额色尹他们一大家子人居住的房屋是在长安门以西，就是今天西长安街东段路南，当年被称为“回子营”的地方。伊斯兰教在历史上长期被称做“回教”，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统称为“回人”；为了同内地的穆斯林“回民”相区别，清代将新疆的穆斯林称做“回子”，有时前面再冠以地名作为籍贯。两个多月之后，对图尔都的居住地方做了新的安排，搬迁到东大市六条胡同去住了，这便是今天的东四北六条，有22间官房供他一户单独居住。这些贵族们手下的属民，分别居住在德胜门内、西直门内沟沿、地安门内沙滩、宣内马石桥等处。他们在这些地方的住处也被叫做“回子营”。

这些住房，特别是长安街“回子营”的住房，后来陆续修葺增建，规模逐渐扩大；但它的内部结构，似乎都是三间一户、户户相连的八旗营房式建筑，不见得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有什么南疆的维吾尔民族特色。也许还备有一些空房，因为每年南疆的王公和高级伯克来京朝觐皇帝，都由额色尹他们接待居住，生活上便于安排和照应。和卓们的歌舞和杂技人员，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到宫禁森严的皇宫里面去演出献艺。如今大为走红的高空走绳——“达瓦孜”(维吾尔语：dawrdz)，也曾经进入紫禁城内，在皇帝和后妃们面前做过扣人心弦的精彩表演。

那么多穆斯林居民迁入京城，宗教活动场所是必须予以解决的。在回子营建造完竣的四年之后，在它的西面动工修建了清真寺。工程进行了一年多，于1764年即乾隆二十九年竣工交付使用。它坐落在今天的西城区东安福胡同内，是我国唯一一座敕建和皇帝亲撰碑记的维吾尔清真寺。这座敕建清真寺占地25亩，院内广植柏树和柳树，环境安静而幽雅。寺内立有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一方，用汉、满、蒙、维四种文字镌刻。乾隆在碑文中说到了建寺的缘由：伊犁的准噶尔人在承德有了普宁寺、固勒扎庙等喇嘛庙，维吾尔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礼拜场所，这就是敕建这座清真寺的缘由。

敕建清真寺的大殿坐西朝东，殿堂非常宽敞，有七个开间，四周的围廊也各有一个开间的宽度，俗称“明七暗九”。大殿中部有高耸的亭顶，殿的四角各有角亭，覆以碧色琉璃瓦，红柱棂窗，绚丽美观。所谓中央的亭顶和四周的角亭就是小型“邦克楼”式样的装饰。真正的邦克楼建在山门上。古建筑专家杨乃济教授根据刊布的一张19世纪70—80年代法国人所摄的照片分析，这座门楼立于券门城台上，是二层木结构的楼阁，下部的城台立面遍布维吾尔建筑惯用的几何图案拼砖花饰，是一座维汉合璧式的建筑。这座清真寺，有人认为不如北京牛街的清真寺，但比新疆的所有清真寺都要辉煌壮丽得多，到北京朝觐皇帝的新疆王公伯克们见了都赞叹不已。P026-028

如果想考察和体会一下我国维吾尔族的民族风貌，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并不是理想之处，还必须继续西行，前往访问我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在那里，人们可以领略到维吾尔人浓郁的民族风貌、纯情的西部歌舞、悠远的西域历史和古老的民族文化。

喀什，在维吾尔语中称做“Kashgal”。在汉唐以来的汉文史书中，它被称做“疏勒”、“竭石”和“竭叉”；蒙元(1206-1368)时被写成“乞思合尔”、“可失哈尔”或“合失合尔”；明代(1368-1644)称做“哈失哈”；在清代(1644-1911)才逐渐稳定为“喀什噶尔”。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西部古城，解放后于1952年建为喀什市，1986年12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时代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边陲小城喀什也没有例外。过去的“扬灰”土路统统让位于硬质路面，大小车辆奔驰在笔直平坦的柏油路上。大街两侧的钢筋水泥建筑一栋栋拔地而起，办公大楼、超市、购物中心和居民小区鳞次栉比，绿树和路灯延伸到街道的尽头。它们给古老的边城带来了现代化的气息。当人们走到大街的背后，抗震安居房和整齐的小巷，已经开始逐步替代往昔土坯房的旧民居。但是迷宫似的小巷，作为古老喀什的特殊景点仍被保留着，有了一个“高台民居”的美名吸引人们前往参观。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里依然是一个具有西北风貌和新疆特色的穆斯林(阿拉伯语：Muslin的音译，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城镇，是一个阔步走向现代化的老城，是一个迅速发展中的新城。

古老的城市必然具备她的引以为自豪的、从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文物古迹，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城市无可企及的。近年来，这些古老的人文景观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如疏勒古城、罕诺依古城、莫尔佛塔、艾提卡(Idkah)清真寺等等，名声最为响亮的要算是“阿帕克和卓墓”了。到喀什的人，没有一个不会慕名前往访问和参观的，前往拜谒祈祷的各地和外国穆斯林群众也往往不少。

历史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河，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争权夺利和分崩离析，被统一和安宁代替了；民族隔阂与族群不和，被团结与和睦代替了。历史又像永不止息的滚滚巨轮，将落后的、阻碍社会前进的种种陈规陋习抛在了后面。和卓和王公、皇帝和后妃、主子和奴隶……对于现今的人们来说，距离是那么遥远。

但是人们又不愿意忘却自己的历史，愿意将历史上的种种迷雾、件件疑虑，查出个究竟来。求真和探秘的心情人们都是有的。于是容妃的家世大体上弄清楚了，“香妃”和“香妃墓”的谜也查出了他们的来龙去脉。还没有被弄清的事情还有不少，例如迁葬回籍的是谁、纷纷扬扬的“香妃画像”究竟是谁，等等。

人们还不愿意没有文艺作品。按已经发现的新史料撰写的文艺作品，从小说到影视剧，无论是容妃的，还是“香妃”的，有的已经出版和播映，有的大概还在构思和创作。

不过，史学就是史学，它必须严格按照史学研究的规范来进行探索和研究，向读者提供可信的、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历史真实。文学就是文学，它必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曲折动人的故事、合乎逻辑发展的情节，以满足人们对文学欣赏的要求。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史学和文学应当各走各的路。如果是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那还不得不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忠于历史事件的真实，在此基础之上再虚构出足以吸引人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这是编历史剧的难处，是关系到历史剧成败的关键；否则最好不要使用“历史剧”这一名称，称之为“古装剧”也许更为合适。

在容妃和“香妃”之间划等号，是现如今的通常做法，笔者是极不赞成的。容妃是清朝皇室中唯一一位维吾尔族妃子，她的一生已经探究得比较清楚。“香妃”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却被弄得与原型容妃大相径庭。作为历史人物的容妃，由历史学家去继续探讨和研究。作为文学形象“香妃”，由小说家、剧作家去构思。新的素材已经有了，塑造出一个全新的“香妃”形象，应该是可能的。但愿作家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千万不要将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混为一谈。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必须感谢几位好友，没有他们的鼓励，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图文并茂的小册子。

新疆大学高教研究所的周轩教授，很早就约笔者写这样的小册子。因为当时笔者刚刚退休，手头还有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百科全书》中历史部分的词条释文正在撰写，没有时间动笔。一起撰写《新疆百科全书》释文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炳华听说后，深表赞成，认为可以拉到一些赞助，也确实替笔者张罗到一笔启动经费。笔者参加的一个有学者和企业家共建的研究会，也曾经列有“香妃研究”的规划。

2003年，笔者的工作告一段落，便同早年认识的河北遵化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前副主任于善浦先生联系，得知他正奉派在上海工作，当即动用那笔启动资金前去拜访，获得了于先生慷慨提供的清东陵第一手图片资料十多张。趁便笔者又在上海搜集了一些资料。年底，初稿大体完成。这时，王炳华又让他的好友、中国摄影家学会副主席兼新疆摄影家协会主席李学亮先生提供未曾发表的摄影新作。于、李两位先生的大力帮助，使这一小册子增色良多。

情况总是不断在变。原先以为可以轻松获得的出版赞助，等到初稿完成需要动用之时却双双落空。既然如此，也就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将这一书稿弄得完善一些。于是更新电脑上宽带，购买了两家数字图书馆的阅读卡，足不出户查到了一些资料。幸喜之余想要恭维眼下的数字图书馆也难，一些古籍、一些港台出版物，基本阙如。但是也不敢苛求，他们毕竟是为大众服务的，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属于“小众”之列；更何况数字图书业还处在初创时期，一时也难以照顾到方方面面。  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内地的朋友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珍博士，将台湾出版物中的图片扫描后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使得小册子中的“香妃”画像得以充实。想请人拍摄一张《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近年的照片，几位友人回电话说，见都没有见着；最后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陈燮章先生，从国家图书馆复制了孟森《清代史》中刊布的拓片图片，刻录在光盘上邮寄给了笔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远硕士，为笔者复印了英文版的《热河》，其中的“香妃”故事同我们熟悉的又有很大差异，不知道斯文赫定博士在撰作时是否有所“加工”。

1985年香港《明报月刊》上的图片，笔者在上海寻觅不到，只有更晚些时候的刊物；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女士帮忙，经多方奔走也是同样结果。失望之余，想起了香港龄记出版公司的总编辑陈佳荣先生。笔者同陈先生相会在多次中外关系史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上。乐于助人的陈先生收到信函后，亲自到图书馆找到这本刊物，并将图片扫描后用电子邮件发过来了。

一些阿帕克和卓墓的陈年旧照片，承蒙乌鲁木齐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蔡美权先生的帮助，提供了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编的《新疆维吾尔建筑装饰》(1962年韩嘉桐、袁必垫编辑，1982年张晶采加工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的图片，否则笔者是无从寻觅的。

数字图书尽管不够理想，但是对当前IT业的发展还是应该表达由衷的钦佩。笔者通过搜索引擎从互联网上查得许多参考资料和他处不易觅得的图片，一幅刊布在外文书上的北京回子营敕建清真寺的照片令笔者得意了一番。新疆师范大学的朱玉麒教授认为这幅照片不适合制版，只要有书，不妨再设法找一找。他约请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东平教授查到了另一本外文书，再请北京大学的博士生陈昊代为复制寄赠，作为拙稿《乾隆时期寓京维吾尔人和敕建清真寺》的插图，在《西域文史》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上刊用，这里是再次使用。笔者与陈博士素未谋面，一并致谢。

新疆和卓的世系表，仅有白山派一系是不够的；而黑山派一系，笔者一时又搜罗不全。幸而在刘正寅、魏良驶先生的《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觅得，始告补全。相关宗教资料，除该书外，又参考了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他参考书刊已经在正文中提及，不赘。

最后要感谢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众多研究员：民族所的李树辉、宗教所的马品彦、宝文安(回族)，历史所的吐娜(蒙古族)、佟克力(锡伯族)等。他们是笔者民族语言和宗教知识方面的义务顾问，遇到一些工具书上查不出来的疑难问题，只能向他们请教，他们都是有问必答。还要感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耿舁先生和新疆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田卫疆先生，承蒙他们的邀请，使笔者出席了2006年初夏在喀什召开的中外关系史学会的学术讨论会，得以在35年之后重访喀什，亲眼目睹了边城的历史巨变。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5万字的初稿增补成7万多字，并应此间某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将40多幅图片扩充成200余幅。该社约请专家审阅了拙稿并获得通过，终因经费短绌而退稿。

又是一年多的光阴过去了，当笔者取回书稿时已是2008年的春夏之交。北京的赵珍女士获悉后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潘正平先生联系，潘先生立即介绍给责任编辑曾诚先生。曾先生发来电邮索看拙稿，后来希望尽快交稿。笔者坦言打算将已经搜集到手的一些资料和图片补充进去，同时请求编辑们提出修改意见。三联的编辑们商定书名要改，图片要精选。笔者原来的书名是《容妃的家世“香妃”的谜》，虽然考虑到了一实一虚，却没有虑及两者并列可能造成的误解；经过两三次电邮商议斟酌，更名为《“香妃”——乾隆容妃的幻影》，图片也经过精选酌留小半。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出版任务繁重的日子里，他们能将拙稿列入计划，实在是万幸。

没有周、王两位，笔者不会对这位皇妃继续下功夫搜集资料和撰写书稿，没有赵、曾两位，读者不可能看到这一小册子。至于还有错误和不能使读者满意的地方，那是由于笔者的孤陋和浅薄，只得请大家予以宽恕，同时希望学者同仁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匡正谬误、求解疑难，幸甚！

纪大椿

2009年3月于梦得斋